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大狱”的坚毅文化志士叶康参

林洪通  2014/4/3 14:54:06  5617点  永安之窗
  题记:叶康参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骨干人物
  之一,也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自1948年
  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后,直至1988年逝世都未能恢复
  党籍。虽然如此,他却时时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为追求进步、民主与科学,主动履行党员
  职责,继续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在文化战线上作
  出了斐然业绩,默默为党奋斗终身。

  入党求学

  叶康参,福建建瓯人,1916年出生于建瓯县东游乡党城村。又名叶康生,笔名章敏、康参、唐参、向善、细民、郭小峰、荐任官等。1931年,15岁的他就帮助姨夫做地下革命工作,受到启发教育;因“共产党嫌疑”,1933年被国民党56师逮捕入狱。被捕6人中一人被杀,叶等5人关了一个多月后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由中共建瓯县委负责人张冬普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叶康参进入建瓯师范就读,后转培汉初中。1937年上半年初中毕业。下半年,在建瓯中学读高一。半年后,该校停办,转入在沙县的省立福州高级中学读高一下。他在学校读书时,秘密地做党的工作。中共建瓯县委派员到东游党城村建立地下党支部,他兼任支部青年委员。他还介绍进步青年叶文烜(后来担任党城支部书记)、叶有庆(后来担任党城支部委员)、庄征(后来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等人加入共产党。由于他的活动被觉察,引起校方注意,读完高一下的1938年暑期,学校通知他“下学期不必再来了”。实际上是把他开除了。

  步入社会

  1938年9月,叶康参被党组织派往南平闽江工委负责《老百姓》报的编行工作。该报刚从永安迁南平铅印。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陈培光把稿件发往南平后,他负责编稿。不足的稿件,由他补充。从联系印刷、校对、直到发行,都由他一人承担。他的生活费由组织发给,每月10元。3个月后,经组织同意,他到长汀去工作。《老百姓》报的编辑工作,由他推荐给叶文烜担任。1939年初与他同去长汀的还有原福州高级中学的三位校友。
  叶等到长汀后,国民党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刘天云(安徽合肥人)问他能做些什么,他未曾干过公务员一类的差事,不知公文程序,不会写“等因奉此”之类的官样文章,当科员、雇员之类都不行。在此之前,刘天云曾向省主席陈仪打报告,说要成立“社会工作队”,实际上是“抗日宣传队”,陈仪批准了,每月发给200元作为经费。叶到长汀时,工作队还未成立。于是,刘天云就给他及三位同学“专员公署服务员”的名义。不久,刘就把他们这些进步青年,组成了“社会工作队”,委派专员公署的一位科长做队长。“社会工作队”成立后,作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长汀、连城、清流、宁化、明溪、德化等县用有演戏、歌唱、漫画等方式宣传抗日,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戏剧,还演唱了不少救亡歌曲。他们只用一把二胡伴奏。工作队员们都能廉洁奉公,每到一地,都是自办伙食。
  叶康参在长汀与厦门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来往,注意物色先进分子作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处境险恶。不久,他到建宁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旋即到浙江金华,不久又从金华回到长汀,在《汀江日报》当了两三个月的副刊编辑。

  奋笔抗战

  1942年,叶康参到连城《大成日报》当记者。他撰写的《笑话围攻希特勒》一文发表后,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恼怒。1943年秋,叶到永安,经赵家欣介绍,进入福建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他管理新闻报道工作,每月编一期《闽政简讯》。他利用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每天送给编译室的英文新闻稿翻译成中文,交给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再转给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他每天读报,对欧洲的战局和国际政治动态相当熟悉。他是高一离校的学生,英语程度不高,只好用英汉辞典硬译。有些词典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去请教董秋芳。董是鲁迅学生,北大外文系出身,搞过翻译,当过英语教员,是现成的老师。时间一长,叶英语阅读水平有了进步。后来利用这些外电给《联合周报》、《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写了大量文章。他运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论持久战》等文件作指导,广泛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1944年2月,蔡力行在永安创办了《联合周报》,进步倾向很是突出。叶应蔡约稿,自1944年5月6日至10月28日,用“唐参”、“章敏”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文章25篇。其中有《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希望有钱出钱》、《改善出版检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准备对日反攻》、《中国的道路》、《清算功罪的准绳》等。
  同时,叶还为永安《民主报》撰写社论。1944年夏以后所发社论多由羊枣(杨潮)、李达仁、赵家欣、叶康参、郑书祥、谌震等人执笔。社论不署名。经赵家欣、李达仁(李品珍)1992年10月的共同研究辨认,认定出自叶康参手笔的就有31篇。如《为后一代呼吁》、《流血太少》、《世界战争新局势 》、《反攻福州》、《论整肃三风》、《论肃清贪污 》、《为民族呼吁 》、《日寇往哪里走?》、《我们准备些什么贡献》等。1944年10月19日他所写的社论《流血太少》,对长乐、连江、福清三座城市被日本军队以少量兵力占领感到无比痛心。他认为是抵抗不力,“流血太少”。呼吁“闽海前线的军民,今日必须知耻发奋,力图恢复,沿海及后方,又何尝不需要处处准备作战,人人准备牺牲!”并指出:“福建的战略地位已日见重要,今日八闽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在对日战争的全局中,已立于最前线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空前伟大的场面中,我们一千二百万军民同胞真是应该无分闽东闽西闽南闽北,无分前方后方男女老少,大家必须同一生命,共争荣辱,义可生则生,义可死则死,我们今后必须人人参战,步步抵抗,敌寇不来则已,来必尽力迎击,使敌人的任何企图,皆得不到半点便宜,则敌人得不偿失,必不敢扩大深入;必须如此,福建才对得起国家,我们才对得起子孙!”这表达了全省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叶所写文章,也对旧社会旧制度发出了强烈挑战。他在1945年2月3日写的社论《为民族呼吁》中指出:“我们民族不仅善于追求他的伟大理想,而且善于为解放自己的奴隶命运而坚韧斗争。……但我们民族的灾难实在是太深了,我们不仅是受着敌人的痛苦,沦丧了辽广而肥沃的领土,牺牲了成千成万的人的生命,断送了不可以数字计的财富和文明遗产,而且还受着旧社会的痛苦,旧的扼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如果一日不与束缚自身之旧势力宣战,便一日不能充分发挥所有潜伏的活力,获得其应有的胜利,因此之故,我们以为□调整与□胜而来的,必须迅速实行根本的改革。”
  叶康参这些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都充分表明他对抗战事业的忘我奋斗精神。同时,他的文章与羊枣、李达仁、赵家欣等人写的文章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呼吁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财政、教育政策等措施。这些政治口号在《民主报》的社论中出现,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福建报界独树一帜。
  叶康参还为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稿。据当时羊枣的得力助手李达仁说:“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有自知之明,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作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人身上。在39期期刊中,外稿只有彭世桢、叶章敏写过数篇。”叶在该刊发表三篇文章:《一周间敌人的叫嚣》(第9期,1944年10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再生》(第33期,1945年4月23日);《国际托治的论争》(第37期,1945年6月11日)。均署名“章敏”。他的文章也同样分析精辟,笔调明快,预见性强。极大地鼓舞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

  “勤庐秘友”

  1942年夏,叶康参和叶文烜研究后,将叶有庆派到国民党三元县梅列的省警保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在警保同学会当干事)。叶康参与叶有庆保持秘密联系。1944年初,叶有庆已是省保安处处长严泽元的侍从副官。一天,叶有庆来找叶康参,说庄征去年代表组织通知党城支部暂时停止活动,隐蔽精干。叶康参也认为,叶有庆这个职位得之不易,可“暂停活动,隐蔽下来”。不久,保安处从梅列迁到永安吉山,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至少每月见面一次。
  叶康参原寄居在好友赵家欣、谢怀丹夫妇在桥尾的称为“寄农小筑”的家中,后来省社科所分了一间单间房给谢怀丹,叶就要了这间房子。这间屋子筒陋、较小、又暗,但很清静,叶把它称之为“勤庐”。晚上睡在那里,也在那里写文章,但更重要的是会友。叶有庆与叶康参的联系地点多在“勤庐”。而赵家欣、谢怀丹夫妇也只知道这个青年小伙子是叶康参的同乡而已。
  一次,叶有庆搞来一套福建省军事地图,说庄征有用的;不久又搞来十多排驳壳枪子弹,说前几年庄征向他要手枪子弹,他给了庄二排(二十发),庄高兴极了,现在有二百多发,更高兴了。他估计打完日本后,国民党还是要打内战的。这子弹和驳壳枪就藏在“勤庐”中。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叶康参在永安,一方面从事抗战宣传,奋笔写作;另一方面牢记使命,一心为党服务。

  被捕前夜

  从1945年7月12日开始,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出动军警肆意逮捕永安文化界进步人士。羊枣、谌震、王石林(王一帆)、李达仁(李品珍)先后被捕。永安上空乌云密布,异常紧张。王亚南、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等人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此时叶康参的处境十分危险。他最大的麻烦是叶有庆藏在“勤庐”里的福建省军用地图和驳壳枪子弹,这些军用品如被抄,将成为特务逮捕和判罪的依据。
  然而,叶康参从容应对,把这些东西作了果断处置:他把地图和子弹装入一个小皮箱,加上叶有庆的二套衣服,送到下吉山任至凤家。任至凤是叶康参的未婚妻施碧瑾的好友,其丈夫李可宏是省保安处的中校股长。叶康参对李可宏说:“这是叶有庆的箱子,他去瑞金中央军校分校学习时,把这箱子放在我宿舍里。里面有十多排驳壳子弹,他想卖些钱,但又不敢卖,还有几张地图。现在我的邻居被捕,可能是共产党嫌疑。这些子弹,军火嘛,如果出问题,我和有庆都讲不清,只好寄存到你这里。”叶康参后来回忆道:“我讲得很轻松,但特别强调子弹,老李以前当过严泽元的副官,现在是保安处的中校股长,管后勤军需,那时军官卖些子弹或一二支枪并不算什么大事情,而他和有庆也很熟,对我挺好,收了箱子,留我吃午饭。”③
  对这件事情叶康参处置得十分稳妥,体现了他进行地下活动的丰富经验和广交朋友、急难时提供帮助的灵活策略。
  国民党顽固派在永安实施大逮捕的十天来,叶康参毫无惧色。特务追查李达仁时,李曾在叶的“勤庐”躲了一夜。叶与赵家欣、谢怀丹、欧化群等人研究如何帮助李达仁化装成湖南老兵出逃,但李出逃失败,于7月15日被捕。叶康参觉察到连日来永安桥尾、东坡一带形迹可疑的人来来往往,晚上还打着手电巡逻,那都是便衣警探和特务。他发现《民主报》也顶不住了,7月17在二版发表一篇社论《中共怙恶不悛》,攻击中共,但在副刊里又发表了冬奋(董秋芳)的《沉默之美》,鼓舞士气,写社论的班子已经垮了,董秋芳的副刊还在编,巍然不动,还在战斗;他已知贵畹兰、李力行也被捕了。白色恐怖笼罩了永安山城。叶康参把办公室抽屉的几本书,如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之类,用报纸包好,送到董秋芳办公室请他保管。一切料理妥当后去吉山看了在福建音专读书的女朋友施碧瑾,后又到下吉山任至凤家避风,挨到晚上九点才走。他有些预感,今宵一别,后会难期。叶告诉女友说,如果出问题,立即给瑞金军校叶有庆发封信,说我因病住院不要给我写信。
  果然,1945年7月23日,叶康参被捕了。

  从容入狱

  7月23日早晨,叶康参走出“寄农小筑”去上班,正要向小路拐弯,两个早已埋伏在门外的特务就拦住了他,问:“你是叶康生吗?”“是的。”特务递过逮捕通知书。这时,他十天来忐忑不安的心反而镇定了。他踏入临时牢狱会客室,发现董秋芳老先生已在此。前天刚把禁书交给他,他昨天就被捕了。
  叶康参被押解到永安上吉山省保安处拘留所。这里关押了16人。羊枣、谌震等4人8月6日被解走后,就只有他和董秋芳、毕平非、李达仁、王一帆等12人了。这是一个大四合院子,现在却成为囚锢犯人的牢房了。
  叶康参在狱中,态度从容,坚持原则,保护自己,保护同志,表现了革命者的高贵品质。他善于冷静观察,灵活应对审讯;善于与监管人员聊天、交朋友,获得监外消息和提供帮助。他结识了两个站岗的建瓯同乡士兵,争取他们为难友提供帮助。
  叶康参被捕不到一个月,抗战胜利了。从国立音专远远传来一片鞭炮声。站岗的哨兵也破颜而笑,在门洞口子上对他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
  悲喜交集之余,叶康参和毕平非为董秋芳编了一支《说董老》的歌,用《凤阳花鼓》的调子唱起来:“说董老,道董老,董老爱的是民主,年已半百坐监牢;说董老,道董老,董老是个抗日派,为啥胜利蹲监牢,为啥胜利蹲监牢?!”唱得董秋芳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后来,他们寄押在永安地方看守所,看报纸自由些。叶康参等难友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访问重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释放全国政治犯等时政内容,叶对时局作了深刻分析,认为实现国家民主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斗争会很复杂,问题不简单,政府改组问题、军队改编问题等等的谈判是很艰巨的。但叶和李达仁、王石林、李力行、董秋芳都觉得,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很大。他们的命运和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于是叶康参积极地推举董秋芳执笔起草呼吁书,十二人同时签名,分寄宋庆龄、罗隆基等知名人士,争取声援;同时起草报告,寄给省政府刘建绪主席,要求释放。报告的第一句话是:“秋芳等以异党嫌疑被捕,要求释放。”后来又给国民党省党部寄了一份。社会上的营救活动也同时展开了:东南出版社重庆分社经理林一青,向宋庆龄、冯玉祥和民盟的领导人写过信,要求声援。罗隆基还当面问过蒋介石,要求释放董秋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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