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老人余璞的故事

　　（一）替兄从军

　　余璞又名余华朗，文龙村人，生于公元1925年10月。父亲余田富、母亲刘维琴，共生有6个儿子，长子少年夭折，5兄弟个个长的身材魁武，他排行老五，在5兄弟中他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了，他读了一年初中。1944年3月9日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从漳州迁到了文龙村复兴堡，党部人员有20多人。台湾党部人手不足，党部主任萧宜增和宣传科长谢东闵看到余璞年少又有文化，就叫他来台湾党部做后勤事务。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日，台湾党部有一部电台，每天要对外与驻在东坡的美国新闻处和重庆联络，当时乡村沒有电，电台发射的电波要靠手摇发电机供电，余璞主要工作就是用手摇发电机供电保障电台正常联络。空闲时有时也步行到永安城为台湾党部人员釆购生活所需日用品。由于他勤快、厚道，常受到党部人员的夸奖，时常被他们留在党部吃饭、住宿。他的薪金也不低，在那时可以买到90斤的大米。1945年11月台湾党部人员陆续从复兴堡经福州抵台接受台湾回归，他也回到了村里农耕。

　　1947年10月內战激烈，国民党兵源泛缺，由于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滞后和极端不完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就是征兵采取“抽签”办法，解放前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一去就难回，为了逃避“五抽二、三抽一”兵役制度，余璞的父亲还把老三过继给一个堂兄，所以他家才被抽一个壮丁。抽签时由壮丁所属保甲长代为抽签，当年余璞兄弟中老二余华雀被抽中，由于兄刚成家，嫂子有身孕，老二便心存犹虑，当年余璞不忍心兄嫂分离，毅然替兄长从军。他挥泪告别父母兄弟，隨同国民党军队去了江苏。与他一同被抽壮丁去的还有同村青年刘水海、余光丰等3人。1948冬年他和刘水海、余光丰隨国民党军队要乘军舰去一个海岛驻守，当船要开时听说要开去台湾岛，他们3个老乡便密谋想逃跑回家。由于余光丰上船时不小心掉到海里淹死了，刘水海待船开动后第一个跳海欲逃走时被发现，当场被乱枪打死。望着同乡漂浮的尸身，余璞哭了。从此，他这一离别大陆就整整38年。

　　（二）蒋介石两次为其颁发勋章

　　1948年余璞到台湾后，在国民党军队里学会了汽车驾驶，他隨军队先后在花莲、基隆、台中、台北一带驻扎，还参加了“苏花公路”“太鲁阁”公路的建设，并驾驶了10年的运输大车。他在1958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59年给一位营职军官开小车，因为有非常熟能的驾驶技能，后来又给一位团长调去开小车，先后给多任团长开小车至1977年才退役，时年51岁。在军队服役了26年。由于他为人正直，敢恕敢言，经常看到国军军官克扣士兵的伙食费和冒领士兵的津贴而抱不平，所以至退役前他的军衔还是个陆军“上士”。虽然26的军队生涯沒有“升官发财”，但让他感到荣光的是他曾两次受到蒋介石为他颁发的勋章。一次是中华民国（1966年）55年1月1日，获“忠诚勤敏卓著”勋章，还有一次是中华民国（1975年）64年12月21曰，获壹星“忠诚勋章”。因为他一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至退役时乃未成婚组合家庭，退役后为了成家娶老婆不得重操旧业攒钱，就在台北一家酒店帮老板开小货车运送货物谋生。51岁他娶了一位21岁的台北人做妻子，后来还生了一男一女。

　　（三）殷殷游子情

　　余璞去台湾后，日月思念着家乡的父母兄弟等亲人。前二年曾往大陆发过10多次信函，结果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从大陆去台湾的军人是不能向大陆书信往来的，要不然隨时都会被扣上“亲共”分子。家里的亲人更是望穿双眼，以至于解放后家人以为他已亡故，哪会想到远离他到了台湾呢？

　　38年后，1986年的中秋节前夕，余璞终于在离别38年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悲喜交加的他茶水未进，在二哥华雀及侄儿的陪同下来到父母的墓地抱着墓碑大哭了一场。他的父母、三哥、六弟已先后离世。当看到兄弟及一大群侄儿、孙辈他又感到十分欣慰。悉知台胞返乡，市台办、博物馆领导相继送来鲜花走访看望了他，村、乡、县里也分别宴请了这位游子，让他倍感家乡的亲情温暧。

　　1987年中秋期间，余璞又领着妻子吴美凤、儿子余文杰、女儿余文绮从台北回到文龙村。他买来了大猪头、公鸡等许多祭品，领着一家人到文华公墓地（余氏开山祖）和余家祠堂拜祭，归宗认祖。

　　1988年，他带回来8万元人民币，在父母居住过的旧居修建了一座祠堂。

　　从此，每年中秋，余璞都要带着自已一家人回故乡文龙村，他不顾年迈和舟机颠波共回了10趟。村民们说，树有根，水有源，他热爱故乡的一草一木，热爱家乡的每一位亲朋好友。直至2011年3月，这位老人在台北荣军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8岁。在弥留之际嘴里还唸叨着故乡的亲友，还嘱附将来要把骨灰带回文龙。至今文龙的乡民去台湾旅游到了台北，总忘不了到座落在台北宝兴街余璞的家中探望，并捎去故乡人的问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