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伯——安孝义短篇小说选

安孝义  2012/11/2 15:38:04  8001点  永安之窗
  邮电分设不久,电信便在吉山的文龙口重建了“五七”农场,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老葛和老汪两位老伯的。
  早晨乳白色的雾气时隐时现,像云烟一样掩隐了枯萎的藤蔓和荆棘,遮蔽了远近的峰峦和山涧清澈流淌的溪水。山腰上刨冻土扑哧扑哧沉闷的响声,混合着此起彼伏干打垒舞动木杵的“噗噗”声,仿佛从深邃的黑水潭里,冒出幽灵一般的绿色气泡,使得冬日的峡谷荡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神秘凄迷。
  老葛是个孤寡老头,旧社会时是老电报局里的杂役,懂得点粗木匠活,现在他正在非常卖力气地用废电杆做土屋的梁架。我用被他锋利的斧头劈下白森森的碎片,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干活的人聚拢过来,男人烘烤着手谈笑,而女人们有的揉着手上狗眼似的血泡,有的则躲到一边去尿尿方便。
  军代表老刘不休息,戴着深度厚厚的眼镜片透出一股如刃的锋芒,手中握着特制的竹尺转悠着在检查土墙的质量。他看到一处蜂窝状的地方,嘴里嘟噜噜着操起山镐狠劲地把那档刨掉。大家的谈笑声顷刻间安静了下来,赶忙拿起工具默然地走过去返工。我们手握木杵像替嫦娥捣药的兔子一驰一躬地死命捶着,对准木夹板两边的泥土采用双料加工,每个人心中的算盘都有个数,如果再出现“蜂窝”,那就是“路线问题”了。
  雾气渐渐地散开,冬日的太阳像母亲一样温暖。在我偷偷伸懒腰的时候,看见老汪牵着两头从原先老农场分来的水牛,背着斑驳脱漆的军用水壶吊在半边屁股上晃悠,边上已经割了一大堆发黄的茅草。他也是国民党旧电报局的留用人员,是干机务维修的,对收发报机、波纹机、凿孔机等那些老掉牙的设备很有一套,在报房改电传机后,这些老设备就作为我们报务员新手练功的时侯使用。也许是他的出身复杂成份较高,只有在机器坏掉的时候才从农场把他叫回来修理。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像一朵绽放的老菊花,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总是乐哈哈的,做起事情来好像漫不经心,但总是很管用。有一次,波纹机细细的墨管针头被堵死了,他竟然喝了一口水壶里的“水”,用嘴死命地吹进墨斗,惊得刘代表用非常严厉的声音喝道“老汪头”!
  农场经过一冬的忙活,到开春时已是初具规模。老葛已被人叫作“葛老”。而老汪任然还是“老汪头”。按理说一老爱静,一老好动,他们应该是拢不倒一块的,可二老却常常纠缠在一起,磨磨唧唧地相互较劲。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葛老”摆的龙门阵多为黄色故事,最长说的就是他苏南老家,乡下姑娘养蚕如要喂好又多吐丝,那小姑娘的白花花的大奶子就要随便让人摸,越多人摸她的奶蚕就养的越好,蚕花也结的又大又白。
  “真的?”
  “当然真的!”
  几乎每一次都有这样的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在那么马列革命的年头,葛老的黄故事居然成了传统保留节目,讲了一遍又一遍竟然没有整出事情来,虽然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田头地尾瞎灯背地里说的,老的和小的,男的和女的那笑声,今天回想起来也好有点淫荡哦,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和葛老的瞎掰咧咧比起来,老汪头说的却是正经八百的革命故事,比如说红军如何攻打永安城,当时他在卢兴邦部队的电讯班里,一听枪子声响就赶忙扔下电台,兔子似地拔腿脱溜跑得快,好歹才没有成为俘虏。说道这里他老脸上流露出一脸的惋惜,感情要是真成了红军的俘虏兵,现在那可就抖起来了,没说道的就是盖帽的老革命啦!
  春天,让人们像动物一样感受到强烈原始般的催情。远处的山峰充满欲望地整个萌动了起来,近处的灌木丛那无数尖尖点点的黄绿细芽,转眼间就像无数面三角小旗在迎风飘展。由于春耕,二老对二牛进行了特别的看护,那犁田虽然累的死去活来的苦命畜牲,吃的像女人做月子一样铺张豪华。葛老从我们早餐的铁锅里舀走大半桶又粘又稠的稀饭,然后又从吉山老酒的大坛里倒出几大钵头香醇扑鼻的陈年老酒。透人心脾的酒香馋的老少爷们口水直流,全身的酒虫子爬的人骨头都软绵绵了。
  每天,葛老都瞪大着眼看着老汪头舀酒,并用心里在坛子上做记号。有一天,他发现酒少了一些,不知谁个缺德鬼半夜起来小便偷喝了!葛老滴酒不沾,不可能监守自盗。老汪头虽嗜酒如命,把工资的一大半都砸在酒里,但喝的是烈性白酒本地产的“地瓜烧”。葛老眯起眼瞟了一眼老汪头,什么也没说。心里一阵嚯嚯虚紧的老汪头,便少见地破口骂将开来。
  “哪个短命的,喝死啊!”
  老汪头被军代表仔细地观察了好几天,浑身彪彪老大的不自在,他骂骂咧咧地漫天唧歪着,一句比一句来的更道狠。直到葛老拍着胸脯证明老汪头的清白,说他是一只不吃腥的猫时,憋屈半死的老汪头,用带老家腔调的土话咒了一句,“敢偷牛的酒,下辈子投胎变牛!”随之,葛老向他透出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小秘密。原来这歪佬在老酒开坛后就存了一个坏掉的心眼,偷偷哗哗地拉进了他憋了半天的一梭筒老尿。听到有这事把个老汪头恨乐乐地笑的全身颤颤浪抖,一脸的金光大道阳光灿烂,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那天有一个人晚饭都没吃,却嗷嗷哇哇地嚎吐了半夜,妈拉个巴子你小子怀孕啊!
  第二天,知道葛老邪怪招术的军代表咪咪地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便下地去了。二老又如法炮制老牛的早餐,葛老也甭神秘兮兮地盯着酒坛子了,老汪头也大胆地放开了手脚,伺候老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谁知道酒足饭饱的老牛,竟在田里走起了醉步,闹得耙田、插秧的男男女女满田埂地乱跑起来。惊起的野八哥也呀呀地扑棱着翅膀飞了开去,疲惫的山头顿时有了一阵宣泄般的热闹。
这状况只有老汪头清楚,因为葛老情不自禁地一边倒酒还一边骂咧,让贼喝了还不如多给牛喝,老牛喝不下时还用削口的竹筒硬灌了几口。军代表后来查清了这件事,葛老是老积极出身好,因为是他干的也就作罢又大事化小了。
  春秧插下后,几番耙田几番拔稗草。时光流逝惊人的快,山蚂蝗咬的痒疤还没消停,水稻已经扬花灌浆,一层层梯田开始烤水,转眼间已经丰收在望。为了防止山麂、野猪的捣乱破坏,我们轮流负责喊夜,哦哦嘘嘘声此起彼伏谁也不敢偷懒,大家都知道军代表猫着耳朵在听,他自己吼起来时特别有股革命劲,要求别人也要像喊口号一样精神头够足。坚持没几天大家都疲惫不堪了,有人提议向贫下中农阶级兄弟们学习,利用田埂流水的级差制作“野猪愁”,竹节筒装满水后自动落下敲打在石块上,发出“咚”的一声。开始这样还行,后来野猪好像听习惯了也就不好使了,成熟的稻子又被糟蹋了一大片。大家只好找来破脸盆膨膨地敲,一时惊天动地煞是热闹。没多少工夫年轻人还是熬磨不过,二老睡眠浅便就主动请缨,承担起守夜的苦差。我们在田里搭起瞭望的草寮,盛夏的夜空星星又大个又明亮,一闪一闪飘忽在草窗前,萤火虫和星儿混在一起飞来飞去。山涧青蛙呱呱的叫声,在暗夜里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和透明,莫名的草虫毫无倦意地混合着多声部的组合曲,使荒郊山野充满着一种超越自然混沌的美丽。
  草寮上二老还在摆谱,老汪头喝着水壶里的“水”一脸的兴奋。他憋了好久总没有机会问,见葛老挥动着蒲扇驱赶蚊子,老骨头煞是有精神,便色咪咪地劈头问道:
  “是真的吗?”
  “嗨!”
  葛老知道老汪头问是真的什么,便依然卖了一个不屑辩说的关子。没想这到更叼起老汪头的胃口,又骚臊急迫地大声重复问了一句。葛老的黄故事经常被老汪头打断,他抓起矮凳上的口杯灌了一大口水,滋滋咧着嘴哼唧着就是不说。老汪头下酒的佐料实在特别,他向农民买来的新鲜鸡蛋要放到坏臭,从蛋壳外都能看到里面发起黑来,然后整个放在水里煮个半熟,每当他享用的时候,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后来他也知趣自个走远点。他轻轻地将鸡蛋屁股在木凳上一磕,顿时一股难闻的臭味弥散开来,他仔细地剥碎片弄出伍分硬币大小的口子,将一块豆腐卤塞进去,然后习惯地把筷子在嘴唇上磕碰对齐,又美滋滋地将筷子慢悠悠地伸进去搅匀,再挑出一坨送进口中,看他眯着眼晴神仙祖宗一样砸吧着嘴。谁都无法理解他这种古怪的吃法,大家都说这样实在很不卫生,可是从来没见他因此生过病,后来看多了大家也就都不在意了。
  关于摸奶的故事,葛老起码讲了一百遍。我第一次听到时脸弄得又红又白,一股无名的躁热漫过头顶,几天都没睡好觉。老汪伯夹了一坨蛋送进嘴里,他说:“那时红军从江西过来,不知从啥地方弄来一大堆土硝装进棺材里头,挖了个地道把城墙炸塌一大片,红军冲进城里马上就跑来县政府满世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把他负责维护的无线电手摇发报机全部抢走。吓的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躲在朋友家里,几天几夜不敢上街。后来,红军在体育场召开大会,林县长也拉倒了戴着高帽挂牌游街。红军还从做木材、笋干的几个大户家中挑走了几十担白花花的大洋。老汪头的革命故事比较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不少。他说起来表情十分生动,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人多人少丝毫都不影响他说道的情绪。他说省政府迁来永安时,还维护过1500瓦德国制造的大型电台。开始我还以为他又在吹牛逼,因为我们使用的电台才15瓦,一台老旧的150瓦的电台是抗战时期从美国进口的原装货,平时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命令都不得使用。他还说,小鬼子的飞机他妈的就跟蝗虫一样一群一群地飞来,呜呜的绕着南北塔像赶圩一样来回窜,突突突的打下的子弹像玉米棒一样粗,像小猪一样胖呼呼的烧夷弹,晃晃悠悠嘘嘘地叫着,一下地就是一片的大火,电台被炸坏了,工友被炸死,全城呼啦啦一下就没了五、六百号人,几家老棺材铺的棺材大小一扫而光,只得用门板、草席葬人。
  有一次,我们从农场回城看电影,二老照例留下当看守。闲着无事俩人一个喝水,一个喝酒。
老汪头有了几分醉意问道:
  “你说是连长大,还是排长大?”
  葛老的眼珠子,一下子大个起来,十分硬气地回答道:
  “排长大!”
  什么、什么?俩人不久就开始比手划脚地大吵起来,一个说连长比排长大,一个说排长比连长大。最后,究竟是谁说排长比连长大也闹弄不清。我们一伙从城里赶回来个个困得要命,二老还在继续激动地各自拉住人评说,这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排长大还是连长大”,这事胡搞得大家一直莫名其妙地笑到好久。农场换了几拨人马,大家满嘴边都挂着排长大还是连长大。新来一拨有个福州插队刚选调的知青,一报道就拎着行李到农场。满嘴子的福州土腔,甜美美地叫葛老为“老葛伯”,叫老汪头为“老汪伯”。有个部队军干子弟话务员山东妹子也学着叫唤,葛老的听起来蛮顺耳劲的,只是老汪头听着听着怎么就像叫“老王八”!她一叫唤大家就发笑,笑着笑着汪老头也似乎听出点味道来,便私下硬着脸对话务妹说道,你就叫我老汪好了。
  事情很多农场后来就一下停办了,二老也都相继过世。因为编写地方邮电志的缘故,我又重返了早已荒弃的农场。熟悉的层层梯田长满杂草,小灌木上的浆果还像血珠子一样耀眼。塌倒的土墙像衰老的躯干袒露着胸脯,显现出当年斑斓的沧桑。那听不见一点人声喧闹的寂静山野,只有鸟鸣依旧,风声依旧。在放牛的老山坡上,一对坟茔像疲惫不堪的老眼睛,痴痴地望着已近爬到山脚下的城市。我突然感觉自己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连长比排长大。”或是“排长比连长大。”

  1995年10月10日 於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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