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三）

　　“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
　　──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
　　出来的文史战士
　　（三）
　　㈦永安学朮会议《专辑》的宣传者
　　1987年夏天，我曾给王一帆去信请教我要编辑一本85年学朮讨论会专辑的设想，他于1987年7月10日给我来信说：“85年9月永安学朮讨论，是值得编一个专辑的，两年没有动静，不知何故？原来有些曲折，现在既有条件，编一个纪念专辑，是很必要的，我完全赞成。……纪念专辑内容的学术论文部分，可与邱文生同志商量下，以尽可能不与丛书重复为好。但必要的重复时，有几篇主要的重复一下，我看问题不太大。” 1988年，我们编辑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朮讨论会专辑》一书，内部出版发行。他收到该书后十分高兴，立即汇款购书30多册，分送他的友人和有关单位。1988年9月5日他给我来信写道：“得8月29日信，很是高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在永安党史办和你的积极努力下，终于出书，将几年征集、研究和探讨的结果变为成果，这对史学界、文化界研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当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健在同志和已去世的同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为你们努力的成果祝贺。”并写道：“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永安事件，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历程之一。在当年，毫未估计到它对后来我的生活影响之大。解放后‘左’的影响，因被捕问题，审查了多年，戴了各种帽子。虽然只有几年就清楚了，但并未承认当年斗争是党领导的、进步的、对革命有贡献的。现在虽然清楚，但还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置30多册，绝大部分是寄赠当年及后来关心这一事件的同志。”12月13日，他又给我来信说：“出的专辑，一定会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在广州看到此书时立即送一本给李品珍同志。他看后，也说编印得好。过去几十年那样一段光辉历史，理应得到应有的评价，而这个工作的确不易。您们，尤其是您，花了心血，但也炼了胆识，抓了关键。”
　　我们编印此《专辑》，是永安党史办出的第一本资料书，后来引起党史界和老同志的强烈反响。主要原因在于1985年召开的学朮讨论会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这里倾注了王一帆的大量心血。
　　㈧《羊枣事件始末》党史专题的催生者
　　在抽人编辑丛书工作的同时，我本人又投入了《羊枣事件始末》专题的撰稿和《羊枣事件》一书的构思和组稿编辑工作。我在请教王一帆等当事人后，他于1986年8月2日给我来信写道：“您在永安党史工作中，人少事多，艰苦奋斗，作出了不少贡献。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及丛书的编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现又着手撰写《羊枣事件始末》，总结经验教训，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不过，这一专题关系面很大，牵涉面也很大，既要从当时抗战的全国形势及东南具体的政治形势出发，又要研究敌我情况及永安事件产生的种种因素。在事件本身，既是始末，那就不止写到1946年5月上海追悼羊枣大会的高潮，还要写到1948年秋，林子力夫妇最后保外逃到香港止。以及这一事件对当事人、被捕者及狱外进步青年产生的各种作用，是一个大专题，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大文章。祝您努力完成。初稿完成后，可征求一下意见。”
　　为了协助我们撰写《羊枣事件始末》一文所必需的对永安被捕人的简历介绍，他利用出差机会，专门拜访了潘超、陈松茂等被捕者，同时了解到有少数被捕者后来的变节问题等，不断地写信向我提供有关历史情况。这对撰写史稿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当我们于1987年5月写完《羊枣事件始末》一稿印发征求意见以后，王一帆于1987年5月29日给我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专题收到并认真读了二遍。这是写得很好的一篇专题。在收到此稿之前，我写了七千字左右的意见给永安专题的编委会同编辑小组，对概述和回忆资料等方面，提了比较详细的意见。……看了您们写的这篇《羊枣事件始末》，我感到高兴，应该有这样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专题来介绍这一重大事件。从您们这一成果，可以看到您们在研究和编写专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为您们高兴和祝贺。……这篇稿子，除了一些小的方面弄准确一点外，在结尾部分再写深一点，我看是可以定稿了。结尾部分感到还不够。我建议，在结语之前和营救难友之后，加一小段，用“大逮捕阻止不了历史的发展”为题，主要目的，在于表达永安大逮捕不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结束，而是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精神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展斗争。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缺乏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人们在党的方针、路线下工作，各自为战，目标一致，其实质还不能说是运动，而只是活动。活动能达到这样高的成果，这就了不起，这就是特点和可宝贵之处。”
　　当我们对史稿进行反复征求意见基本定稿后，王一帆于1988年11月12日给我来信说：“回到汕市，收到《羊枣事件始末》定稿（第三稿）。这份稿子，你们打印多次，工作态度是严肃负责的，可以定稿，我看了一遍，只发现一处不准确，即被捕人名单中的余敦，写成攺进出版社职员，实际是我任内的东南出版社职员，他的哥哥余生是攺进出版社的，如寄北京，望改正。”
　　《羊枣事件始末》专题综述定稿以后，我们即编辑了《羊枣事件》一书，于1989年内部出版，受到党史界和其他读者的好评，供不应求，于是决定再版。并进一步补充内容，征求意见。王一帆于1992年3月10日来信说：“得知你们努力工作，得市委批准，公开出版《羊枣事件》，向全国发行，这一工作有如此进展，实令人高兴。预祝取得成功，公开出版发行，更有重大意义。现在的《羊枣事件》一书，内容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翔实的，除了黄那篇（黄原是军统特务）应作附录处理外，编辑内容都是严肃实事求是的。特别是你们花了很大力气撰写、多次修改、完善的第一篇长文（指《始末》），对羊枣事件起因、经过、斗争全过程，观点鲜明地，也是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这是全书的主调。”这年7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审查出版的正式公开书籍《羊枣事件》已排版完成，即将开印，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将校对稿再分送几位老同志审核校对，王一帆于92年7月21日来信说：“11日寄来的《羊枣事件》校对稿16日收到。这几天集中精力和时间，80％都看了，几个主要篇章细读了，其他的也浏览了一下。这次重新编辑，公开出版，在内容上充实了不少，在内容的编排次序上，也作了调整，更符合于逻辑性。技术处理上，将编者按攺为页下注，这样处理比起前书，是很大的进步。”当《羊枣事件》一书由厦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他于1993年11月15日给我来信说：“《羊枣事件》现已公开发行，可请赵老再写一介绍文章寄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发表，以扩大影响，发挥该书的应有的积极作用。”在他高兴之余，赋诗一首：
　　东南大案羊枣狱，卌年奇冤如海沉！
　　爱国有罪禁囚死！媚敌无耻官位升。
　　方生未死③指道路，评军论政助眼明。
　　雄鸡再唱天又白，欣闻暮鼓晨钟声。

　　㈨历史真相的维护者
　　在王一帆等一批当事见证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得到有关新闻文化单位的极大关注。省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羊枣之狱》四集电视剧，但由于事先缺乏沟通，出了一些错误，甚至有的歪曲了历史，损害了羊枣烈士的声誉。1990年11月4日，王一帆写了《请尊重历史，不要篡改历史──看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文稿寄给我们。对此文稿，我当时并没有作任何处理而归档了。原因是鉴于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陈耀民四位当事老同志已写过类似内容的文章，并已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不过王一帆的这份文稿更加简练和集中，一针见血地指明该剧歪曲历史，严重失实之所在，并进行客观的中肯的分析和劝戒，使人有心悦诚服之感，今天读来依然受益良多，摘要如下：
　　反映抗战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其主将羊枣同志的战斗亊迹的四集电视剧《羊枣之狱》，在福建、广东等省市及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史学界和当年与羊枣共事、被捕现尚健在的不少老同志的关注。
　　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及其出色成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1945年7月12日起震惊中外的永安大逮捕，更少人提及，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播出，再现了当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部分场面与主将羊枣同志的被捕，被迫害致死的一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斗争和羊枣同志的战斗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可取的。但看完之后，却不免令人失望、遗憾和愤慨！
　　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是我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成功的战斗。它长达7年之久，团结了省内外以数百计的党与非党的著名学者、作家和广大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羊枣同志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由于羊枣善于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根据敌我情况，分析时局，判断战局与政局发展方向，达到了最高水平，与当时世界三名评论家齐名。他在永安撰写的评论文章，是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当时战争宝贵的资料。羊枣在永安一年半的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战绩最卓著的年月，在进步人士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自己辛勤写作，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战斗。他的被捕和牺牲，激起了全国进步舆论的愤怒，激起了世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愤怒。永安大逮捕和羊枣的被迫害致死，使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斗争范围，超出省界汇入了全国反内战的政治洪流中去。电视剧《羊枣之狱》的编剧及制作单位都在福建，对上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应有所了解。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忠于上述重大历史，而是随意篡攺历史，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说是刘建绪的侄女，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追求羊枣安排了那样多的镜头，追求不遂翻脸抓人，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封为省保安处长……。这样篡改，就大大贬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政治意义，把一场极为严肃的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政治斗争，为了迎合一般观众喜看桃色事件的心理，随意编造女特务追求羊枣不遂的桃色事件，这对烈士羊枣也是一种污辱！这样一改，就放纵了真正的罪魁祸首顾祝同，及福建中统特务头子赖文清、军统特务头子易珍。此外，如刘建绪劝羊枣投降，大逮捕情况，浙东之行的情况，都随意改动。这样的随意改动，是极不严肃的。
　　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人真事创作电视剧，尽管创作者有权对材料有所取舍，在注意艺术真实性上允许某些细节的虚构，但决不能随意篡改重大史实，更不能以莫须有的桃色斗争强加在烈士身上。难怪《羊枣之狱》一播出，立即受到了当年与羊枣共事又同时被捕的现尚健在的同志的愤慨批评。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希望《羊枣之狱》的编剧和制作者同志们，能忠实于历史而有所攺正，也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影响较大的《羊枣之狱》的是非、真假，有所澄清。
　　以上这篇维护历史尊严的文稿，虽然写作至今已过去十五六年，但仍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
　　1992年10月，王老第四次来到永安。这次是受我们的邀请，与李品珍、赵家欣一起为我们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的。辨认工作完成以后，他们三人一起到福州与章振乾、陈耀民等同志聚首。他们畅叙友情之后，王一帆赋诗一首曰：
　　六友欢晤聚福州，促膝谈心望白头。
　　忆往难忘风雨急，珍祝健康夕照留。
　　这时，他们谈论了永安、三明、省委三级党史部门早已联合编辑完成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因经费未落实而没有出版，于是他们六人（章振乾、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陈耀民、徐昭华）联名给有关领导写信，使出版经费很快得到解决。后来该书于199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广泛。王一帆于1995年4月3日给我来信写道：“这两天收到广州华南师大教授陈万安同志来信，对你们出版这本文化史，评价很高，我为你们高兴。陈万安教授在广州研究党史方面有较高的造就和声誉，现将他的信复印一份。你们如编写各地对此书反映时，不妨摘录其中有关部分。”华南师范大学陈万安教授给王老的信中写道：“凡是有良心的人，读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必然头脑清醒，眼睛明亮，更加认清‘左’ 倾错误的危害和‘四人帮’ 的滔天罪行，并且由衷地敬佩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坚持战斗的革命老前辈。谁说抓笔杆子的同志不艰险？不必付出重大牺牲？谁说文化斗争可有可无、没有重大作用？请看《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吧” 。这说明，我们与王一帆等当事老同志共同努力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此后，我们与王老等老同志之间的工作合作虽已圆满完成，但还是时常有书信往来，他时常对我鼓励和鞭策。据不全统计，自1983年至1999年我退休前，他给我的来信（少数是署党史办名）就达105件。另外，他还把叶康参、李品珍、谌震、谢毕真给他的信（共计71封）全部寄给永安党史办归档，以供存史考证。他在1996年2月27日给我来信说：“这一大批信件，送到永安党史研究室还有不少研究价值，至少可以看到当年（五六年时间）的当事人在接受委托之后的辛勤、认真和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以上这些，就是本文开篇所引述的王老自己所说的“为永安历史一起出了点力”的真实内容。难道这只是“出了一点力”吗？
　　到底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位老人？从王一帆的革命经历和各方面表现看，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和考验，是共产党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也就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真诚的爱；同时也是他在革命斗争中三次被敌人囚禁，在对敌斗争中磨练出来的坚强性格和淡泊名利的革命人生观。
　　我们当年的工作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也是十分珍贵的。在我退休的当年，即1999年，由于他早已积劳成疾，视力早已极度衰退，这时他已经不能读书看报了（但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请人每天阅读书报4、5个小时）。然而这年11月3日，他还是摸着纸张给我写了令我极难辨识的也是令我无限感慨的亲笔信（以后他只能由他人代笔给我写信）。这深刻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将永远永远留在心间，永远不会湮灭。现在，我用他在这封信中所附来的一首《再怀永安》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五十四年一瞬间，燕江风雨恍如前。
　　痛哭良师成雄鬼，怒见群魔舞翩跹。
　　是非非是混功过，坎坷坷坎历新艰。
　　翘首“三中”春终到，夜静依栏看晓天。

　　2007年春节前夕草于北京
　　2007年6月修改成第二稿
　　2012年9月修改成第三稿

 注释：
　　① ②王一帆：《深切悼念伍老》，《福建党史月刊》2006年第1期。
　　③　　作者原注：“《方生未死之间》为茅盾、乔冠华等所写，东南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
　　④ 谌震：《征尘》序㈡。《征尘》为王一帆著、王国梁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⑤ 張汉青：《征尘》序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