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61周年，也让年青一代了解抗战时期永安令
人无法忘怀的的历史。现将十几年前撰写成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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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006.6.18
抗日战争时期，永安作为福建的战时省会达七年余。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许多热血知识青年聚集永安，他们用笔作武器，以新闻机构、出版机关或报刊等为阵地，宣传抗日救亡，使山城永安成为我国东南抗日文化十分活跃的地方。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共同奋斗，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丰硕成果。本文拟就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的领导形式及其特点作一粗浅探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一整套办法。国民党在大后方强化特务统治，继续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间，福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进一步明目张胆地向各地的共产党机关和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加紧军事进攻和破坏活动。福建的局势仍处于紧张之中。
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避免革命力量的不必要损失，党中央对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央指示大后方党的组织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对于国统区，中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组织决定中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一九四○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则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对城市工作方针也相应作了新的调整。一九四○年四月，省委在《关于新形势与抗日战线的新任务》中，指出城市秘密工作的任务应当“是顾及整个的、是合法的、是群众的”。福建党的工作开始侧重于以公开职业的掩护，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外，福建省委还陆续将城市中的“红干部”撤退转移到农村隐蔽。在这特殊的斗争形势下，中共福建省委没有在永安建立一级党的组织机构。虽然省委范式人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中央的《福建组织报告》提纲中有永安“已成立工委”的记载，但实际上是没有成立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南委事件”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党员要“三勤”，即党员转移出去，自己找职业掩护，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转移一个地方，不转党的组织关系，也不与当地组织发生联系，不建立组织，也不过组织生活。对于隐蔽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组织上要求他们不暴露身份，不互相联系，自己好好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以此来影响群众，带动群众。因此，这一期间虽然陆续有一些共产党员转移来到永安，但根据上述原则，永安也就不成立党的组织机构。这说明，永安在抗战期间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是当年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中共福建省委贯彻执行中央有关隐蔽精干方针的必然结果。
纵观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当时永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不存在党的组织指挥系统，既有利于共产党员的隐蔽，又有利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是符合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和永安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以半公开的党的形式出现，也不同于十年内战时期非常孤立的秘密的党。这一时期共产党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党，同时又有空前广大的社会政治基础。这就是为全国人民大众包括国民党中的抗日爱国志士所拥护和接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共产党员在各个工作部门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合法性可以利用。但由于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共产党还是一个秘密的党。因此，党的活动显然有一定的严格限度，这种限度表现在共产党还不能以党及党员的面目去进行公开活动。当时，永安是各种人才聚集之地，要进一步激励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中的积极作用，关键是共产党员如何根据个人的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去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去联络各种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报刊出版单位，使这些团体、这些报刊成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支点和堡垒。先后来到永安的地下党员如王毅林、叶康参、卢茅居、刘子崧、羊枣、李达仁、邵荃麟、余志宏、郑书祥、钟尚文、谢怀丹等等同志，正确而成功地实践了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
当时，永安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有利于共产党员的隐蔽条件。首先，永安作为福建省的省会所在地，各种职能机构名目繁多，很容易在其中任职，找到隐蔽身份的所在。由于是省会所在地，各方面活动，包括文化方面的活动比较多，因此，七年半时间内，先后创办一百二十多种报刊和编辑出版了八百多种书籍，为各种人才施展才智提供了机会。其次，陈仪、刘建绪担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的表现与国民党顽固派不同，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明。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除了自己办有报刊外，还支持部署创办各种刊物，客观上容纳了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在这一环境下，共产党没有在永安建立组织机构，显然有利于陈仪、刘建绪开明度的发挥，有利于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因此，在国统区没有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永安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而是依靠共产党员的埋头苦干和先锋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推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开展的做法，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卓有成效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在永安建立所属的组织机构，但党的领导作用始终贯穿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全过程。
福建省会由福州迁入永安后，中共福建省委随即派出干部前往永安开展工作。共产党员陈培光到永安后，利用在教育厅工作的合法身份，团结有识之士，于一九三八年秋创办《老百姓》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各界人士抗日救国的热情。《老百姓》的创刊，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树起旗帜。对于吸引更多进步人士汇集永安，广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永安当时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没有国共两党合作的合法形式可以利用，要团结永安的工农商学兵、爱国民主人士抗日，必须依靠和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福建省委派人在永安创办《老百姓》报，实质上是在这一闭塞的山城，竖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说《老百姓》报是信号弹，它为广大进步爱国文化人士发布了抗战文化活动的号召书，召唤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前来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施展才智。所以，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
一九三九年，中共福建省委又一次派出共产党员、原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卢茅居到永安工作。卢到永安后，在改进出版社主办的《现代青年》月刊担任主编。此外，卢还以多个笔名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刊物上撰写文章，对改进出版社各个刊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并出谋划策，用以对付国民党当局的图书审查。改进出版社作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支持下组建的出版机构，能够团结一批进步作家，出版许多进步书籍，是与中共福建省委在永安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分不开的。这也是利用他人的刊物，出版自己文章，宣传自己主张的范例。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福建省委还多次派出干部到永安，向所辖的党员传达国内抗战形势的有关指示。一九四○年四月，省委派当时担任闽江特委青年部长的黄扆禹到永安向高辑光等共产党员传达有关党的指示，同时通过高辑光与卢茅居联系，敦促他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发挥核心作用。
随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党组织对永安的工作也更加关注。一九四○年四月间，中共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在王西彦来永安之前，邵荃麟详细向他传达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王西彦来永安时，邵荃麟还交给他一批现成的稿子，为王在永安办刊打下基础。王西彦在他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突出力求回答“谁在抗战”这一主题，发表了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作品。后来，邵荃麟还亲自为《现代文艺》组稿，有力地支持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一九四○年六月间，邵荃麟受党组织委派转移来到永安，直接领导并亲自投入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直至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才奉组织的安排离开永安。
一九四一年二月，东南局曾派蒋柏铭（陈明）到永安，组织关系直接同刘子崧联系，经刘子崧介绍安排在经济委员会工作，以作掩护。这充分体现了东南局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中共福建省委和东南局对永安这一阵地的重视，为永安的抗战文化赢得了活动空间。也充分说明，党对开展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进行过具体领导的。
先后到永安的60多位地下党员虽然多数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他们身体力行，在各自的岗位上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目标一致，心领神会，有共同的语言，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核心。共产党员的核心作用，也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具体表现。如共产党员、著名的新闻时事和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到永安后，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并在其他刊物上撰写文章，成为改进出版社衰落以后，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又一支坚强力量。杨潮日夜操劳、不辞艰辛、忘我工作，在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的精神，影响和带动广大文化工作者，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历时七年多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基本占领和掌握了永安的十多种主要报刊阵地。其余的报刊，也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志在那里活动。他们利用小说、诗歌、戏剧、漫画、杂文、评论、译文、通讯报道、出版印刷丛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促使永安各界和各阶层人士以极大热情投入抗日救亡斗争，抗战文化呈现一派繁荣的新局面。正如一九四○年九月《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支几万军队还重要。”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正是遵循着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而努力工作的。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整个抗日救亡活动的政治领导。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以及海外侨胞联合组成的抗日大军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政治领导。这一政治领导，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途径来实现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激励下掀起的抗日救亡活动，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参加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除了共产党员以外，还有进步的非党文化人士，包括作家、学者、专家、教授、新闻工作者，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的国民党人士，革命知识青年等等。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认真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的一整套坚持抗战、推动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永安的进步爱国文化人士的欢迎和拥护。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所取得的。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成为召唤、激励、率领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团结抗日的光辉旗帜。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不仅仅限于几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单一色的文化活动，而是包括各方面进步、爱国人士参加的广泛的抗战文化活动。如当时任改进出版社社长兼发行人的黎烈文、担任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的董秋芳、翻译《资本论》的经济学家、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王亚南等等。他们都是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学者，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觉地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团结各方面的抗日爱国人士，共同抗日。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鲜明地阐述他创办《改进》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他和改进社的同仁发扬“推重车上峻坂”的精神，出版了许多激励人们抗日的书刊，使《改进》等出版物成为风行东南各县的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读物。董秋芳则利用省图书馆这一阵地，采购许多进步书刊，这样，永安打开了一扇透进清新空气的窗户，使他所在的图书馆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此外，如著名学者王亚南、沈炼之、郑庭椿、章振乾，进步青年谌震，及以程星龄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以颜学回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等，也都接受和确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纲领，都在他们主持的学术机构和创办刊物中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反对投降卖国。
由此可见，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来实现党的抗日主张的。他们所起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政治环境中，是共产党员本身所不能代替的，也是做不到的。这就真正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广泛性和重要性。
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永安当时的情况下，这一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很难形成一个目标一致，共同为着繁荣永安的抗战文化而努力的政治局面的。正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就难于开展，也不可能屡经风险，在逆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探索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问题，必须充分肯定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够渗透到永安的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等，深入各阶层、各团体，是与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除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这一前提外，共产党员的作用，是党实现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政治领导的关键。
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无论是组织派遣来开展工作的，或者是由于所在的组织机构遭受破坏撤到永安的，都能够自觉地把发动民众抗日、为抗战努力工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利用各自的合法身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造成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激励永安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从而加强了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
共产党员李达仁，一九三八年曾担任过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因组织被破坏转移来永安，一九四三年被聘为《建设导报》主笔。他利用这一阵地，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的手段撰写和登载进步文章。用进步的观点阐述国内一些重要政治时事，单为《民主报》撰写社论就近百篇。东南出版社成立后，李达仁担任经理，他除了为《建设导报》、《民主报》撰写社论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出版工作上。东南出版社坚持进步，先后出版了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和郭沫若等的进步著作三十多种，鼓舞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李达仁勤奋工作、艰苦创业的精神，为东南社的同仁树立了榜样，后来他成为羊枣的得力助手。还有其他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也进一步促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各单位、团体、阶层得到更好贯彻。
一九四四年六月，共产党员杨潮来到永安后不久，除创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兼任《民主报》主笔外，还在永安举办讲座。他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夜以继日工作，一面搞翻译，写评论，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抗战文化事业。他在永安13个月，共撰写论文120多篇，70多万字。由于杨潮的影响和带动，当时在东南出版社和《民主报》等单位的地下党员和其他革命同志，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却自然形成了一个身处各个方面，彼此互相协同配合的无形的战斗集体。杨潮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共产党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在历时七年半的时间内，共产党员在永安的以文化工作为主的各个岗位上，以合法的身份从事各项工作，他们身体力行，宣传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是普遍存在的，成为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也正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卓有成效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从而使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在永安的文化战线上展示的更具体、更深入。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在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建立党的一级组织机构。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集中表现在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东南局等党组织及时部署和派出人员前往永安开展的。此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这也是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领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还有，没有暴露身份，单兵作战的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是党实现对永安抗战文化政治领导的关键。总而言之，党的领导，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995年8月初稿
2006年6月修改
2012年4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