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主席秘书——谌震先生

林洪通  2014/4/13 17:46:34  3370点  永安之窗
  难忘的会面

  2009年4月27日,我乘赴桂林旅游之机,折回长沙,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国民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谌震先生。我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永安人,一名永安的老党史工作者,虽已退休十年,但对他有深厚的怀念之情。

  我认识谌震是1985年。那年,他应邀前来永安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经二十多年的亲切交往,已与这位文化战线老前辈成为好友了。

  谌老今年90岁。他是个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他在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被疑为“共党首要分子”而被捕坐牢。1948年回到湖南新闻界,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解放后长期担任《湖南日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判刑13年,是省报社54名右派中受处分最重的一个。他坎坷22年,1979年平反,现在享受离休待遇。1993年起,他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曾写书10余部,共300多万字。尤其是从83岁到90岁之间,七年写了七本大部头论著。

  这次见面,他变了模样。他患有糖尿病、肺气肿等疾病,肺气肿尤其严重,不能弯腰,不能走路。尽管如此,他刻意到离寓所5里外的长沙市中心的特色风味饭店宴请我,陪我用午餐,足见他待客之真诚。这使我非常过意不去。

  他耳朵很背,如要和他说话,必须把嘴贴在他耳边并大声发音才能听到。这种状况可能很久了,以致于他的女儿同我谈话时,也习惯地把嘴贴在我的耳边大声讲话,使我的耳朵被震得发涨。

  谌老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谈吐自如。每每我问一句,他能讲述出许多问题。他谈了许多永安抗战时期的往事,特别是有关刘建绪的事。这不是我的本意,但他的许多推心置腹的话语,却令人回味深长。

  他的居室简陋程度,令我有些愕然。在窄小的旧房内,铺着一张木板床。靠墙的床边从头至尾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历史书籍,墙上挂着书架,书架里自然也摆满了书籍,其中四十多册《胡适全集》尤其显得突出。那天,我见他用小矮凳坐在床边,以床当桌子写字。很难想象,一个大学者在离休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著书立说的。据他女儿说,十余年前,报社集资建新房,他作为离休干部,只需花八九万元即可挑选一套宽畅的新居,但他硬是不要。把机会让给别人。他的六个儿女都退休了,儿孙成群,全家共有33口人,对他都很孝顺。

  “我在刘建绪家门口当秘书”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十九岁任报纸编辑,二十二岁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有人说他是刘的“机要秘书”,也有的说是“随从秘书”。这次见面,我问及此事。他侃侃而谈。说:

  刘建绪任命我的就是“秘书”,没有别的什么名称。当年,刘建绪到任时,找了很多人替他写文章,不尽满意。结果我一写,他很满意。我的本事是什么呢?一是快,刘建绪要的文章,不管再重要,我在头天晚上加个班必定出来;二是短,因为办报,写短文,锻炼了我。所以,我写的文稿,如为刘建绪写讲稿,大多比较简短,通俗明了,但有分量。该讲什么问题,讲得实实在在,不摆架子,不放空炮,较切合实际,使听众都感到有所收获。福建已故诗人叶康参先生曾说:“老谌写的本来是大官话,听起来却不象官话。”后来省政府有些重要文件,如施政纲领、施政报告、全省行政会议总结,等等,也都由我起草。

  记得1941年11月我到永安后,第二天,刘建绪就要我与他一起到闽南视察。我同去了。视察回来即任命我为“编译”,过了几个月,任命我为“秘书”。那时一个月给我几百块工资,我就觉得了不起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到晚年深感后悔。为什么呢?我既然在刘建绪的家门口当秘书,本来可以为福建多做些事。但我没有认真读书,也没有做调查研究。那时,我可以到处参观,可以了解情况。可是,我太浮躁了。比如,那时农业改进处就在我对门,该处的主任秘书任自强是我湖南同乡,好友,如果我肯下点功夫,扎实一点,多跟他聊聊,到有关单位参观,写成一篇篇文章,寄到《大公报》,寄到重庆,也许可以对福建农业有所贡献。至少我自己可得到很大益处。还有教育厅,离得也很近,我也可以为教育做点事。所以,现在感到很后悔。

  “刘建绪在福建做了好事”

  谌震谈到,刘建绪到福建任省主席时,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一个将军,一个武官,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但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变了。总体上福建对他的印象是好的。谌老说:

  在刘建绪到任以前,省主席是陈仪。陈仪是个有名的政治家。刘建绪接陈仪的班,能够照陈仪的办法做下去。这是很不错的。他能这样做,在国民党内也是少见的。例如他能接纳王亚南、羊枣等这些进步文化人士到福建工作,宣传抗日,就很不错。他的政绩,福建人多多少少是可以感受到的。刘建绪在民国16年(1927年)就当师长了。当时师长的月薪有1万多光洋。他到福建当主席是贴本的,工资不够用。他在与部队移交时,也留下了几个仓库给福建地方。永安就有两个仓库,建阳也有一个仓库。

  当年,永安有一个好的东西,那就是政治空气比较好。省政府食堂吃的是草包饭,红米饭。公职人员生活都很简朴。像最重要的财政厅厅长严家淦,生活也是很简朴的。刘建绪本人也很简朴。他对部下也管得严,他的部下也不会搞什么名堂。当年省政府下面的处,官职很少,如田粮处只有个副处长,国民兵团只有个副团长,兵役站只有个副站长,干部训练所只有个教育长。这副处长就是处长的职权。

  从1946年开始,福建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专制统治,集会、游行此起彼伏。1947年,全国学潮汹涌,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都被武装军警包围搜捕学生,酿成血案。福建也闹学潮,刘建绪做法不同。福州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刘命警察向学生道歉。学生上街,他派军警徒手上街站岗。保安处发言人指责学生,多不符实际,引起学生反感,刘建绪予以批评,并向学生道歉。有人说,省主席向学生道歉,岂不丧失威信?刘说:有错即改,正是为了维护威信,有错不改,反而迁怒他人,那才是丧失威信。

  1948年农学院两学生被宪兵打伤,由省政府登报道歉。刘说学生有参政权。省政府出来讲话,说我们错了,向你道歉。这是什么气度?你想一想,个人在历史上,能够讲一句话,就了不起了。这年9月1日,是刘建绪治闽七周年,往年都由省报发表文章,总结一年政绩。这次我却劝刘主动辞职,并在中央未批准之前,即向社会公开表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济南已经解放,蒋政府发行金圆劵,我估计蒋介石必向台湾撤退,那时蒋介石一定不放心刘建绪,必定会派自己的亲信来福建。刘认同我的估计,即向蒋提出辞呈,蒋介石立即批准。福建各界人士看到刘主动让贤,非常意外,也非常赞赏,热烈欢送,并赠以“福州荣誉市民”称号。

  1949年9月刘建绪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多位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联名通电拥护新政协,他排名第三。但他未去北京,在香港观察两年之后,全家移民巴西。他在巴西终老,享年84岁。几个儿女在美国和巴西都有成就,其中有三位博士。长子刘奇凱,是巴西大学物理系主任;二儿子刘奇立,是电力专家;三儿子刘奇曙,是电脑博士;四儿子刘奇明,是水利工程博士;女儿刘友珍是中共地下党员,福建著名妇科医生,解放后长期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谌老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写了刘建绪的传记,文字不多,但较实际,也较全面。民国人物传记收了800多人,由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编纂。他写刘建绪传记时,对刘的子女了解不全面,后来编辑部给补充完整了。不过,我不禁要问:刘建绪在围剿红军时不是表现很积极吗?谌老说:“那是积极的。他那时杀人也很多,但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帐,他后来有那样的觉悟,就很了不起了。”

  “没有周璧被捕事件,不会发生‘永安大狱’”

  鉴于谌老是当年介绍周璧前往浙东找新四军的当事人,因周璧被捕而酿成永安大逮捕事件,故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周璧被捕事件和“永安大狱”占有一定位置。于是,我顺便问及:“如果没有周璧事件,会发生‘永安大狱’”吗?谌老肯定地说:“不会!”他说:

  我介绍周璧到浙东找新四军,那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这件事情几方面都有错:首先,美国新闻处开给周璧的介绍信写错了字,随意涂改,这是美国新闻处做事太荒唐。这怎么行呢?所以引起特务怀疑。你写错了,怎么可以胡里胡涂改一改就行呢?这是一。其二,周璧做事也太荒唐,涂改的介绍信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呢?你为什么不叫他们重写一份呢?再者,周璧以为有了美国新闻处的介绍信就忘乎所以,一路写信、打电话,引起特务注意。其三,浙东新四军纵队也处理不当。当时周璧和刘金都要求留下参加新四军,你怎么只留下刘金而拒绝周璧呢?你留下他就没事了。所以几方面都有错,故而酿成永安大逮捕。“永安大狱”是个偶然事件,不要看得太严重,不要夸大。

  问: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是否可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作为抗战时期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谌:那不行,重庆、桂林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而永安差远了。当年影响最大的报纸还是江西的《前线日报》,它的总编辑是宦乡。宦乡后来任英国大使。当年浙江的温州、金华也有过文化活动。当然,永安的抗战文化成果是突出的,可以称为我国东南的文化名城。

  问:“永安大狱”被捕人员中,有姚勇来和沈嫄璋。但近年披露的资料发现,姚勇来、沈嫄璋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那么,他们的入狱,是否特务施用的“苦肉计”?

  谌:我们当年都有怀疑,但没有根据,也没有发现出卖行为。姚勇来到台湾后生活相当困难,坐了好几年牢,放出来后开小店为生。他的爱人沈源璋在台湾很红,后来由于内部斗争,突然被捕坐牢。在牢里受不了,自杀了。自杀时连衣服都没有穿。

  笔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刊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校刊《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列为到过永安的共产党员,其根据并不充分,二人并不曾参加共产党,不可列入党员名单,该文提法应予纠正。抗战后期,姚勇来、沈嫄璋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姚勇来是1945年初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单线联系的。李品珍在狱中已怀疑姚勇来是特务施用“苦肉计”而进牢房的。李品珍出狱后,在福州碰到姚勇来,到上海又碰到姚勇来,以为是跟踪。但始终未发现姚有叛变行为。

  在与谌震的交谈中,我加深了对许多历史细节的了解,收获颇丰。当然,谌震晚年勤于笔耕的事迹令我动容,他至今还念念不忘的两件人生大事,也令我非常敬佩。

  “中国文言文一定要学”

  谌震晚年很关心教育。他今年九十岁了,却雄心勃勃,干劲十足,想做两件大事:一是抢救文言文,二是写成《简明中国通史》。

  对于文言文,谌老认为,九十年前,胡适、陈独秀联手发动文学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是非常重大的进步,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但在今天,大陆的中学生,对语文课竟有三怕:怕作文,怕文言文,怕周树人。既然现在中学生都怕文言文,而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文言文记录的,那么,将来又有谁能读懂古籍,又怎样继承中国文化的精华?他以为这是中国文化潜在的严重危机。即青年与传统文化距离越来越远了。谌老说:

  我们必须知古,发扬古代文化的精华,批判其糟粕。因此,一般人应当对古代文化有所认识,更应有一批学者能够钻研古籍,所以文言文的教学很重要。中国的文言文一定要学。几千年的文化,你不能丢。但是,你学的时候,要懂得方法,要讲道理,要使人学起来很感兴趣。最近,台湾有些人士,如历史学家许倬云、诗人余光中等,发起“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岂不是和我的想法一致?他们感到台湾的语文教学也不行。许倬云曾留学美国,跟蒋经国关系很好,所以蒋经国常常听他谈话。据《南方周末》文章介绍,台湾能够有今天,许倬云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他常来南京。他有一个朋友,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希望许倬云能到南京大学母校讲学。而南京大学也欢迎,后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院。现在大陆的一些人更不懂古文的教学。以前,我们知道,那教古文的老师,讲《西厢记》什么的,那简直让学生听得入迷,听得忘乎所以。现在,有些高中老师教语文教得枯燥无味。所以,要让学生懂得文言文,首先能使学生喜爱文言文。

  我们中国有个很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中国这么大,语言非常复杂,但可以用一种语言加以统一。如福建省内就有几十种语言:闽南有闽南话,闽西有闽西话,闽北有闽北话,福州有福州话,莆田有莆田话。但是可以用一种文字和语言加以统一,那就是汉字和汉语。但汉字与英文大不一样,英文只有26个字母,连大小写也只有52个字母。但西方文字变化太复杂。英语变化小一点,什么德语、俄语等变化就多了,什么变格变位等等。而中文就不一样,变化很小,直到现在,中国汉字除了增加几个化学字以外,基本没有增加新字。现在汉字输入电脑了,也充分体现了汉字的优越性。问题就在教学上教得不好。

  所以,我想写封信,由你带到南京,带上《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找到许倬云,能见到许倬云最好,同他谈谈,不能见到把书交给他们。因为我这本书正是这回事。我这本书你在北京找了那么多家出版社都未能出版。大陆的出版社一言难尽。这就叫做“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啊,是吗?如果在台湾是一定能够出版的。如有可能,可把书带到台湾去。我是不行了,我不能到台湾,如去要一路吸氧,人家也不会让我上飞机,上去了,出问题怎么办?人家怕嘛。我现在是苟延残喘,但我这颗心还是不错的。

  基于上述认识,谌震对《古文观止》这个较好的古文选本作了新译新评,编成《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一书。今年,他又对该书进行第三次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有三点,一是将古文分段注释,二是将古文的生僻字注音;三是小部分评介更深入一步。并改书名为《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只印4册。

  对于“译文”,一般的译文只是转达了原文的意思,大多冗长鄙陋,而他的译文则尽量保持原文之美,不仅惜墨如金,而且尽可能保持原文中的警句,凡是韵文,如《卜居》、《归去来辞》、《阿房宫赋》、《吊古战场文》等等约二十多篇,也都译成韵文,都讲究对仗。如《岳阳楼记》,译文中竟有二十多句保持原文,而且全文也像原文一样,多是四字一句,多押韵。读起来很像就是读的原文。

  对于“新评”,他用新眼光对每篇古文重新分析,颇能“通古今之变”,大胆创新。如陶潜的《五柳先生传》,历来盛赞他读书“不求甚解”,也就是不钻牛角尖,不搞烦琐哲学,新评却指出,“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为重要,并引用夏丏尊、叶圣陶的《文心》加以阐释,称之为“快乐读书法”,是矫正当前语文教学之弊的灵丹妙药。又如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主张审案应当“罪疑唯轻”。各个选本都认为这是儒家主张“仁政”的空谈。谌老的新评则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对人权的重视,在古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但“罪疑唯轻”只能够减轻受冤的损害,留下以后平反的机会。要真正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只有实行现代法学所尊奉的“无罪推定论”。而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在《刑事诉讼法》中引进这项原则,要认真贯彻,还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样,就把学习古文和学习法律结合起来,也和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可惜《古文新读》这本好书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前两年我为此事在北京找了六家出版社都未能如愿。

  “必须十分尊重历史”

  谌震十分重视中国历史的教学和普及。他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之一,就是要亲自编写《简明中国通史》。谌老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都有若干不同见解。认为历来说的“以史为鉴”,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就大不相同了。如欧盟各国就是以史为鉴,有了三大转变:一是对外放弃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变为维护世界和平、扶助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内实行福利政策,消除贫富悬殊。三是欧洲各国不再互相仇视而是友好团结,甚至打通边界,统一货币。尤其德国,更牢记希特勒时期对全人类所犯的严重罪恶,多次向有关国家道歉,严禁纳粹思想的复活。谌老说:

  中国是世界极少数古国之一,而且四千年文明史从未中断,更应当有一部客观公正的简明的中国通史。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不过六七个,有的国家不但早已灭亡了,而且他们国家的人也变了。埃及、伊拉克等国,他们的历史都比中国早。而现在呢?他们的国家早就亡了,他们国家的人民也不是原来国家的人民了。现在埃及的人民大多信回教或者信伊斯兰教,或者信阿拉伯教。那都是埃及亡国以后一千到两千年才有的教义。所以他们的人也变了。埃及原来的人怎么样?谁也不晓得,谁也说不出来。伊拉克也是这样。伊拉克现在信伊斯兰教,可是这伊斯兰教的兴起年代,是相当于中国的唐朝时期的年代。伊拉克的巴比伦,早在中国的秦朝以前、东周以前就灭亡了。那么,我们中国呢?不但是孔子时期的人而且是孔子前期的人都是我们的祖先,都没有变。埃及、伊拉克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谌老曾多次批评高考用电脑阅卷是“禁锢思想,压抑人才”,多次指责高考语文试题和政治试题、中小学语文课本、八教授合编的《中国革命史》(大学课本)的谬误。他有志于此,集中精力,已先后写成《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都有新意,并纠正了前人一些谬误。可惜因病辍笔。最近,他住院治疗,效果不错。他来信说,准备在一两年内,写成《宋元明清史》,然后再写成《民国史》。如果写成《宋元明清史》,即可说是相当完整的中国通史。倘若《民国史》也能写成,那就更加理想了。

  写到这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位年满九旬的老人,已经再次战胜病魔,重新执笔,继续奋斗,不久之后,当有新书可读了。今年四月,我曾写了一篇《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贺谌震先生90寿辰》的文章,特别提到他从83岁到90岁之间,七年写七本书的事迹,故在此不赘言。但谌震在作学问中所体现的求实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执着努力,这将是我们晚辈继续前行的榜样与动力。

  2009年06月初稿

  2012年05月修改

  (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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