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非常认真，助人热忱周到，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的好同志；他是为了党的历史真实、为了永安抗战
文化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自找苦吃的长者，令人钦敬。
引言
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位可敬的老前辈、恩师、挚友在世时的情形，心里就特别怀念。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诙谐风趣的话语、落落大方的举止、春风化雨般的教诲，立即闪现在我的眼前。他与我的远程交往虽只短短五年，但他的感人风范却令我永志难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当我到福州出差，必到得贵巷福建人民出版社叶康参的家中吃便饭。他说“老朋友来，一定要留吃便饭！”我是在1983年夏天开始征集永安党史资料时认识这位革命老前辈并成为至交的。2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勾起我美好的回忆。
叶康参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1934年入党（1948年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任过多家报刊总编辑，有几十年新闻出版工作经验；他写过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扎实的写作功底。1981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他作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位退休老同志，受省新闻出版局之托，征集和整理福建的重大历史冤案之一“永安大狱”的有关资料，主编出版了《羊枣和“永安大狱”》一书。
事有巧遇，1982年9月我从宁化调永安工作，组织上任命我组建永安党史办。当初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此时，叶康参所征集的资料和所出版的史书，无疑为永安征集首批抗战文化史料打下良好基础。
参与
1983年夏开始，永安、三明党史部门抽调人员协助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远在福州又已退休的叶康参同志闻讯后即主动、积极地介入并参与其中。党史部门欲聘请他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顾问，他却一再谦让。然而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他一边帮助我们征集史料，一边动手撰写《羊枣与永安大狱》、《民主报与颜学回》等多篇骨干文章。
起初，我们开始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时，他就不顾自己年高体弱，积极参与外调，与年青同志一起，四处奔波。如1984年5月他去建瓯，到永安，赴厦门，奔汕头，访问老同志和到各地图书馆搜集材料。6月，在汕头同王一帆研究我们所写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稿，并且提出补充修改建议。同时为永安党史办编辑了两期《永安党史参考资料》，协助核实“永安大狱”被捕者名单等。他从汕头外调回榕后，7月又同我和三明党史办干部杜元会一起前往常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征集资料和访问老同志。他在8月10日给我的来信中说：“7日下午7点45分回到福州，公共汽车十分拥挤，又遇上大雨，回家像落汤鸡。老了，再不敢出门了。”当年他已年过七旬，却三个多月冒着酷暑四处奔波，足见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党史研究工作的热爱。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1986年他得了肺癌，右手瘫痪。但他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硬撑着用左手写作。1986年10月起他就用左手给我们写史稿、写信（从1984年2月到1988年7月逝世前两个月，共给我们写了33封信；同时他给汕头的王一帆写过讨论永安抗战文化史的20多封信）。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用左手写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回忆录，其中写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的《燕江风暴》一节就达三万七千字。
指导
早在1984年他就给我们来过6封信，对我们所撰写的综合性史稿和所收集史料加以鉴定甄别。为了使史料能较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他建议召开老同志座谈会，以提供更多资料，进一步核实史料。他指出我们的文稿在一些提法上，在材料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史料的鉴定、甄别上，颇值得商榷、研究。
当我们的史稿写作完成了“三稿”之后，他在1984年8月4日来信说：“‘永安大狱’是当年震动中外的事件，而羊枣又是国内著名的专家，在党史资料上发表这类文章，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遵循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不郑重其事。”对《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的一些提法他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在史稿中，对人的问题总应慎重为好。他以为对文稿中写的“有的被捕后自首叛变”这种提法要慎重考虑。他指出，当时永安被捕达30余人，其中不少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如毕平非是轻工业部司局长，也被揪斗，后来才平反；如果现在笼统地说“有的自首后叛变”，势必引起混乱，在30人中会引起强烈反应。因此，他请我们慎重考虑。
他又于1984年12月28日给我来信，指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中的不足和不妥之处。他就“三稿”中就一些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些历史事实，都提出看法。他说：“永安的斗争十分复杂，既有对国民党斗争的策略问题，又有对反法西斯盟国的问题，既有当时的斗争策略问题，又要考虑到当前争取台湾回归、统一祖国的策略问题，因此在一些提法上就必须特别审慎。特别是这些史料将来要公开发表，尤其要慎重。”他一一例举了我们写作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和欠妥之处。例如，对史稿中说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南京国民政府仓皇逃往重庆”等句子，他指出：“对日战争毛主席提出三个战略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在抗战的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我们要避免打阵地战，总的说来，在一些地区退却是必要的；上海沦陷后，南京政府也应该内迁。而且在抗战初期，上海战役、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是打了硬战的。因此，对于这些战役写‘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把南京政府内迁写作‘逃往’，群众不会心服口服。”
又如，在史稿中出现“假抗日，真反共”的提法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已说明问题，他建议以采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提法为妥。
再如，史稿中对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闽西北特委游击队有“挺进闽赣边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他指出：抗战时期我军深入敌后打游击，对日作战；至于在国统区打游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样简单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至于“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尤其不策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打游击的提法，与“三坚持”等的“坚持团结”的精神不协调，而在今天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这种提法更要慎重，特别是这篇文章将来要公开发表，要考虑当时党的政策策略，也要考虑今天的政策和策略。
时至1985年6月，他于8日来信又指出：“‘三稿’是主要文章，要作一些补充。郑贞文应该补写进去，他是陈仪手上的教育厅长，此人是学者，抗战初教育厅是抗战宣传的主要据点，如话剧团就在教育厅内，而黎烈文也是郑介绍到永安，并且介绍给陈仪当改进社长的。”他一再希望我们邀集王一帆、赵家欣、陈耀民、李品珍等当事同志认真研究，修改史稿。并说他们讨论史实、修正史稿时，可以不办伙食，不住宾馆，不会见任何人，不必多花钱，只希望把工作做好。他希望我们收集各方反映后再修改定稿，送组织上审批。并一再表态说：“为组织上做点工作，总希望做得好一些。”
考订
叶康参认为，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不必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他在1985年8月26日的来信说：“重庆、桂林是进步文化人密集的地方，而且有党的领导，周总理、董老、吴老当时都坐镇重庆，影响极大。永安不必与它并提。现在称为‘著名的文化城之一’，这是合适的，也是永安的光荣。”
他认真审阅我们撰稿的《抗战时期永安党史大事记》以后，于1985年8月5日给我来信，指出了“抗战时期”的大事记只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即可，不必写到1946年6月；“永安党史大事记”，与永安无关的不必写；与党史无关的（国民党的一些事，例如办康乐新村之类）不必写；小事，可记可不记的不必写；大事记中讲到的党员，要据现有材料逐个落实；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十分慎重，要有分寸，要分析到当时的情况及党的政策。如对陈仪在福建的得失，陈嘉庚抨击陈仪问题，均不必写。因为有的事是国民党制度的通病，并非陈仪个人的责任；而且陈仪不是共产党员，党史不必详细写他的事迹。文字方面宜简不宜繁，不宜琐屑。
时至1987年初，他的病情日趋严重。重病的他，依然惦念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编辑工作。根据我们编辑小组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他抱病考订史料，反复核实史料，提议开会讨论审稿。1987年3月5日来信说：“修史，首要是信，要实事求是。因此请王（一帆）、李（品珍）来议一议很必要。可住党史办，不住宾馆；开座谈会、小会，不办伙食。只发车费—不发也可。”
经叶康参考订认为，在党史丛书文稿中，原所写的对抗战后期永安新闻界发生的《中央日报》与《民主报》的“论战”中，只说董秋芳和他所团结的“青年作者”驳斥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有几位老作者发表了多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除刘文铣即刘金外，其他都是老作者，其中一位还是留日的。这几位老作者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可见不只是和他有交往的青年，而且是还有与董老交往的年长作者。
教诲
1987年7月，叶老对《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看法和史稿的写作技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口头解答和指导。他教诲我们：
——文章应注意简练，写多了显得累赘。应立足于对主要事实的记叙。事实一定要讲，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句、段一定要删。总之，凡可省略的，都应略去。
——叙述事实时，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史实。有这样一种陈腐的偏见，好像把敌人描写得更凶残，方显出烈士越勇敢；好像非得经受严刑、砍头示众，才显得烈士越壮烈。写史料不能采取这种耸人听闻的笔法。比如羊枣一生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最后冤死狱中，这一切就足以证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烈士。
——在遣词上，既要贴切，也要合符史实。比如“打进敌人内部”之类的用语，是不恰当的。当时的大目标是抗日，进步的文化人是用合法的地位、用官办报刊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谈不上“打进”的问题。如《国际时事研究》，是官办刊物，刘建绪题刊名；同时，它又是同人刊物，羊枣、李达仁、谢怀丹等人志同道合。因为是官办，无须审稿，由省编译室直接送印。
——《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导火线”一节，应明确一个问题：国民党右派早就想下手，苦于没有借口，用周璧事件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口实。倘若没有周璧事件，他们迟早也要下手的。
“忌恨”这个字眼不好。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用“忌恨”太狭隘了些，应当考虑换个词，比如说“围攻”就进了一步。
——“永安大狱”被捕的这些战友出狱后，他们又继续战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是事情的必然发展，是事物的必然结果。
——永安大逮捕后，我们牺牲了所有的刊物。省会搬到福州后，在福州仅存《新语》，但就是这仅存的副刊，在福州勇敢地加入了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活动，最后被反动派捣毁了。福州《新语》的编辑人员都是永安的人马，所以，福州《新语》实际上就是永安《新语》的继续。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永安大狱”的斗争最后是以我们的胜利告终的。反动派抓了人，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把人释放。战友们经营救出狱后又继续战斗，这就是胜利。
——中国革命漫长而复杂。在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中，革命者的经历也是十分复杂的。比如羊枣的党组织关系，我曾为之多方查询，但最后还是查不出他的组织关系。直到最后，周扬出来说，羊枣是左联时期经他介绍入党的，这才终于得到证实。
所以，我们在撰文时，凡涉及人物政历中“党与非党”的问题时，不要拘泥于组织结论般的固定模式，更无须大段地进行“考证”，比如羊枣，只须提一句“某年由周扬介绍入党”就可以了。过多的考证，无疑是浪费文字，也冲淡了中心。但谁是不是党员必须搞清楚，不能马虎。写文章必须有准备，论点要对头，论据要有理，前后要照应，用词也要恰当。
尾声
1988年7月28日，我收到叶老的最后一封来信，他深情地说：“奉读来信，如晤老友，十分亲切。永安资料，出力是应该的；这次病倒，不能帮忙，很抱歉。我去年十月生病，十二月住入省立医院，今年四月转到九三医院，上月回家。因为医院没有其他办法，而且很贵（房租每天10元），回家后服中药，学气功。”但终不治，在1988年10月4日离开了我们。
叶康参同志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和研究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重大奉献。他的高尚品格和忘我精神永存，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8年9月初稿
2012.年8月修改
（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