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对胡允恭评杨潮案件文章的意见

林洪通  2014/4/13 17:49:57  1920点  永安之窗
  我任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于1992年曾主编《羊枣事件》一书。其间,有一篇《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引起我的高度关注。因为该文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某全国性大报上发表过,且撰稿人是1923年由瞿秋白介绍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的革命老前辈、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允恭同志。他的这篇文章本应收入《羊枣事件》一书。然而,我放弃了。原因是,该文矛盾甚多,与其他当事者的回忆多处相左,有严重失实之嫌。鉴于胡文已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为了写史编书的慎重起见,当时我把该文寄给部分当事老同志审阅。果然,有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等同志回信作出强烈反映,一致认为该文严重失实,不宜收入《羊枣事件》。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关当事老同志已相继谢世。胡允恭同志亦于1991年6月逝世。为了让后人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澄清史实,我越发觉得有必要将当事人的意见公诸于众。不然,这样的孤信,可能会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现将李品珍1992年3月9日的来信(包括同日致王一帆信),赵家欣1993年3月6日和王一帆1992年3月10日的来信的有关内容公诸于众,以便留给研究永安抗战文化史的人们参考。

  李品珍同志1992年3月9日来信如下:

  洪通同志:

  永安党史研究室寄来的胡允恭的《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一文,我仔细看过了,总的印象是:此文的基调与福建电视台所摄制的电视片《羊枣之狱》差不多,情节构架不错,但如果作为历史则与事实出入甚大。《羊枣之狱》里凭空杀出个尚官小姐,胡文里也出现了一个“伪装进步的某中统特务”在羊枣身边。赵家欣、叶康参、谌震和我经常接近,尤其我和谢怀丹与羊枣工作在一块,为写社论及助编《国际时事研究》,经常要交谈,据我们所知,羊枣身边并没有这样的特务。电视剧和胡文有揭露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之一面,但歪曲了历史,却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胡文尚有下列重大历史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

  1、谁都知道,当时美新处的兰德政治态度是比较进步的,这有当时的特殊背景使然:在1944—.1945年4月罗斯福在位的时候,美驻中印缅盟军主要负责人之一史迪威和罗斯福均有意甩开蒋介石,而对我党有好感。兰德在政治上也是倾向比较进步的,派人去浙江新四军,完全是兰德主动的。

  2、周璧并不是新四军出来的青年,他原是《中央日报》的校对,后到改进出版社工作。他没有什么从新四军来的证明文件。而且,周是当事人已写得明明白白,难道远在福安的×××却比周及我们在永安的人更知道情况吗?

  3、东南出版社的成立,是在1943年10月,当时刘建绪是支持的,他拿出了100万元,而程星龄并未参加。骆何民也未参加,因骆当时正当准备去福安。东南社的董事长是江子豪,发行人用谌震的名义。经理先是李达仁,1944年9月是李力行,1944年底换王石林(一帆)。

  4、杨刚是羊枣的妹妹,不是什么“杨潮的姐姐”。

  5、东南出版社被捕的有经理王石林、李力行和我,还有工作人员余敦,股东并未被捕。

  6、永安之狱因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夕,敌人尚在调查,故未有判刑的。骆何民也未被无罪释放,其释放原因也和其他人一样是形势使然。

  7、其他,胡允恭写的与程与骆的关系等不属于我的了解范围,故提不出意见。

  我的以上意见,请就近求正于章振乾、赵家欣、陈耀民诸同志。总之,希望不要弄出以讹传讹的东西,如电视剧之所为。那个电视剧,最近,我看了,那哪是什么历史事件,只能说是附会羊枣事件的随想录。该文连《国际时事研究》的刊名均没有记清楚,却认为自已在外,“回忆往事,相隔数十年,但仍历历如昨。”

  总之,个人认为,像胡允恭写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回忆文章,最好不要编入。电视剧已引起当年在永安同志的愤怒,但我们声音微弱,电视台一大屁股坐下不理。不过,我想,真正弄史的,将不会以电视剧为根据,而将根据当时永安同人的集体意见为准。但书籍应是严肃的,不可有半点随意性。

  另外,如承编入我的《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则敬请作者改为史任远,因最近看见报章上别人有用任远一名的。虽系小事,注意及之较好。

  敬礼

  李品珍上

  92.3.9

  此外,李老在这封信的信封背面又写有这样一段公开文字:

  “郭老著作叫《先秦学说述林》,没有什么《东南述林》,也不是谌震带回的。总之,胡文处处似是而非,请你们认真对待,不要让历史著作成为大杂烩!”

  李品珍在给我写此信的同日,也给他的同仁王一帆写了一信。后王将此信转我,现将该信摘要如下:

  一帆同志:

  前信计达左右,今接永安党史研究室一信及×××文稿(拟编入《羊枣事件》),要我为该文提意见。我看了,该文很多地方都是瞎扯,如羊枣身边的特务,郭沫若要谌震带回《东南述林》,程星龄是东南出版社社长,周璧原是新四军来永安的,骆何民是东南出版社成员,羊枣受刑,兰德早和敌人预谋共害羊枣(这是不可能的。我最近看了邓贤写的一本《大国之魂》,其中透露:罗斯福在位时,曾与史迪威商量要除掉蒋介石,后因故未实现。这是七十年代一个美国人透露的,当时兰德的进步倾向还是明显的,不能因为人家是美国人,就随便给个帽子),说周璧在上饶被捕,《国际时事研究》成了《国际战争研究周刊》。总之,似是而非之处颇多,我建议他们不要采用。为了避免事后被动(如电视剧),请你也写信给他们,请他们严肃对待,不要把历史书籍弄成莫衷一是的大杂烩。

  李品珍

  92.3.9下午

  赵家欣同志1992年3月6日来信有关内容如下:

  来函并胡允恭文章收到。“羊枣事件”发生时,胡不在永安,文章内容,特别是第一部分与事实很多出入。试举几例:

  1、“刘建绪经过桂林,认识了杨潮。”杨潮如在桂林,就不会到福建来了。

  2、“杨潮是征得了组织同意来到永安”,当时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3、“他编辑《国际战争研究周刊》”,连刊名也没写清楚。

  4、“正值此时,兰德聘请杨潮任新闻处顾问”,《国际时事研究》是在进美新处后创刊,而不是因杨潮写出好文章才受聘的。

  5、“杨潮在福建越来越红,又是年青人。”当时杨潮已过不惑之年,不能说是年青人,而“越来越红”与上面的“大红人”,用词不当。

  6、“他们派了一个伪装进步的中统特务,主动和杨潮接近,掌握杨的动向。”此人是谁?所有在永安的同志均未提到,远在福安的胡何以知道?

  7、“他们精心策划后,要兰德出面……美国也帮他们报道。”似是兰德与国民党同谋,而且知道杨潮是中共党员,是否事实?

  8、周璧夫妇,“刚从新四军退回,来到永安,携有从新四军中来的证明文件。”纯属猜测之词。

  9、“杨潮、谌震等人组织东南出版社,星龄被推选为该社社长。”东南出版社社长是谌震而不是程星龄。

  10、“周璧被捕后,在酷刑下,什么都招认了。”周璧有否受酷刑,应实事求是,周璧自己也没这样认为。

  11、“杨潮的姐姐杨刚”,杨刚是杨潮的六妹,尽人皆知,而且新增篇章中,有杨刚的《哭四哥》(诗)。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与其他纪念文章互有矛盾,是否采用,请慎重考虑。

  至于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否真实,我不清楚,提不出意见。

  此书既公开发行,对所有文章,务请核实处理,以免和电视剧《羊枣之狱》一样,闹出笑话。匆此,供参考。致礼!

  赵家欣

  92.3.6

  王一帆同志1992年3月10日来信的有关内容如下:

  三月四日来信收到。得知你们努力工作,得市委批准,公开出版《羊枣事件》,向全国发行,这一工作有如此进展,实令人高兴。预祝取得成功。公开出版发行,更有重大意义。

  关于胡允恭所写的《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一文附来复印稿件,已经读过,提出如下意见,请作参考。

  现在的《羊枣事件》一书,内容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翔实的,除了黄那篇(黄原是军统特务)应作附录处理外,编辑内容都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特别是你们花了很大力气撰写、多次修改、完善的第一篇长文(指《始末》),对羊枣事件起因、经过、斗争全过程,观点鲜明地,也是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这是全书的主调。如要增加,不能增加和主调不同的材料,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根据这一原则,我建议不选胡文。

  胡文最主要的问题,特别是第一部分,错误失实之处太多,是不严肃的、很多是道听途说的,例如:

  1、说羊枣当时是青年,羊枣当时已40多岁,怎是青年?

  2、共产党员,征得组织同意,胡怎知道?

  3、派人去新四军问题,说是阴谋,这也缺少根据。当时,1944--45年春,盟军欲在东南登陆,是有这个打算。派人与新四军联系,是他们的计划之一。我们汕头地区党组织也有在44年秋加强交通要道的工作,准备盟军登陆的部署。说明当时是一种军事斗争的需要。派人联系,属于正常之举。当时,吴大琨就曾到福建永安等地,找谌震谈过。吴当时是美空军的主要工作人员。

  把杨潮案件的起因如此简单化,是不符合当时历史斗争情况的。

  4、周璧,我认识,1943年10月我们到永安,他是建设导报校对。胡文说他是因病从新四军下来的,是否有新四军证明?未曾听过。

  5、最大的失实与错误是关于东南出版社:

  ①说杨潮、谌震组织东南出版社,程星龄被推选为社长,这全错了。东南出版社是1943年10月,李达仁同我应聘到永安后与谌震等人建立的。社长是谌震,第一任经理是李达仁(品珍),也是主要负责人。杨潮1944年8月到永安,来之前十个月出版社早成立了。这在东南出版社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了。

  ②说第一本书是郭沫若的《东南述林》,这更是瞎说胡编。最先三本书是谌震从重庆带来的纸型(不要排印)。郭沫若寄来的是第四本书,书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接着是《浮士德》,以后再寄来其花了十五年的力著《先秦学说述林》。根本就没有一本《东南述林》。奇怪的是,胡当时在福建,这些书应该看到,怎么会如此信口开河、瞎编一通?

  6、羊枣主编的是《国际时事研究》,不是胡文说的《国际战事研究周刊》。

  7、骆何民是一位早年参加组织的地下工作者。1940年我在衡阳《力报》时就认识他,当時他是地下党领导的《开明日报》总编辑。1941年1月新四军事变后,他同报社七位同志被捕,后在狱中逃出,化名钟尚文到永安,43年秋,我到永安时,他还在永安,对建设导报出谋划策,对筹组东南出版社也共同研究。他到福安任田粮副处长,主要是谌震的推介与担保。

  鉴于上述重要失实和错误,建议以不选为好。”

  王一帆

  1992.3.10

  王一帆同志信中还建议,胡文如一定要收入,那就必须在其每项失实处用括号加上编者注或者在每项末尾加注,不然将违反编辑责任,很难向历史交代,很难向读者交代。我以为,这个办法过于麻烦,已知有诸多失实或不切之处,又何必一定要收入呢。再则,胡写此文历述永安往事,追思战死之文化界亡友,精神可嘉。但因其非亲身经历,其时他又不在永安,而在远离永安的福安,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掌握情况不易,加之,又是事件发生三十多年后所作的追忆,故所写文章失实也在所难免。胡允恭同志只是出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灵感而写了这篇文章。我以为也不必求全责备,但澄清史实是必要的。

  2006年6月草于上海

  2012年4月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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