二老伯——安孝义短篇小说选

　　邮电分设不久，电信便在吉山的文龙口重建了“五七”农场，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老葛和老汪两位老伯的。
　　早晨乳白色的雾气时隐时现，像云烟一样掩隐了枯萎的藤蔓和荆棘，遮蔽了远近的峰峦和山涧清澈流淌的溪水。山腰上刨冻土扑哧扑哧沉闷的响声，混合着此起彼伏干打垒舞动木杵的“噗噗”声，仿佛从深邃的黑水潭里，冒出幽灵一般的绿色气泡，使得冬日的峡谷荡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神秘凄迷。
　　老葛是个孤寡老头，旧社会时是老电报局里的杂役，懂得点粗木匠活，现在他正在非常卖力气地用废电杆做土屋的梁架。我用被他锋利的斧头劈下白森森的碎片，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干活的人聚拢过来，男人烘烤着手谈笑，而女人们有的揉着手上狗眼似的血泡，有的则躲到一边去尿尿方便。
　　军代表老刘不休息，戴着深度厚厚的眼镜片透出一股如刃的锋芒，手中握着特制的竹尺转悠着在检查土墙的质量。他看到一处蜂窝状的地方，嘴里嘟噜噜着操起山镐狠劲地把那档刨掉。大家的谈笑声顷刻间安静了下来，赶忙拿起工具默然地走过去返工。我们手握木杵像替嫦娥捣药的兔子一驰一躬地死命捶着，对准木夹板两边的泥土采用双料加工，每个人心中的算盘都有个数，如果再出现“蜂窝”，那就是“路线问题”了。
　　雾气渐渐地散开，冬日的太阳像母亲一样温暖。在我偷偷伸懒腰的时候，看见老汪牵着两头从原先老农场分来的水牛，背着斑驳脱漆的军用水壶吊在半边屁股上晃悠，边上已经割了一大堆发黄的茅草。他也是国民党旧电报局的留用人员，是干机务维修的，对收发报机、波纹机、凿孔机等那些老掉牙的设备很有一套，在报房改电传机后，这些老设备就作为我们报务员新手练功的时侯使用。也许是他的出身复杂成份较高，只有在机器坏掉的时候才从农场把他叫回来修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像一朵绽放的老菊花，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总是乐哈哈的，做起事情来好像漫不经心，但总是很管用。有一次，波纹机细细的墨管针头被堵死了，他竟然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水”，用嘴死命地吹进墨斗，惊得刘代表用非常严厉的声音喝道“老汪头”！
　　农场经过一冬的忙活，到开春时已是初具规模。老葛已被人叫作“葛老”。而老汪任然还是“老汪头”。按理说一老爱静，一老好动，他们应该是拢不倒一块的，可二老却常常纠缠在一起，磨磨唧唧地相互较劲。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葛老”摆的龙门阵多为黄色故事，最长说的就是他苏南老家，乡下姑娘养蚕如要喂好又多吐丝，那小姑娘的白花花的大奶子就要随便让人摸，越多人摸她的奶蚕就养的越好，蚕花也结的又大又白。
　　“真的？”
　　“当然真的！”
　　几乎每一次都有这样的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在那么马列革命的年头，葛老的黄故事居然成了传统保留节目，讲了一遍又一遍竟然没有整出事情来，虽然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田头地尾瞎灯背地里说的，老的和小的，男的和女的那笑声，今天回想起来也好有点淫荡哦，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和葛老的瞎掰咧咧比起来，老汪头说的却是正经八百的革命故事，比如说红军如何攻打永安城，当时他在卢兴邦部队的电讯班里，一听枪子声响就赶忙扔下电台，兔子似地拔腿脱溜跑得快，好歹才没有成为俘虏。说道这里他老脸上流露出一脸的惋惜，感情要是真成了红军的俘虏兵，现在那可就抖起来了，没说道的就是盖帽的老革命啦！
　　春天，让人们像动物一样感受到强烈原始般的催情。远处的山峰充满欲望地整个萌动了起来，近处的灌木丛那无数尖尖点点的黄绿细芽，转眼间就像无数面三角小旗在迎风飘展。由于春耕，二老对二牛进行了特别的看护，那犁田虽然累的死去活来的苦命畜牲，吃的像女人做月子一样铺张豪华。葛老从我们早餐的铁锅里舀走大半桶又粘又稠的稀饭，然后又从吉山老酒的大坛里倒出几大钵头香醇扑鼻的陈年老酒。透人心脾的酒香馋的老少爷们口水直流，全身的酒虫子爬的人骨头都软绵绵了。
　　每天，葛老都瞪大着眼看着老汪头舀酒，并用心里在坛子上做记号。有一天，他发现酒少了一些，不知谁个缺德鬼半夜起来小便偷喝了！葛老滴酒不沾，不可能监守自盗。老汪头虽嗜酒如命，把工资的一大半都砸在酒里，但喝的是烈性白酒本地产的“地瓜烧”。葛老眯起眼瞟了一眼老汪头，什么也没说。心里一阵嚯嚯虚紧的老汪头，便少见地破口骂将开来。
　　“哪个短命的，喝死啊！”
　　老汪头被军代表仔细地观察了好几天，浑身彪彪老大的不自在，他骂骂咧咧地漫天唧歪着，一句比一句来的更道狠。直到葛老拍着胸脯证明老汪头的清白，说他是一只不吃腥的猫时，憋屈半死的老汪头，用带老家腔调的土话咒了一句，“敢偷牛的酒，下辈子投胎变牛！”随之，葛老向他透出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小秘密。原来这歪佬在老酒开坛后就存了一个坏掉的心眼，偷偷哗哗地拉进了他憋了半天的一梭筒老尿。听到有这事把个老汪头恨乐乐地笑的全身颤颤浪抖，一脸的金光大道阳光灿烂，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那天有一个人晚饭都没吃，却嗷嗷哇哇地嚎吐了半夜，妈拉个巴子你小子怀孕啊！
　　第二天，知道葛老邪怪招术的军代表咪咪地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便下地去了。二老又如法炮制老牛的早餐，葛老也甭神秘兮兮地盯着酒坛子了，老汪头也大胆地放开了手脚，伺候老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谁知道酒足饭饱的老牛，竟在田里走起了醉步，闹得耙田、插秧的男男女女满田埂地乱跑起来。惊起的野八哥也呀呀地扑棱着翅膀飞了开去，疲惫的山头顿时有了一阵宣泄般的热闹。
这状况只有老汪头清楚，因为葛老情不自禁地一边倒酒还一边骂咧，让贼喝了还不如多给牛喝，老牛喝不下时还用削口的竹筒硬灌了几口。军代表后来查清了这件事，葛老是老积极出身好，因为是他干的也就作罢又大事化小了。
　　春秧插下后，几番耙田几番拔稗草。时光流逝惊人的快，山蚂蝗咬的痒疤还没消停，水稻已经扬花灌浆，一层层梯田开始烤水，转眼间已经丰收在望。为了防止山麂、野猪的捣乱破坏，我们轮流负责喊夜，哦哦嘘嘘声此起彼伏谁也不敢偷懒，大家都知道军代表猫着耳朵在听，他自己吼起来时特别有股革命劲，要求别人也要像喊口号一样精神头够足。坚持没几天大家都疲惫不堪了，有人提议向贫下中农阶级兄弟们学习，利用田埂流水的级差制作“野猪愁”，竹节筒装满水后自动落下敲打在石块上，发出“咚”的一声。开始这样还行，后来野猪好像听习惯了也就不好使了，成熟的稻子又被糟蹋了一大片。大家只好找来破脸盆膨膨地敲，一时惊天动地煞是热闹。没多少工夫年轻人还是熬磨不过，二老睡眠浅便就主动请缨，承担起守夜的苦差。我们在田里搭起瞭望的草寮，盛夏的夜空星星又大个又明亮，一闪一闪飘忽在草窗前，萤火虫和星儿混在一起飞来飞去。山涧青蛙呱呱的叫声，在暗夜里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和透明，莫名的草虫毫无倦意地混合着多声部的组合曲，使荒郊山野充满着一种超越自然混沌的美丽。
　　草寮上二老还在摆谱，老汪头喝着水壶里的“水”一脸的兴奋。他憋了好久总没有机会问，见葛老挥动着蒲扇驱赶蚊子，老骨头煞是有精神，便色咪咪地劈头问道：
　　“是真的吗？”
　　“嗨！”
　　葛老知道老汪头问是真的什么，便依然卖了一个不屑辩说的关子。没想这到更叼起老汪头的胃口，又骚臊急迫地大声重复问了一句。葛老的黄故事经常被老汪头打断，他抓起矮凳上的口杯灌了一大口水，滋滋咧着嘴哼唧着就是不说。老汪头下酒的佐料实在特别，他向农民买来的新鲜鸡蛋要放到坏臭，从蛋壳外都能看到里面发起黑来，然后整个放在水里煮个半熟，每当他享用的时候，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后来他也知趣自个走远点。他轻轻地将鸡蛋屁股在木凳上一磕，顿时一股难闻的臭味弥散开来，他仔细地剥碎片弄出伍分硬币大小的口子，将一块豆腐卤塞进去，然后习惯地把筷子在嘴唇上磕碰对齐，又美滋滋地将筷子慢悠悠地伸进去搅匀，再挑出一坨送进口中，看他眯着眼晴神仙祖宗一样砸吧着嘴。谁都无法理解他这种古怪的吃法，大家都说这样实在很不卫生，可是从来没见他因此生过病，后来看多了大家也就都不在意了。
　　关于摸奶的故事，葛老起码讲了一百遍。我第一次听到时脸弄得又红又白，一股无名的躁热漫过头顶，几天都没睡好觉。老汪伯夹了一坨蛋送进嘴里，他说：“那时红军从江西过来，不知从啥地方弄来一大堆土硝装进棺材里头，挖了个地道把城墙炸塌一大片，红军冲进城里马上就跑来县政府满世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把他负责维护的无线电手摇发报机全部抢走。吓的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躲在朋友家里，几天几夜不敢上街。后来，红军在体育场召开大会，林县长也拉倒了戴着高帽挂牌游街。红军还从做木材、笋干的几个大户家中挑走了几十担白花花的大洋。老汪头的革命故事比较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不少。他说起来表情十分生动，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人多人少丝毫都不影响他说道的情绪。他说省政府迁来永安时，还维护过1500瓦德国制造的大型电台。开始我还以为他又在吹牛逼，因为我们使用的电台才15瓦，一台老旧的150瓦的电台是抗战时期从美国进口的原装货，平时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命令都不得使用。他还说，小鬼子的飞机他妈的就跟蝗虫一样一群一群地飞来，呜呜的绕着南北塔像赶圩一样来回窜，突突突的打下的子弹像玉米棒一样粗，像小猪一样胖呼呼的烧夷弹，晃晃悠悠嘘嘘地叫着，一下地就是一片的大火，电台被炸坏了，工友被炸死，全城呼啦啦一下就没了五、六百号人，几家老棺材铺的棺材大小一扫而光，只得用门板、草席葬人。
　　有一次，我们从农场回城看电影，二老照例留下当看守。闲着无事俩人一个喝水，一个喝酒。
老汪头有了几分醉意问道：
　　“你说是连长大，还是排长大？”
　　葛老的眼珠子，一下子大个起来，十分硬气地回答道：
　　“排长大！”
　　什么、什么？俩人不久就开始比手划脚地大吵起来，一个说连长比排长大，一个说排长比连长大。最后，究竟是谁说排长比连长大也闹弄不清。我们一伙从城里赶回来个个困得要命，二老还在继续激动地各自拉住人评说，这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排长大还是连长大”，这事胡搞得大家一直莫名其妙地笑到好久。农场换了几拨人马，大家满嘴边都挂着排长大还是连长大。新来一拨有个福州插队刚选调的知青，一报道就拎着行李到农场。满嘴子的福州土腔，甜美美地叫葛老为“老葛伯”，叫老汪头为“老汪伯”。有个部队军干子弟话务员山东妹子也学着叫唤，葛老的听起来蛮顺耳劲的，只是老汪头听着听着怎么就像叫“老王八”！她一叫唤大家就发笑，笑着笑着汪老头也似乎听出点味道来，便私下硬着脸对话务妹说道，你就叫我老汪好了。
　　事情很多农场后来就一下停办了，二老也都相继过世。因为编写地方邮电志的缘故，我又重返了早已荒弃的农场。熟悉的层层梯田长满杂草，小灌木上的浆果还像血珠子一样耀眼。塌倒的土墙像衰老的躯干袒露着胸脯，显现出当年斑斓的沧桑。那听不见一点人声喧闹的寂静山野，只有鸟鸣依旧，风声依旧。在放牛的老山坡上，一对坟茔像疲惫不堪的老眼睛，痴痴地望着已近爬到山脚下的城市。我突然感觉自己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连长比排长大。”或是“排长比连长大。”

　　1995年10月10日 於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