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谋面的良师益友──深切怀念张垣同志

林洪通  2014/3/29 22:13:04  2269点  永安之窗
  前不久,经多方寻索,我终与龙岩地区文化局前局长张惟同志通了电话,方知其胞兄张垣同志已于2000年谢世。我顿感无比沉痛!因为我虽与这位坚强的文化战士、闽西著名作家、印尼老归侨从未谋面,但我在担任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同他有二十多年的书信往来。我忘不了他对我工作的指点帮助和所建立的深厚情谊。1997年他曾邀我相聚叙谈,可惜我未能成行。

  张垣,原名张汉城,曾用名张特亘,笔名金斗节仔、张菁、金枣等,福建龙岩人。1923年6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3年随父母回梓定居。1940年17岁前往香港,在邹韬奋主办(后由胡愈之接办)的《生活日报》任助理编辑。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前夕返回龙岩,因躲避国民党抓丁,寄居沙县大姐家,期间在南平《南方日报》副刊《哨兵》发表小说《小狗子的命运》。后辗转永安、宁化等地。1944年起常以“金斗节仔”的笔名向原左翼作家董秋芳主编的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投稿。在董秋芳的引导下,他走上文学之路,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有小说《国文教师大肚黄》、《二等兵》,散文《题外一题》、《羊博士》、《伟大的主观诗人--歌德》,杂文《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象牙之塔》,评论《“原野”短评》等70余篇,成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人士之一。1945年永安发生“羊枣事件”,羊枣、董秋芳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为免遭牵连,他离开永安,避居泉州、莆田一带,笔耕不辍,向漳州《闽南新报》副刊《海防》、厦门《江声报》副刊《人间》、《闽中日报》副刊《弯弓》投稿,主要作品有《举起投枪》、《伟大的挣扎》、《论斐德思想》、《作家与作品的群众观念》、《诗人与思想家》、《诗的声音--评艾青、田间的诗》等40余篇。此终引起特务追踪,1948年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张垣在香港担任《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特约撰稿员,秦似主编的《野草》杂志助编,从事专业写作,在各报刊发表作品100余篇。长诗《福建─我们的家乡》在马凡陀(袁水拍)主编的《文艺》发表后,影响不凡,被新加坡、仰光等华侨报纸转载。不久,他加入茅盾、叶以群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1948年6月张垣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由杜埃(曹传美)、张兆汉介绍,进入粤东游击区,8月,参加黄明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回闽。50年代初期,历任《闽西日报》、《福建日报》记者、编辑。与郭风、姚鼎生、周美文等人一起编辑过《福建文艺》、《福建日报》副刊《海潮》等,在福建文学界、新闻界颇有名望。“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在“干校农场”劳动十年。落实政策后焕发青春,文思如泉,曾担任《汉语大词典》编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龙岩地区副主编、《闽西文丛》责编,并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作品300多篇。还与龙岩地区文联主席张惟合写十余万字的《闽西文艺史志》在《闽西文丛》连载。1983年离休不离岗,担任《长汀诗词》顾问,在龙岩师专讲授文学理论课程;年逾七旬仍参加社会活动,担任龙岩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城分会主席。

  张垣对于永安党史征集和编写工作极为关心重视。1984年至1997年十余年间,不间断地给永安市委党史办和我本人写过许多信,不论是提供意见,发表见解,还是订正史实,纠正错误,我们都受益非浅。例如:

  1984年,我们在征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初期,我们起草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综述初稿,其中写到永安进步报纸《民主报》的副刊《新语》与《中央日报》(福建版)就有关文艺等问题进行论战时,对于郑朝宗在《中央日报》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过份的抨击,称之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张垣1984年5月20日来信指出:“其实,郑朝宗即使论点有错误,毕竟是学者,不是政客,所以,我认为冠以‘国民党御用文人’不甚妥当,应改为‘当时有个别资产阶级文艺观严重的作家或学者,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了……’,在‘激起了永安进步文化界的义愤’后面,似应加上‘这些具有严重文艺观错误的人,客观上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之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改一改,较实事求是。”张垣指出这一点是很正确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具有文艺观错误论点,应属学术问题。我们在做学术研究、写史实过程中,及时纠正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而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

  张垣对历史的真实性,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同年,当看到三明地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期刊登一篇谢德铣同志写的《忆董秋芳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二三事》一文后,他于12月25日给当时的三明市委党史办主任赵世华同志写信(此信已转来永安),称“不胜骇异”,指出应“予以匡正”。他信中说:“作者是以‘第一人称’表述这段历史的。如谓‘我的第一篇处女作的刊登,文题是《重读〈家〉后感》,之后,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我与张垣通过厦门人黎丁同志介绍,于1948年六月离闽飞赴香港,寻找文艺的出路’。这就非常奇怪,谢德铣其人我从未认识,怎么会同他‘飞往香港’?而《重读〈家〉后感》”和《一封公开的信》,是1944年间赖肇增(即赖丹)发表在董秋芳主编的《新语》上的,赖丹的《一封公开信》是因我的《无心的释疑》引起争论而发表的,怎么变成了谢德铣的‘大作’了呢?这以后的大段引述,都是我在1979年2月发表在《闽西文丛》上的一篇文章:《战斗的回忆》中的内容。以及我和赖丹、熊寒江合写的《闽西北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追忆》中的文章片断。当然,作者在编写《董秋芳先生传略》时,引用这些资料加以说明,注引出处是可以的,遗憾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来论述这段历史,而又违悖历史真实,这是令人诧异的,因此,我才感到有写此信的必要,并且要求你们在下一期刊物上匡正,决非节外生枝之举,凡与历史不符的地方不加指出,难免贻误后世。”

  张垣具有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和一丝不苟的治史态度,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1988年,当我们编印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出版后,他认真进行考证核实,于1988年10月11日来信说:“《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所取材料翔实,很有存史资鉴价值;芟除一些伪证假史,这很重要。”对《民主报》“新语”与《中央日报》就文言文与白话文等问题进行论战的参加人员进行考订时,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作者有出入,如‘金莱’、‘公盾’、‘东方未明’等应予除名,他们没有参加论战。”

  1991年,为纪念建党70周年,永安党史研究室与永安市博物馆联合筹办“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展览,我负责组织编排版面和撰写《解说词》。除了将党史研究室征集到的有关照片和资料全部提供筛选利用以外,并向所有健在的曾经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老同志发函,补充征集展览资料、照片和实物。张垣接信后极为重视,寄来了照片和资料(直到1995年还给永安市博物馆寄资料)。张垣在1991年6月14日的来信中,除赞扬我们的工作外,还特别论述了党史真实性问题,他说:“前几年永安举行的那次隆重的纪念大会,我因不符合你们“要在永安生活和工作过的才有邀请的规定而未能出席,但有人却冒充去了。此人姓熊,当年在永安大湖师范念书,根本没有在《新语》投过稿,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你们还请他为大会题词,跟历史开了大玩笑。现在应该慎重,回他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欺骗者排除出历史的博物馆,以示对党史的极端负责。……你们前次来信,要我提供羊枣的资料,我手头没有,现一并奉复。‘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切问题应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假的,历史万万不能伪造。”

  张垣总是在关键之时实实在在地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工作。他1991年8月2日又来信说:“七月二十二日函及《解说词》收到。你们做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为党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一般看来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解说词写得言简意赅。有些当年的作者如墙外行人、东方未明、柳虞慧、伯骥、戈扬、沙场斗士、会稽细民等没有资料见刊,似可从周璧那里找到线索,日后加以补充。我的意见,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在永安发生的“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战及参与论战的作者名单和文章,以及俞剑华、郑朝宗等反面文章,最好收集展出,这场论战表现了当时斗争的实质,今天看来很有价值。东南日报《笔垒》发表了8篇,民主报《新语》发表了24篇文章,共32篇,整理出版一本小册子十分有教育意义,这些文章省图书馆保存,查找容易。你们解说词的材料,我在修改《闽西文艺史志》时将参考编写进去,顺此表示谢忱。”

  1996年,就我本人所写的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征求意见稿,张垣曾经三次来信作出评价和提供修改意见。他1月31日来信说脚本“觉得不错,具有鲜明的历史观点,展现的画面分期分段解说,词意清楚,不拖泥带水,文字简明。永安代表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东南名城,文化高潮达于顶峰,可与当时的桂林文化相媲美,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我祝贺这部电视片的成功,希望早日在荧屏上见面。你们的劳绩永载千秋史册。这些历史画面的重现,令人感奋,因为熟识所以亲切。不少先贤已作古,而活着的人得到鼓舞。”接着在同年4月2日来信说:“片名较前稿(初稿)明确。其实片名不在长短问题,关键在于要具备历史性和时代性。像第二稿片名我看是符合当时历史的,缩短了不一定有概括性。反映这个历史情况不能过于简单,削足适履反为不妙。事情并非越简越好。永安的抗战文化史相当复杂,全面的反映是应该的,即以此稿起到存史作用也是值得的。电视片虽然一闪而过,但观众必在丰富的历史内容中受到教益,会从淡泊的印象里面泛起深刻的幽思,回顾悠久的历史,那影响是巨大的,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因此我认为文稿有一定广度和深度。”同年8月16日于病榻中又一次来信对“脚本”评论,说第三稿“内容翔实而简洁,不拖泥带水,益见完善,读了眉目清楚,该说的都说了,该去的‘那个冒充人物’也去了,这就显示了历史资料的真实性,经得住推敲。写史的关键务求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自然会起到历史的教育作用,为社会所承认。”

  1996年1月,为了纪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殉难的最主要的骨干人物之一羊枣(杨潮),我们搜集一批纪念文章,编印一期《永安党史资料》。(注)张垣收到后,于1996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第155期《永安党史资料》收到,谢谢了。这一期是纪念羊枣殉难50周年,报道了省新闻界举行座谈会的消息。与会者何若人、黄明、刘岳峰、王仲莘、黄岑、林奔、翁其华、娄永厚等人,都是我的老相识,感到亲切。大部分是福建日报同事,何若人当时是社长、刘岳峰、王仲莘担任总编辑,娄永厚是我的挚友。黄明是和我一起从香港到粤东的老战友,不意他与羊枣有过一段历史缘源,以往却未听他说过。所以他们的发言和文章读了令人鼓舞。赵家欣40年代在永安是活跃于文坛的新闻记者,早闻其名,迄今并未谋面,我深感抱憾。此份材料十分珍贵,当珍藏之。我忙于第二部内刊出版《龙潮奇志》一书,这是与前书《龙潮》算姐妹篇,近期出版后自会奉赠呈政。你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至为感谢。”我与张垣从未谋面,但读他的来信,就像天天见面的老友一般,心中总是充满亲切之感;所以,至今我不时地在深深地怀念他。

  张垣不仅关心支持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的征集和考证,而且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征集考证也给以力所能及的指点和帮助。他在看了我们编印的《永安解放》一书后,在1997年1月9日给我来信说:“接96.12.10函及赠送《永安解放》一书,感谢!你们编出这本书,历史意义重大。收集当年解放永安和在永安工作老同志所写的革命回忆文章,更具有真实性。”同年4月19日又给我来信写道:“去年12月10日,承寄《永安解放》一书,我转给当时曾在永安工作的王贻华阅读。我们都是建国前参加粤东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的,这些成员均为从香港进入游击区的文化人。该团有十位同志由福州调去永安,他们是:王贻华、许唤民、史中元、黄既济、林荣生、陈文治、陈学其、龚文京、刘以健、张纯等人。”他特地将王贻华写的《〈永安解放〉一书读后感》寄给我,具体地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

  我作为一个老党史工作者,很希望能对《永安解放》一书补充资料,充实内容,进一步订正史实,印成正式、公开的出版物。

  我不吝纸墨引述张垣的多封书信,是因为我永远忘不了这位从未谋面的良师益友。我深悔1997年没有应邀前往闽西老区龙岩,向这位良师益友讨教请益!2013年6月是张垣同志诞辰9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张垣同志永远的深切的怀念!

  2006年09月初稿于北京

  2012年12月修改于上海

  (原载《三明党史》2012年第4期)

  注:《永安党史资料》是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油印刊物。创刊于1983年,为不定期内刊。每期1万字到2万字之间。每期印数60份至150份不等。共出171期,1至14期由陈学其主编,14至163期由林洪通主编,164至171期由赖承光主编,1999年终刊。办刊主要目的在于收集史料,同时,发给当事老同志征求意见,订正史实;也为存史、上报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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