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垣，原名张汉城，曾用名张特亘，笔名金斗节仔、张菁、金枣等，福建龙岩人。1923年6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3年随父母回梓定居。1940年17岁前往香港，在邹韬奋主办（后由胡愈之接办）的《生活日报》任助理编辑。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前夕返回龙岩，因躲避国民党抓丁，寄居沙县大姐家，期间在南平《南方日报》副刊《哨兵》发表小说《小狗子的命运》。后辗转永安、宁化等地。1944年起常以“金斗节仔”的笔名向原左翼作家董秋芳主编的永安《民主报》副刊《新语》投稿。在董秋芳的引导下，他走上文学之路，发表了大量作品，主要有小说《国文教师大肚黄》、《二等兵》，散文《题外一题》、《羊博士》、《伟大的主观诗人--歌德》，杂文《打落水狗原来不是痛快的事》、《象牙之塔》，评论《“原野”短评》等70余篇，成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人士之一。1945年永安发生“羊枣事件”，羊枣、董秋芳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为免遭牵连，他离开永安，避居泉州、莆田一带，笔耕不辍，向漳州《闽南新报》副刊《海防》、厦门《江声报》副刊《人间》、《闽中日报》副刊《弯弓》投稿，主要作品有《举起投枪》、《伟大的挣扎》、《论斐德思想》、《作家与作品的群众观念》、《诗人与思想家》、《诗的声音--评艾青、田间的诗》等40余篇。此终引起特务追踪，1948年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张垣在香港担任《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特约撰稿员，秦似主编的《野草》杂志助编，从事专业写作，在各报刊发表作品100余篇。长诗《福建─我们的家乡》在马凡陀（袁水拍）主编的《文艺》发表后，影响不凡，被新加坡、仰光等华侨报纸转载。不久，他加入茅盾、叶以群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1948年6月张垣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由杜埃（曹传美）、张兆汉介绍，进入粤东游击区，8月，参加黄明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回闽。50年代初期，历任《闽西日报》、《福建日报》记者、编辑。与郭风、姚鼎生、周美文等人一起编辑过《福建文艺》、《福建日报》副刊《海潮》等，在福建文学界、新闻界颇有名望。“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在“干校农场”劳动十年。落实政策后焕发青春，文思如泉，曾担任《汉语大词典》编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龙岩地区副主编、《闽西文丛》责编，并在各报刊杂志发表作品300多篇。还与龙岩地区文联主席张惟合写十余万字的《闽西文艺史志》在《闽西文丛》连载。1983年离休不离岗，担任《长汀诗词》顾问，在龙岩师专讲授文学理论课程；年逾七旬仍参加社会活动，担任龙岩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城分会主席。
张垣对于永安党史征集和编写工作极为关心重视。1984年至1997年十余年间，不间断地给永安市委党史办和我本人写过许多信，不论是提供意见，发表见解，还是订正史实，纠正错误，我们都受益非浅。例如：
1984年，我们在征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初期，我们起草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综述初稿，其中写到永安进步报纸《民主报》的副刊《新语》与《中央日报》（福建版）就有关文艺等问题进行论战时，对于郑朝宗在《中央日报》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过份的抨击，称之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张垣1984年5月20日来信指出：“其实，郑朝宗即使论点有错误，毕竟是学者，不是政客，所以，我认为冠以‘国民党御用文人’不甚妥当，应改为‘当时有个别资产阶级文艺观严重的作家或学者，在《中央日报》上连续发了……’，在‘激起了永安进步文化界的义愤’后面，似应加上‘这些具有严重文艺观错误的人，客观上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之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改一改，较实事求是。”张垣指出这一点是很正确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具有文艺观错误论点，应属学术问题。我们在做学术研究、写史实过程中，及时纠正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而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
张垣对历史的真实性，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同年，当看到三明地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期刊登一篇谢德铣同志写的《忆董秋芳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二三事》一文后，他于12月25日给当时的三明市委党史办主任赵世华同志写信（此信已转来永安），称“不胜骇异”，指出应“予以匡正”。他信中说：“作者是以‘第一人称’表述这段历史的。如谓‘我的第一篇处女作的刊登，文题是《重读〈家〉后感》，之后，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我与张垣通过厦门人黎丁同志介绍，于1948年六月离闽飞赴香港，寻找文艺的出路’。这就非常奇怪，谢德铣其人我从未认识，怎么会同他‘飞往香港’？而《重读〈家〉后感》”和《一封公开的信》，是1944年间赖肇增（即赖丹）发表在董秋芳主编的《新语》上的，赖丹的《一封公开信》是因我的《无心的释疑》引起争论而发表的，怎么变成了谢德铣的‘大作’了呢？这以后的大段引述，都是我在1979年2月发表在《闽西文丛》上的一篇文章：《战斗的回忆》中的内容。以及我和赖丹、熊寒江合写的《闽西北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追忆》中的文章片断。当然，作者在编写《董秋芳先生传略》时，引用这些资料加以说明，注引出处是可以的，遗憾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来论述这段历史，而又违悖历史真实，这是令人诧异的，因此，我才感到有写此信的必要，并且要求你们在下一期刊物上匡正，决非节外生枝之举，凡与历史不符的地方不加指出，难免贻误后世。”
张垣具有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和一丝不苟的治史态度，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1988年，当我们编印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出版后，他认真进行考证核实，于1988年10月11日来信说：“《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所取材料翔实，很有存史资鉴价值；芟除一些伪证假史，这很重要。”对《民主报》“新语”与《中央日报》就文言文与白话文等问题进行论战的参加人员进行考订时，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作者有出入，如‘金莱’、‘公盾’、‘东方未明’等应予除名，他们没有参加论战。”
1991年，为纪念建党70周年，永安党史研究室与永安市博物馆联合筹办“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展览，我负责组织编排版面和撰写《解说词》。除了将党史研究室征集到的有关照片和资料全部提供筛选利用以外，并向所有健在的曾经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老同志发函，补充征集展览资料、照片和实物。张垣接信后极为重视，寄来了照片和资料（直到1995年还给永安市博物馆寄资料）。张垣在1991年6月14日的来信中，除赞扬我们的工作外，还特别论述了党史真实性问题，他说：“前几年永安举行的那次隆重的纪念大会，我因不符合你们“要在永安生活和工作过的才有邀请的规定而未能出席，但有人却冒充去了。此人姓熊，当年在永安大湖师范念书，根本没有在《新语》投过稿，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你们还请他为大会题词，跟历史开了大玩笑。现在应该慎重，回他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欺骗者排除出历史的博物馆，以示对党史的极端负责。……你们前次来信，要我提供羊枣的资料，我手头没有，现一并奉复。‘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切问题应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假的，历史万万不能伪造。”
张垣总是在关键之时实实在在地指导帮助我们做好工作。他1991年8月2日又来信说：“七月二十二日函及《解说词》收到。你们做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为党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一般看来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解说词写得言简意赅。有些当年的作者如墙外行人、东方未明、柳虞慧、伯骥、戈扬、沙场斗士、会稽细民等没有资料见刊，似可从周璧那里找到线索，日后加以补充。我的意见，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在永安发生的“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战及参与论战的作者名单和文章，以及俞剑华、郑朝宗等反面文章，最好收集展出，这场论战表现了当时斗争的实质，今天看来很有价值。东南日报《笔垒》发表了8篇，民主报《新语》发表了24篇文章，共32篇，整理出版一本小册子十分有教育意义，这些文章省图书馆保存，查找容易。你们解说词的材料，我在修改《闽西文艺史志》时将参考编写进去，顺此表示谢忱。”
1996年，就我本人所写的福建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征求意见稿，张垣曾经三次来信作出评价和提供修改意见。他1月31日来信说脚本“觉得不错，具有鲜明的历史观点，展现的画面分期分段解说，词意清楚，不拖泥带水，文字简明。永安代表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东南名城，文化高潮达于顶峰，可与当时的桂林文化相媲美，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我祝贺这部电视片的成功，希望早日在荧屏上见面。你们的劳绩永载千秋史册。这些历史画面的重现，令人感奋，因为熟识所以亲切。不少先贤已作古，而活着的人得到鼓舞。”接着在同年4月2日来信说：“片名较前稿（初稿）明确。其实片名不在长短问题，关键在于要具备历史性和时代性。像第二稿片名我看是符合当时历史的，缩短了不一定有概括性。反映这个历史情况不能过于简单，削足适履反为不妙。事情并非越简越好。永安的抗战文化史相当复杂，全面的反映是应该的，即以此稿起到存史作用也是值得的。电视片虽然一闪而过，但观众必在丰富的历史内容中受到教益，会从淡泊的印象里面泛起深刻的幽思，回顾悠久的历史，那影响是巨大的，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因此我认为文稿有一定广度和深度。”同年8月16日于病榻中又一次来信对“脚本”评论，说第三稿“内容翔实而简洁，不拖泥带水，益见完善，读了眉目清楚，该说的都说了，该去的‘那个冒充人物’也去了，这就显示了历史资料的真实性，经得住推敲。写史的关键务求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自然会起到历史的教育作用，为社会所承认。”
1996年1月，为了纪念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殉难的最主要的骨干人物之一羊枣（杨潮），我们搜集一批纪念文章，编印一期《永安党史资料》。（注）张垣收到后，于1996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第155期《永安党史资料》收到，谢谢了。这一期是纪念羊枣殉难50周年，报道了省新闻界举行座谈会的消息。与会者何若人、黄明、刘岳峰、王仲莘、黄岑、林奔、翁其华、娄永厚等人，都是我的老相识，感到亲切。大部分是福建日报同事，何若人当时是社长、刘岳峰、王仲莘担任总编辑，娄永厚是我的挚友。黄明是和我一起从香港到粤东的老战友，不意他与羊枣有过一段历史缘源，以往却未听他说过。所以他们的发言和文章读了令人鼓舞。赵家欣40年代在永安是活跃于文坛的新闻记者，早闻其名，迄今并未谋面，我深感抱憾。此份材料十分珍贵，当珍藏之。我忙于第二部内刊出版《龙潮奇志》一书，这是与前书《龙潮》算姐妹篇，近期出版后自会奉赠呈政。你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至为感谢。”我与张垣从未谋面，但读他的来信，就像天天见面的老友一般，心中总是充满亲切之感；所以，至今我不时地在深深地怀念他。
张垣不仅关心支持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料的征集和考证，而且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征集考证也给以力所能及的指点和帮助。他在看了我们编印的《永安解放》一书后，在1997年1月9日给我来信说：“接96.12.10函及赠送《永安解放》一书，感谢！你们编出这本书，历史意义重大。收集当年解放永安和在永安工作老同志所写的革命回忆文章，更具有真实性。”同年4月19日又给我来信写道：“去年12月10日，承寄《永安解放》一书，我转给当时曾在永安工作的王贻华阅读。我们都是建国前参加粤东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的，这些成员均为从香港进入游击区的文化人。该团有十位同志由福州调去永安，他们是：王贻华、许唤民、史中元、黄既济、林荣生、陈文治、陈学其、龚文京、刘以健、张纯等人。”他特地将王贻华写的《〈永安解放〉一书读后感》寄给我，具体地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
我作为一个老党史工作者，很希望能对《永安解放》一书补充资料，充实内容，进一步订正史实，印成正式、公开的出版物。
我不吝纸墨引述张垣的多封书信，是因为我永远忘不了这位从未谋面的良师益友。我深悔1997年没有应邀前往闽西老区龙岩，向这位良师益友讨教请益！2013年6月是张垣同志诞辰9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张垣同志永远的深切的怀念！
2006年09月初稿于北京
2012年12月修改于上海
（原载《三明党史》2012年第4期）
注：《永安党史资料》是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一份油印刊物。创刊于1983年，为不定期内刊。每期1万字到2万字之间。每期印数60份至150份不等。共出171期，1至14期由陈学其主编，14至163期由林洪通主编，164至171期由赖承光主编，1999年终刊。办刊主要目的在于收集史料，同时，发给当事老同志征求意见，订正史实；也为存史、上报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