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
──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
出来的文史战士
（二）
㈣参与设计学术讨论会
根据王一帆提出的“应召开更大型党史座谈会”的设想和其他老同志的建议，我们取得了永安市委、三明市委和省委党史委的支持，决定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在永安召开一次大型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这一设想得到中共福建省委的高度重视。按照王一帆提出的办法，拟出了方案，征求各方意見。他看后即于1984年8月3日给我们来信说：“看了您们的三份方案，得知您们的工作进程。永安党史办两年多来艰苦深入，作出了很大成绩，征集和编写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有很大意义，不只对永安、对福建，乃至对全国文化斗争史，也将是重要贡献。特别对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如何正确评价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白区的艰苦斗争，将会起很大作用。永安纪念大会，是一个重要会议，也可以将会议情况、发言、讨论、学术文章编成一个专辑，将是一份生动的纪念专辑。”
为了做好学术讨论会前的准备工作，1984年9月30日，王一帆再次来信写道：“如有可能，是否考虑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在永安召开一次史稿研究讨论会。邀请福州叶康参、赵家欣夫妇、陈耀民、章振乾，厦门张来仪、王毅林，北京王戈，湖南李品珍，汕头我和余坚参加。会议主题，是研究三稿和史料汇编本。如可以，邀请信十一月中旬或上旬就要发出。”并鼓励说：“您们花了很大力气、精力，征集了大量材料，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当年状况、作用、影响等重大问题，已有初步认识，如再进行研究、探讨，去伪存真，找出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历史经验，肯定应肯定的，我看是可以取得较大成就，为永安（福建）党史作出很大贡献。”
1984年12月3日和12月28日，王一帆分别来信询问1985年纪念抗日胜利40周年和永安大逮捕事件40周年活动安排和对《概述》三稿提出意见，说：“《概述》第三稿匆匆看了一次，总的印象有很大进步，充实了不少材料，并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政策作为红线贯彻始终，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与发展情况的。足见您们花了很大力气。从初稿到三稿，不过一年左右，能达到这样是很可喜的、可贵的。……《后记》中说到命题的修攺，与事实不符合。今天的这个命题，应该说是几经协商、探讨才最后形成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正确的说，是经过多次研究，征求意见集中起来最后在福州会议时形成的。首先提出命题的修攺，是1983年10月30日永安座谈会上，以后又征求了湘、沪、福州友人意见，取得一致，改为‘战时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在福州座谈会上，曾梅生同志提出‘战时’应改为‘抗战时期’，大家一致同意。就形成了今天的命题。这个命题，可以实事求是概括永安七年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为什么写成‘进步’而不写成党领导的？实质是党领导的，但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写成‘进步’是很有分寸的，这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个坚持的作用。”王一帆为学术讨论会的讨论主题，提供了思路。
1985年3月15日，王一帆再次给我写来了长信，对9月学朮讨论会的组织工作作了精心设计。并根据他自己多年从事党史工作的经验，向我们提出了具体建议，要求我们迅速组成筹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以有关领导同志掛帅，以党史办及宣传部门为主，组成领导小组，下设资料组、接待组、会务组、审稿组等。并把各个组的主要任务、职责范围、完成任务的时间和工作方法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期间，正是他自身所担负的工作最为繁忙紧张的时刻，他要参加广州会议，要参加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稿的修攺，要参加东江苏维埃及红十一军建军55周年纪念会议，要撰写论文，还要将他所负责的史稿修改成书等等。然而他写信指导之外，还表示要抽出时间到永安、三明同我们共同研究，并表示要去信与福州赵家欣、叶康参，广州李品珍他们商量，请他们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他为永安学术讨论会的设计很细致、周全。我们即按此办法组织召开了1985年的学朮讨论会。
㈤永安学术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人
1985年9月，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有来自五省二市（北京、上海）的32位老同志，“头上披着白雪，心里充满青春”，来到久违的山城永安，参加“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由于王一帆协助对这次学术讨论会作了周密筹划，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同时，他所撰写的一万八千字的《永安狱中记》和一万三千字的《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提交会议交流。会议结束前，他受领导小组的委托，代表与会老同志，作了深刻、生动的总结发言。他说：“老同志们对永安的一山一水，对永安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要十分感谢永安市委和三明市委为老同志创造了这样好的聚会条件，感谢福建省委和省征委几年来重视永安这个专题，特别感谢永安市委党史办，在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协助下，作了大量征集研究工作，编写出一、二、三、四稿概述，为这次学术讨论会打下了很好基础。没有永安市委党史办同志们辛辛苦苦、扎扎实实的工作，要开好这个会是很困难的。不少老同志一再委托我要在大会上表达我们对永安市委党史办、永安市委、三明市委及省征委的感谢。永安专题在三年的征集、研究、编写过程中，认识上在不断深化。永安市委党史办和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不了解情况到了解情况，从局部到全局，从一般到特殊，从全过程中找出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可以说，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经历了征集─认识─再征集─再认识这样不断深化的过程，达到今天这样的基础是很不容易的，是很有成绩的。”
他在为我们总结三年党史征研成果后说：“永安专题，从工作发展进程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83年开始到1984年3月福州会议前为第一阶段。1985年5月以前为第二阶段。1985年起，省征委进一步关心这一专题，组织了研究、讨论。5月10日省征委领导成员张次愚同志的研究发言和省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永安专题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并引起史学界、专家、学者的注意，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探讨，以期找出它的内在规律和它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次学术讨论，无疑可以推动永安专题的进一步完善。”
他在总结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意义时说：“多数同志认为：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和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在七年中，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解决了或努力解决着在八年抗日艰苦斗争过程中，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和民主爱国人士普遍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即：1、抗战的前途怎样？包括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怎样才能战胜？怎样支持抗战？谁在全面抗战？谁在片面抗战或阻挠、破坏抗战？2、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命运怎样？是旧中国继续存在、人民继续被压迫，被一党专政，还是能够诞生一个新的民主进步的中国？3、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七年的斗争，它的各个阵地以及各项精神产品，都在不同程度解说或有力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这个总结报告在阐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旗帜下，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人（据统计，先后有60多名共产党员到永安工作过─笔者），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方针，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地、积极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利用国民党的一切合法机构、阵地，艰苦斗争，人自为战。在总的抗日救国目标下，分散工作，又使分散工作的作用，汇合于总的目标的要求，这充分表现了党的政策领导，路线、方针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灵活运用的成果，也表现了党与非党爱国民主人士、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自觉斗争行动。”
在谈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时他指出：讨论会认为，下列三点应给予认真考虑和研讨：
1、要认真、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才使抗战文化活动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七年，取得很大成就，对革命事业作出不朽贡献。这对于第三次国共合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进步作用，充分证明革命文化的巨大力量。 这对于今天如何尊重知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3、旧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一百年来所处的被侵略、被耻辱的地位，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献身精神，这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和永安大逮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的精神，值得今天投身四化建设的知识分子加以发扬，值得青年一代学习，更可一洗对知识分子的极左偏见。
㈥编辑永安抗战文化史丛书的倡议者
在以王一帆为代表的一批当事人的积极倡议下，1985年的学术讨论会决定正式编辑“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资料丛书。我们即着手编辑工作。由永安、三明、省三级党史部门抽调的人员集中福州进行编辑。并聘请章振乾、李品珍、林子力、王一帆为顾问。王和其他几位顾问一样，对编书工作极其关切。他虽远在汕头，但经常通信联系。他在1986年12月15日给正在福州编书的邓家焕写信说：“知编书工作的进展及存在问题。从来信看，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两类，一是经费、人力、资料等具体问题，这需要省、三明市、永安市领导及党史部门的重视解决；一类是属于指导思想问题。搞历史和党史，最根本一条是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不能脱离当时的全国、全省的政治形势与条件。要从当时的条件、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客观情况研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角度去衡量，这是一。其次，衡量真理的标准，一定要从实践本身去衡量，即当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效果来衡量，不能用某人有什么看法，或权力、地位来影响、攺写历史。如果指导思想上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下的历史，那就一定得不到正确的答案，那就一定会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根据实事求是，不因权力、地位来改写历史，从实践观点来看待历史，您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许多宝贵的属于全人类需要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全部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有的还值得批判的继承。”
经过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一边编辑书籍，一边补充征集史料，到1987年已接近尾声。王一帆于1987年2月17日又给我来信说：“今年 永安专题不知如何打算？听说经费困难，工作进展到如此基础，我想再困难，省同市委也应坚持完成。……您们人少，干了不少工作，干劲令人敬佩。永安专题，永安党史办付出了巨大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将是一项重大贡献。在你们一生中是值得回味、骄傲的。……对福州永安专题史稿，我们正收集意见，准备四五月去一趟福州”。他在去福州之前，于3月8日，又一次来信鼓励：“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下作出的特殊贡献）整理编辑出来，在文化史上一定有适当的位置，也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们的确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希望善始善终，争取再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最后完成，出版成果。……那几本材料，粗看了一遍，正和几位老同志（北京、广州、長沙）交换意见，初步打算四月下旬至迟五月下旬，由我代表几位老同志到福州与编审几位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充实修改意见。”并说：“我在北京见到了林子力夫妇、毕平非夫妇及潘超同志，也到林涧青同志家座谈。到广州时，也见到李品珍同志。他们都很关心永安这一专题。子力及品珍同志表示，如福建有省党史部门邀请，他们愿到福州和大家一起研讨。我虽被列为顾问，但很抱歉，太远，起不了什么作用。”
1987年4、5月，他走南闯北，为了永安党史丛书的编辑和审核工作而奔忙。他趁北京的林子力到汕头之机，与之共同认真研究；5月，他又到了广州，与李品珍共同研究。遂于5月24日，与李品珍联名给我们写来了题为《有关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材料的一些意见》的长信，指出了编书存在问题和应解决的问题。写道：“对于永安长达七年的进步文化活动，应有一个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总的看法。我们认为，长达七年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战斗力及其贡献和作用，就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过程中，它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文艺的、音乐的、戏剧的）及政治时事与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种形式，向广大读者回答了上述三个重大问题（笔者：指抗战的前途怎样？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怎样？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它用生动活泼，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形象思维去激发人们思想上、感情上的热烈爱憎，启迪人们应该爱谁、憎谁；它还用有说服力的时事政治分析，向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同时，为了增进人们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它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理论上阐明社会前进不可逆转的真理。在进行七年的文化斗争过程中，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不仅用文字和口头回答问题，而更重要的，用他们的忘我劳动和献身精神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使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显得特别有战斗力和感染力，显示了革命文化在国统区的影响和作用。”意见指出了用这种以客观实际所形成的指导思想来修改和充实《概述》、选编资料、订正史实，工作一定会取得极好进展和收获。
1988年12月13日，王老又来信说：“关于永安进步文化丛书问题，久无音讯。去年十月，我去福州时，曾和丘处长见面商谈，后我根据他们的建议，写了一信给伍洪祥老，提出人力、经费等问题，希望加快进度。……这一工作，还是要从各方面催促完成。康参同志的生病去世，对该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