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历史的真实——纪念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

林洪通  2014/4/18 17:00:31  3270点  永安之窗
  题记:他是一位为人十分谦逊,处世特别谨慎,

  办事非常认真,助人热忱周到,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的好同志;他是为了党的历史真实、为了永安抗战

  文化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自找苦吃的长者,令人钦敬。

  引言

  叶康参同志逝世20周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位可敬的老前辈、恩师、挚友在世时的情形,心里就特别怀念。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诙谐风趣的话语、落落大方的举止、春风化雨般的教诲,立即闪现在我的眼前。他与我的远程交往虽只短短五年,但他的感人风范却令我永志难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当我到福州出差,必到得贵巷福建人民出版社叶康参的家中吃便饭。他说“老朋友来,一定要留吃便饭!”我是在1983年夏天开始征集永安党史资料时认识这位革命老前辈并成为至交的。2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勾起我美好的回忆。

  叶康参是“永安大狱”被捕者之一。他1934年入党(1948年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任过多家报刊总编辑,有几十年新闻出版工作经验;他写过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扎实的写作功底。1981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他作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位退休老同志,受省新闻出版局之托,征集和整理福建的重大历史冤案之一“永安大狱”的有关资料,主编出版了《羊枣和“永安大狱”》一书。

  事有巧遇,1982年9月我从宁化调永安工作,组织上任命我组建永安党史办。当初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此时,叶康参所征集的资料和所出版的史书,无疑为永安征集首批抗战文化史料打下良好基础。

  参与

  1983年夏开始,永安、三明党史部门抽调人员协助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远在福州又已退休的叶康参同志闻讯后即主动、积极地介入并参与其中。党史部门欲聘请他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顾问,他却一再谦让。然而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他一边帮助我们征集史料,一边动手撰写《羊枣与永安大狱》、《民主报与颜学回》等多篇骨干文章。

  起初,我们开始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料时,他就不顾自己年高体弱,积极参与外调,与年青同志一起,四处奔波。如1984年5月他去建瓯,到永安,赴厦门,奔汕头,访问老同志和到各地图书馆搜集材料。6月,在汕头同王一帆研究我们所写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稿,并且提出补充修改建议。同时为永安党史办编辑了两期《永安党史参考资料》,协助核实“永安大狱”被捕者名单等。他从汕头外调回榕后,7月又同我和三明党史办干部杜元会一起前往常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征集资料和访问老同志。他在8月10日给我的来信中说:“7日下午7点45分回到福州,公共汽车十分拥挤,又遇上大雨,回家像落汤鸡。老了,再不敢出门了。”当年他已年过七旬,却三个多月冒着酷暑四处奔波,足见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党史研究工作的热爱。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1986年他得了肺癌,右手瘫痪。但他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硬撑着用左手写作。1986年10月起他就用左手给我们写史稿、写信(从1984年2月到1988年7月逝世前两个月,共给我们写了33封信;同时他给汕头的王一帆写过讨论永安抗战文化史的20多封信)。更加令人敬佩的是,他用左手写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回忆录,其中写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史的《燕江风暴》一节就达三万七千字。

  指导

  早在1984年他就给我们来过6封信,对我们所撰写的综合性史稿和所收集史料加以鉴定甄别。为了使史料能较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他建议召开老同志座谈会,以提供更多资料,进一步核实史料。他指出我们的文稿在一些提法上,在材料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史料的鉴定、甄别上,颇值得商榷、研究。

  当我们的史稿写作完成了“三稿”之后,他在1984年8月4日来信说:“‘永安大狱’是当年震动中外的事件,而羊枣又是国内著名的专家,在党史资料上发表这类文章,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遵循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不郑重其事。”对《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的一些提法他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在史稿中,对人的问题总应慎重为好。他以为对文稿中写的“有的被捕后自首叛变”这种提法要慎重考虑。他指出,当时永安被捕达30余人,其中不少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如毕平非是轻工业部司局长,也被揪斗,后来才平反;如果现在笼统地说“有的自首后叛变”,势必引起混乱,在30人中会引起强烈反应。因此,他请我们慎重考虑。

  他又于1984年12月28日给我来信,指出《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三稿中的不足和不妥之处。他就“三稿”中就一些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些历史事实,都提出看法。他说:“永安的斗争十分复杂,既有对国民党斗争的策略问题,又有对反法西斯盟国的问题,既有当时的斗争策略问题,又要考虑到当前争取台湾回归、统一祖国的策略问题,因此在一些提法上就必须特别审慎。特别是这些史料将来要公开发表,尤其要慎重。”他一一例举了我们写作方面存在的片面性和欠妥之处。例如,对史稿中说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南京国民政府仓皇逃往重庆”等句子,他指出:“对日战争毛主席提出三个战略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在抗战的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我们要避免打阵地战,总的说来,在一些地区退却是必要的;上海沦陷后,南京政府也应该内迁。而且在抗战初期,上海战役、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是打了硬战的。因此,对于这些战役写‘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把南京政府内迁写作‘逃往’,群众不会心服口服。”

  又如,在史稿中出现“假抗日,真反共”的提法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已说明问题,他建议以采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提法为妥。

  再如,史稿中对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闽西北特委游击队有“挺进闽赣边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他指出:抗战时期我军深入敌后打游击,对日作战;至于在国统区打游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样简单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至于“恢复老苏区”“发展新地区”的提法,尤其不策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打游击的提法,与“三坚持”等的“坚持团结”的精神不协调,而在今天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这种提法更要慎重,特别是这篇文章将来要公开发表,要考虑当时党的政策策略,也要考虑今天的政策和策略。

  时至1985年6月,他于8日来信又指出:“‘三稿’是主要文章,要作一些补充。郑贞文应该补写进去,他是陈仪手上的教育厅长,此人是学者,抗战初教育厅是抗战宣传的主要据点,如话剧团就在教育厅内,而黎烈文也是郑介绍到永安,并且介绍给陈仪当改进社长的。”他一再希望我们邀集王一帆、赵家欣、陈耀民、李品珍等当事同志认真研究,修改史稿。并说他们讨论史实、修正史稿时,可以不办伙食,不住宾馆,不会见任何人,不必多花钱,只希望把工作做好。他希望我们收集各方反映后再修改定稿,送组织上审批。并一再表态说:“为组织上做点工作,总希望做得好一些。”

  考订

  叶康参认为,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不必与重庆、桂林相提并论。他在1985年8月26日的来信说:“重庆、桂林是进步文化人密集的地方,而且有党的领导,周总理、董老、吴老当时都坐镇重庆,影响极大。永安不必与它并提。现在称为‘著名的文化城之一’,这是合适的,也是永安的光荣。”

  他认真审阅我们撰稿的《抗战时期永安党史大事记》以后,于1985年8月5日给我来信,指出了“抗战时期”的大事记只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即可,不必写到1946年6月;“永安党史大事记”,与永安无关的不必写;与党史无关的(国民党的一些事,例如办康乐新村之类)不必写;小事,可记可不记的不必写;大事记中讲到的党员,要据现有材料逐个落实;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十分慎重,要有分寸,要分析到当时的情况及党的政策。如对陈仪在福建的得失,陈嘉庚抨击陈仪问题,均不必写。因为有的事是国民党制度的通病,并非陈仪个人的责任;而且陈仪不是共产党员,党史不必详细写他的事迹。文字方面宜简不宜繁,不宜琐屑。

  时至1987年初,他的病情日趋严重。重病的他,依然惦念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史丛书的编辑工作。根据我们编辑小组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他抱病考订史料,反复核实史料,提议开会讨论审稿。1987年3月5日来信说:“修史,首要是信,要实事求是。因此请王(一帆)、李(品珍)来议一议很必要。可住党史办,不住宾馆;开座谈会、小会,不办伙食。只发车费—不发也可。”

  经叶康参考订认为,在党史丛书文稿中,原所写的对抗战后期永安新闻界发生的《中央日报》与《民主报》的“论战”中,只说董秋芳和他所团结的“青年作者”驳斥中央日报的署名文章,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有几位老作者发表了多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除刘文铣即刘金外,其他都是老作者,其中一位还是留日的。这几位老作者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可见不只是和他有交往的青年,而且是还有与董老交往的年长作者。

  教诲

  1987年7月,叶老对《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看法和史稿的写作技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口头解答和指导。他教诲我们:

  ——文章应注意简练,写多了显得累赘。应立足于对主要事实的记叙。事实一定要讲,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句、段一定要删。总之,凡可省略的,都应略去。

  ——叙述事实时,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史实。有这样一种陈腐的偏见,好像把敌人描写得更凶残,方显出烈士越勇敢;好像非得经受严刑、砍头示众,才显得烈士越壮烈。写史料不能采取这种耸人听闻的笔法。比如羊枣一生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最后冤死狱中,这一切就足以证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烈士。

  ——在遣词上,既要贴切,也要合符史实。比如“打进敌人内部”之类的用语,是不恰当的。当时的大目标是抗日,进步的文化人是用合法的地位、用官办报刊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谈不上“打进”的问题。如《国际时事研究》,是官办刊物,刘建绪题刊名;同时,它又是同人刊物,羊枣、李达仁、谢怀丹等人志同道合。因为是官办,无须审稿,由省编译室直接送印。

  ——《羊枣事件始末》一文的“导火线”一节,应明确一个问题:国民党右派早就想下手,苦于没有借口,用周璧事件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口实。倘若没有周璧事件,他们迟早也要下手的。

  “忌恨”这个字眼不好。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用“忌恨”太狭隘了些,应当考虑换个词,比如说“围攻”就进了一步。

  ——“永安大狱”被捕的这些战友出狱后,他们又继续战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是事情的必然发展,是事物的必然结果。

  ——永安大逮捕后,我们牺牲了所有的刊物。省会搬到福州后,在福州仅存《新语》,但就是这仅存的副刊,在福州勇敢地加入了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活动,最后被反动派捣毁了。福州《新语》的编辑人员都是永安的人马,所以,福州《新语》实际上就是永安《新语》的继续。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永安大狱”的斗争最后是以我们的胜利告终的。反动派抓了人,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把人释放。战友们经营救出狱后又继续战斗,这就是胜利。

  ——中国革命漫长而复杂。在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中,革命者的经历也是十分复杂的。比如羊枣的党组织关系,我曾为之多方查询,但最后还是查不出他的组织关系。直到最后,周扬出来说,羊枣是左联时期经他介绍入党的,这才终于得到证实。

  所以,我们在撰文时,凡涉及人物政历中“党与非党”的问题时,不要拘泥于组织结论般的固定模式,更无须大段地进行“考证”,比如羊枣,只须提一句“某年由周扬介绍入党”就可以了。过多的考证,无疑是浪费文字,也冲淡了中心。但谁是不是党员必须搞清楚,不能马虎。写文章必须有准备,论点要对头,论据要有理,前后要照应,用词也要恰当。

  尾声

  1988年7月28日,我收到叶老的最后一封来信,他深情地说:“奉读来信,如晤老友,十分亲切。永安资料,出力是应该的;这次病倒,不能帮忙,很抱歉。我去年十月生病,十二月住入省立医院,今年四月转到九三医院,上月回家。因为医院没有其他办法,而且很贵(房租每天10元),回家后服中药,学气功。”但终不治,在1988年10月4日离开了我们。

  叶康参同志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征集和研究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重大奉献。他的高尚品格和忘我精神永存,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8年9月初稿

  2012.年8月修改

  (原载《三明党史》双月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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