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7日，我乘赴桂林旅游之机，折回长沙，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谌震先生。我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永安人，一名永安的老党史工作者，虽已退休十年，但对他有深厚的怀念之情。
我认识谌震是1985年。那年，他应邀前来永安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经二十多年的亲切交往，已与这位文化战线老前辈成为好友了。
谌老今年90岁。他是个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他在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被疑为“共党首要分子”而被捕坐牢。1948年回到湖南新闻界，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解放后长期担任《湖南日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判刑13年，是省报社54名右派中受处分最重的一个。他坎坷22年，1979年平反，现在享受离休待遇。1993年起，他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曾写书10余部，共300多万字。尤其是从83岁到90岁之间，七年写了七本大部头论著。
这次见面，他变了模样。他患有糖尿病、肺气肿等疾病，肺气肿尤其严重，不能弯腰，不能走路。尽管如此，他刻意到离寓所5里外的长沙市中心的特色风味饭店宴请我，陪我用午餐，足见他待客之真诚。这使我非常过意不去。
他耳朵很背，如要和他说话，必须把嘴贴在他耳边并大声发音才能听到。这种状况可能很久了，以致于他的女儿同我谈话时，也习惯地把嘴贴在我的耳边大声讲话，使我的耳朵被震得发涨。
谌老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谈吐自如。每每我问一句，他能讲述出许多问题。他谈了许多永安抗战时期的往事，特别是有关刘建绪的事。这不是我的本意，但他的许多推心置腹的话语，却令人回味深长。
他的居室简陋程度，令我有些愕然。在窄小的旧房内，铺着一张木板床。靠墙的床边从头至尾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历史书籍，墙上挂着书架，书架里自然也摆满了书籍，其中四十多册《胡适全集》尤其显得突出。那天，我见他用小矮凳坐在床边，以床当桌子写字。很难想象，一个大学者在离休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著书立说的。据他女儿说，十余年前，报社集资建新房，他作为离休干部，只需花八九万元即可挑选一套宽畅的新居，但他硬是不要。把机会让给别人。他的六个儿女都退休了，儿孙成群，全家共有33口人，对他都很孝顺。
“我在刘建绪家门口当秘书”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十九岁任报纸编辑，二十二岁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有人说他是刘的“机要秘书”，也有的说是“随从秘书”。这次见面，我问及此事。他侃侃而谈。说：
刘建绪任命我的就是“秘书”，没有别的什么名称。当年，刘建绪到任时，找了很多人替他写文章，不尽满意。结果我一写，他很满意。我的本事是什么呢？一是快，刘建绪要的文章，不管再重要，我在头天晚上加个班必定出来；二是短，因为办报，写短文，锻炼了我。所以，我写的文稿，如为刘建绪写讲稿，大多比较简短，通俗明了，但有分量。该讲什么问题，讲得实实在在，不摆架子，不放空炮，较切合实际，使听众都感到有所收获。福建已故诗人叶康参先生曾说：“老谌写的本来是大官话，听起来却不象官话。”后来省政府有些重要文件，如施政纲领、施政报告、全省行政会议总结，等等，也都由我起草。
记得1941年11月我到永安后，第二天，刘建绪就要我与他一起到闽南视察。我同去了。视察回来即任命我为“编译”，过了几个月，任命我为“秘书”。那时一个月给我几百块工资，我就觉得了不起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到晚年深感后悔。为什么呢？我既然在刘建绪的家门口当秘书，本来可以为福建多做些事。但我没有认真读书，也没有做调查研究。那时，我可以到处参观，可以了解情况。可是，我太浮躁了。比如，那时农业改进处就在我对门，该处的主任秘书任自强是我湖南同乡，好友，如果我肯下点功夫，扎实一点，多跟他聊聊，到有关单位参观，写成一篇篇文章，寄到《大公报》，寄到重庆，也许可以对福建农业有所贡献。至少我自己可得到很大益处。还有教育厅，离得也很近，我也可以为教育做点事。所以，现在感到很后悔。
“刘建绪在福建做了好事”
谌震谈到，刘建绪到福建任省主席时，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一个将军，一个武官，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但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变了。总体上福建对他的印象是好的。谌老说：
在刘建绪到任以前，省主席是陈仪。陈仪是个有名的政治家。刘建绪接陈仪的班，能够照陈仪的办法做下去。这是很不错的。他能这样做，在国民党内也是少见的。例如他能接纳王亚南、羊枣等这些进步文化人士到福建工作，宣传抗日，就很不错。他的政绩，福建人多多少少是可以感受到的。刘建绪在民国16年（1927年）就当师长了。当时师长的月薪有1万多光洋。他到福建当主席是贴本的，工资不够用。他在与部队移交时，也留下了几个仓库给福建地方。永安就有两个仓库，建阳也有一个仓库。
当年，永安有一个好的东西，那就是政治空气比较好。省政府食堂吃的是草包饭，红米饭。公职人员生活都很简朴。像最重要的财政厅厅长严家淦，生活也是很简朴的。刘建绪本人也很简朴。他对部下也管得严，他的部下也不会搞什么名堂。当年省政府下面的处，官职很少，如田粮处只有个副处长，国民兵团只有个副团长，兵役站只有个副站长，干部训练所只有个教育长。这副处长就是处长的职权。
从1946年开始，福建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专制统治，集会、游行此起彼伏。1947年，全国学潮汹涌，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都被武装军警包围搜捕学生，酿成血案。福建也闹学潮，刘建绪做法不同。福州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刘命警察向学生道歉。学生上街，他派军警徒手上街站岗。保安处发言人指责学生，多不符实际，引起学生反感，刘建绪予以批评，并向学生道歉。有人说，省主席向学生道歉，岂不丧失威信？刘说：有错即改，正是为了维护威信，有错不改，反而迁怒他人，那才是丧失威信。
1948年农学院两学生被宪兵打伤，由省政府登报道歉。刘说学生有参政权。省政府出来讲话，说我们错了，向你道歉。这是什么气度？你想一想，个人在历史上，能够讲一句话，就了不起了。这年9月1日，是刘建绪治闽七周年，往年都由省报发表文章，总结一年政绩。这次我却劝刘主动辞职，并在中央未批准之前，即向社会公开表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济南已经解放，蒋政府发行金圆劵，我估计蒋介石必向台湾撤退，那时蒋介石一定不放心刘建绪，必定会派自己的亲信来福建。刘认同我的估计，即向蒋提出辞呈，蒋介石立即批准。福建各界人士看到刘主动让贤，非常意外，也非常赞赏，热烈欢送，并赠以“福州荣誉市民”称号。
1949年9月刘建绪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多位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联名通电拥护新政协，他排名第三。但他未去北京，在香港观察两年之后，全家移民巴西。他在巴西终老，享年84岁。几个儿女在美国和巴西都有成就，其中有三位博士。长子刘奇凱，是巴西大学物理系主任；二儿子刘奇立，是电力专家；三儿子刘奇曙，是电脑博士；四儿子刘奇明，是水利工程博士；女儿刘友珍是中共地下党员，福建著名妇科医生，解放后长期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谌老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写了刘建绪的传记，文字不多，但较实际，也较全面。民国人物传记收了800多人，由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编纂。他写刘建绪传记时，对刘的子女了解不全面，后来编辑部给补充完整了。不过，我不禁要问：刘建绪在围剿红军时不是表现很积极吗？谌老说：“那是积极的。他那时杀人也很多，但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帐，他后来有那样的觉悟，就很了不起了。”
“没有周璧被捕事件，不会发生‘永安大狱’”
鉴于谌老是当年介绍周璧前往浙东找新四军的当事人，因周璧被捕而酿成永安大逮捕事件，故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周璧被捕事件和“永安大狱”占有一定位置。于是，我顺便问及：“如果没有周璧事件，会发生‘永安大狱’”吗？谌老肯定地说：“不会！”他说：
我介绍周璧到浙东找新四军，那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这件事情几方面都有错：首先，美国新闻处开给周璧的介绍信写错了字，随意涂改，这是美国新闻处做事太荒唐。这怎么行呢？所以引起特务怀疑。你写错了，怎么可以胡里胡涂改一改就行呢？这是一。其二，周璧做事也太荒唐，涂改的介绍信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呢？你为什么不叫他们重写一份呢？再者，周璧以为有了美国新闻处的介绍信就忘乎所以，一路写信、打电话，引起特务注意。其三，浙东新四军纵队也处理不当。当时周璧和刘金都要求留下参加新四军，你怎么只留下刘金而拒绝周璧呢？你留下他就没事了。所以几方面都有错，故而酿成永安大逮捕。“永安大狱”是个偶然事件，不要看得太严重，不要夸大。
问：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是否可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作为抗战时期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谌：那不行，重庆、桂林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而永安差远了。当年影响最大的报纸还是江西的《前线日报》，它的总编辑是宦乡。宦乡后来任英国大使。当年浙江的温州、金华也有过文化活动。当然，永安的抗战文化成果是突出的，可以称为我国东南的文化名城。
问：“永安大狱”被捕人员中，有姚勇来和沈嫄璋。但近年披露的资料发现，姚勇来、沈嫄璋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那么，他们的入狱，是否特务施用的“苦肉计”？
谌：我们当年都有怀疑，但没有根据，也没有发现出卖行为。姚勇来到台湾后生活相当困难，坐了好几年牢，放出来后开小店为生。他的爱人沈源璋在台湾很红，后来由于内部斗争，突然被捕坐牢。在牢里受不了，自杀了。自杀时连衣服都没有穿。
笔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刊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校刊《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列为到过永安的共产党员，其根据并不充分，二人并不曾参加共产党，不可列入党员名单，该文提法应予纠正。抗战后期，姚勇来、沈嫄璋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姚勇来是1945年初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单线联系的。李品珍在狱中已怀疑姚勇来是特务施用“苦肉计”而进牢房的。李品珍出狱后，在福州碰到姚勇来，到上海又碰到姚勇来，以为是跟踪。但始终未发现姚有叛变行为。
在与谌震的交谈中，我加深了对许多历史细节的了解，收获颇丰。当然，谌震晚年勤于笔耕的事迹令我动容，他至今还念念不忘的两件人生大事，也令我非常敬佩。
“中国文言文一定要学”
谌震晚年很关心教育。他今年九十岁了，却雄心勃勃，干劲十足，想做两件大事：一是抢救文言文，二是写成《简明中国通史》。
对于文言文，谌老认为，九十年前，胡适、陈独秀联手发动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是非常重大的进步，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但在今天，大陆的中学生，对语文课竟有三怕：怕作文，怕文言文，怕周树人。既然现在中学生都怕文言文，而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文言文记录的，那么，将来又有谁能读懂古籍，又怎样继承中国文化的精华？他以为这是中国文化潜在的严重危机。即青年与传统文化距离越来越远了。谌老说：
我们必须知古，发扬古代文化的精华，批判其糟粕。因此，一般人应当对古代文化有所认识，更应有一批学者能够钻研古籍，所以文言文的教学很重要。中国的文言文一定要学。几千年的文化，你不能丢。但是，你学的时候，要懂得方法，要讲道理，要使人学起来很感兴趣。最近，台湾有些人士，如历史学家许倬云、诗人余光中等，发起“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岂不是和我的想法一致？他们感到台湾的语文教学也不行。许倬云曾留学美国，跟蒋经国关系很好，所以蒋经国常常听他谈话。据《南方周末》文章介绍，台湾能够有今天，许倬云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他常来南京。他有一个朋友，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希望许倬云能到南京大学母校讲学。而南京大学也欢迎，后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院。现在大陆的一些人更不懂古文的教学。以前，我们知道，那教古文的老师，讲《西厢记》什么的，那简直让学生听得入迷，听得忘乎所以。现在，有些高中老师教语文教得枯燥无味。所以，要让学生懂得文言文，首先能使学生喜爱文言文。
我们中国有个很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这么大，语言非常复杂，但可以用一种语言加以统一。如福建省内就有几十种语言：闽南有闽南话，闽西有闽西话，闽北有闽北话，福州有福州话，莆田有莆田话。但是可以用一种文字和语言加以统一，那就是汉字和汉语。但汉字与英文大不一样，英文只有26个字母，连大小写也只有52个字母。但西方文字变化太复杂。英语变化小一点，什么德语、俄语等变化就多了，什么变格变位等等。而中文就不一样，变化很小，直到现在，中国汉字除了增加几个化学字以外，基本没有增加新字。现在汉字输入电脑了，也充分体现了汉字的优越性。问题就在教学上教得不好。
所以，我想写封信，由你带到南京，带上《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找到许倬云，能见到许倬云最好，同他谈谈，不能见到把书交给他们。因为我这本书正是这回事。我这本书你在北京找了那么多家出版社都未能出版。大陆的出版社一言难尽。这就叫做“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啊，是吗？如果在台湾是一定能够出版的。如有可能，可把书带到台湾去。我是不行了，我不能到台湾，如去要一路吸氧，人家也不会让我上飞机，上去了，出问题怎么办？人家怕嘛。我现在是苟延残喘，但我这颗心还是不错的。
基于上述认识，谌震对《古文观止》这个较好的古文选本作了新译新评，编成《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一书。今年，他又对该书进行第三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有三点，一是将古文分段注释，二是将古文的生僻字注音；三是小部分评介更深入一步。并改书名为《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只印4册。
对于“译文”，一般的译文只是转达了原文的意思，大多冗长鄙陋，而他的译文则尽量保持原文之美，不仅惜墨如金，而且尽可能保持原文中的警句，凡是韵文，如《卜居》、《归去来辞》、《阿房宫赋》、《吊古战场文》等等约二十多篇，也都译成韵文，都讲究对仗。如《岳阳楼记》，译文中竟有二十多句保持原文，而且全文也像原文一样，多是四字一句，多押韵。读起来很像就是读的原文。
对于“新评”，他用新眼光对每篇古文重新分析，颇能“通古今之变”，大胆创新。如陶潜的《五柳先生传》，历来盛赞他读书“不求甚解”，也就是不钻牛角尖，不搞烦琐哲学，新评却指出，“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为重要，并引用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加以阐释，称之为“快乐读书法”，是矫正当前语文教学之弊的灵丹妙药。又如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主张审案应当“罪疑唯轻”。各个选本都认为这是儒家主张“仁政”的空谈。谌老的新评则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对人权的重视，在古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但“罪疑唯轻”只能够减轻受冤的损害，留下以后平反的机会。要真正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只有实行现代法学所尊奉的“无罪推定论”。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在《刑事诉讼法》中引进这项原则，要认真贯彻，还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样，就把学习古文和学习法律结合起来，也和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可惜《古文新读》这本好书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前两年我为此事在北京找了六家出版社都未能如愿。
“必须十分尊重历史”
谌震十分重视中国历史的教学和普及。他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之一，就是要亲自编写《简明中国通史》。谌老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都有若干不同见解。认为历来说的“以史为鉴”，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就大不相同了。如欧盟各国就是以史为鉴，有了三大转变：一是对外放弃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变为维护世界和平、扶助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内实行福利政策，消除贫富悬殊。三是欧洲各国不再互相仇视而是友好团结，甚至打通边界，统一货币。尤其德国，更牢记希特勒时期对全人类所犯的严重罪恶，多次向有关国家道歉，严禁纳粹思想的复活。谌老说：
中国是世界极少数古国之一，而且四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更应当有一部客观公正的简明的中国通史。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不过六七个，有的国家不但早已灭亡了，而且他们国家的人也变了。埃及、伊拉克等国，他们的历史都比中国早。而现在呢？他们的国家早就亡了，他们国家的人民也不是原来国家的人民了。现在埃及的人民大多信回教或者信伊斯兰教，或者信阿拉伯教。那都是埃及亡国以后一千到两千年才有的教义。所以他们的人也变了。埃及原来的人怎么样？谁也不晓得，谁也说不出来。伊拉克也是这样。伊拉克现在信伊斯兰教，可是这伊斯兰教的兴起年代，是相当于中国的唐朝时期的年代。伊拉克的巴比伦，早在中国的秦朝以前、东周以前就灭亡了。那么，我们中国呢？不但是孔子时期的人而且是孔子前期的人都是我们的祖先，都没有变。埃及、伊拉克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谌老曾多次批评高考用电脑阅卷是“禁锢思想，压抑人才”，多次指责高考语文试题和政治试题、中小学语文课本、八教授合编的《中国革命史》（大学课本）的谬误。他有志于此，集中精力，已先后写成《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都有新意，并纠正了前人一些谬误。可惜因病辍笔。最近，他住院治疗，效果不错。他来信说，准备在一两年内，写成《宋元明清史》，然后再写成《民国史》。如果写成《宋元明清史》，即可说是相当完整的中国通史。倘若《民国史》也能写成，那就更加理想了。
写到这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位年满九旬的老人，已经再次战胜病魔，重新执笔，继续奋斗，不久之后，当有新书可读了。今年四月，我曾写了一篇《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贺谌震先生90寿辰》的文章，特别提到他从83岁到90岁之间，七年写七本书的事迹，故在此不赘言。但谌震在作学问中所体现的求实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执着努力，这将是我们晚辈继续前行的榜样与动力。
2009年06月初稿
2012年05月修改
（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