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节，我在远隔重洋的美国过年。我特于除夕夜（实际上是中国的大年初一）向99岁的章老通话拜年，互致问候。其时他非常兴奋和激动，说：“你从远隔重洋的美国打电话向我拜年，我太高兴了，同志！”章老的话音虽略显艰难、急促，却极为洪亮而清晰。今年，2006年春节恰是章老100岁新年，然而，我再无法听到他那慈祥而亲切的话音了！
2005年盛夏，我从美国探亲回到故乡永安不久。一天，我打开了刚刚由邮局送来的一封沉甸甸的信，这就是章老的第四个儿子章重给我补寄的有575页厚的《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然而章老亲自给我寄的《百岁文集》却因我身在美国而遗失了，我深感惋惜。原来，我回国后，立即给章老写了一信。仅隔三四天，接到他的四子章重的电话，说信已收到了，并说他的父亲已于今年3月19日去世了。得此噩耗，我始料未及，情自愕然，万分悲痛，不禁怆然泪下。章重告诉我，他的父亲在完成《百岁文集》一书首发式后，由于肺病发作，医治无效，一个多月即匆匆辞世。章重说，还好，我们已为父亲庆祝过百岁华诞。这使我略略减轻了—丝悲伤之情。
此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悉心捧读《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常常令我泪水满盈，为章老的高风亮节和高尚品格所感动。章老的一篇篇怀念旧友的文章朴实无华，感人肺腑；一章章往事琐忆，情深意切，催人泪下。还有深入浅出的经济学论著、调查笔记和序跋及书评，使人读来深受教益。更有喜迎港澳回归，雪百年国耻的动人心弦的篇章，更加催人奋进。《百岁文集》实际上就是章老及与他周围的有识之士百年奋斗的史实。章老所写的每一篇怀念旧友的文章，在颂扬良师益友的同时，几乎都有他自已的亲身经历，也可以说是他终身奋斗的自述。读罢《百岁文集》，常常令我沉浸在无限的思绪之中。
2004年6月，我曾在福州拜望过时已98岁高龄的章老。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那次与章老的会面竟成为永诀。会面过后我写了一篇《一位九十八岁老人的情怀》的文章，叙述我在过去的20多年间，尤其在担任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如何结识章老以及怎样同他建立深厚情谊，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同时也简略记述了章老帮助支持永安党史办和我本人工作的情况，章老抗战时期在永安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部分事迹。那篇拙文当时就寄请章老指教，他看后曾三次打电话到上海（其时我在上海儿子处小住），向我表示感谢和感激之情。他说：“我接到你的文章后细读两遍，觉得非常亲切，也感到很自豪。我准备将这篇文章收入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它可以提高我的书的份量。这不是有意安排，这纯属巧合。我感谢你。”现在知道，他所说书就是《章振乾百岁文集》—书。他还说：“你文中最后写到我对同龄同窗好友谢东闵的评价，这就是‘放眼世界’了。现在香港和海外对谢东闵的评价跟我们的评价是一致的，我深感欣慰。”其实，我并没有对章老的同龄好友、曾任民国副总统的谢东闵作任何评价，只是引用了章老文章中的几段文字而已，顶多是章老文章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事情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时我已退休两年。春节刚过，一天，突然收到时已95岁高龄的章老的来信和他在《炎黄纵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信中说：“由于你的大力支持，丰富了我的一篇文稿的内容；由于出版的时期和机遇，获得省对外宣传‘好新闻奖’，兹特把此文复印寄奉，希予指正。”章老来信所说的对他的支持，是指我在岗时向他提供过一份他所急需参考的资料，即他的中山大学老同学谢东闵60年前在永安发表的一篇文章。后章老在撰写《久别天涯思旧谊—记我与谢东闵先生的一些往事》一文时摘引谢东闵原文的6段文字。章老的文章历述了他与台湾籍的中山大学同龄同学谢东闵的深厚友谊，介绍了谢东闵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时期的生平和与他同在永安工作的情形。文中写道：“1944年，他在永安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刊物《民意月刊》写了一篇文章《福建与台湾-—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的特殊使命》。日前永安市文史部门将这一存档文献复印给我，读来感到亲切，现今还值得重温。特作摘引如下……”在我看来，当时提供一份资料，这是一桩小事，我们常常为需要者提供史料，但章老却牢记在心。现在章老已把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他的《百岁文集》一书，我重读此文，也倍感亲切。
这回，我在上海接过章老的几次电话后，曾给章老写了一信，表达了我的对他的感激和愧疚之情。章老知道我内人眼疾而手术未愈，曾几次来电深表问候。内人几次接电后深深为章老的为人所感动，嘱我在中秋节时一定要打电话向章老表示问候。至10月，章老又来电话说我的那篇文稿已收入，还半开玩笑地说：“当然，对那些吹捧我的话就会删去。”并说他的书一印出，会立即给我寄来。说他的书将在2005年2月在省政协礼堂举行首发式。并告诉我说，他的书不发稿费，交代说我的文稿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表。我无法阻止他对我所写文稿的处置，对他此举令我深感惭愧和不安。于2004年10月7日再给他写了—信，不久我便匆匆到了美国。
现在，我终于收到了他的文集，果然把我的文字收入附录中。收入附录的12篇文章中，有民盟福建省委对《章振乾同志事迹》的组织鉴定，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修平的文章，有福建省文联主席蒋夷牧的文章和诗，有大学教授、学者和福建日报的专家所写的文章。他们是高干、专家、学者，而我仅是县以下基层单位的一个普通的党史工作者，而章老更是一位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是我省著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但他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却如此看重和关爱。我深为感念。
还有一回，1993年秋，87岁高龄的章老在由三子章迈陪同到永安视察。章老对永安情有独钟，他到永安在约见老友的同时，也特别让当时的民盟永安市委副主委冯华明同志打电话要与我会面。我急匆匆赶到永安宾馆时，他早已在那里等候了。畅叙友情，倍感欣慰。这样一位世纪老人，到了永安还要看望我这晚辈，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令我终身难忘。这些事充分体现一个“情”字。这是章老为人的深情和对晚辈无限仁爱之情的具体表现。这里用得上当今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人间自有真情在”。多么可贵的人间真情啊！
章老对同事和战友更是—往情深，对他们所从事的进步事业更加尊重和敬佩。他不能容忍对他所了解的因追求真理而忘我奋斗的战友和仁人志士的曲解和诽谤，不能容忍黑白的颠倒，不能容忍对历史的歪曲。比如说吧，他对我们所写史料也作严格审读和真诚提供建议，以期力求达到历史的真实性。现略举一例于下：
1996年，我在职期间，为了贯彻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遵照上级部署，我起草了一份“爱国主义教育电视系列片”脚本—《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请章老等几位老同志审阅，后章老委托陈耀民同志数次给我来信，其中1996年5月27日的信写道：“昨日章老电话，他说他和赵老（赵家欣）也谈起，他们两位也都希望在该片拍摄之前，能够看拍摄脚本（指工作本）。因为他们对于1990年电视台拍的《羊枣之狱》连续剧，心中犹有余悸，那个片子确实拍得太不像话，可以说是教训很深。而现在要拍的历史系列片又特别要求符合真实历史，对真实性要求更高，更不能任意杜撰。您所写的二稿脚本，我们都看过了，基本可以了。但我们怕的是，他们拍摄时对脚本可能会有些修改。修改一些是可以的，也是难免的，但他们对永安这段历史不会很了解，在修改中会不会又发生某些与史实有矛盾之处，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为了对这项工作负责，为了把《抗战文化城与永安大狱》这个系列片拍好，我们觉得，一定要吸取1990年连续剧《羊枣之狱》的教训，希望负责拍摄的部门将拍摄脚本事先送给您们（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由您看过后，再给我们（章、赵、我）几个人看一下……这样，至少可以保证片子拍成后，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和出入，也就能达到省委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上述意见，是章老、赵老和我的共同意见。”信中提到90年的事是这样的：
1990年7月，章老和赵家欣、谢怀丹、陈耀民四位老同志给我们寄来了一份6000多字的题为《对于电视剧〈羊枣之狱〉的几点意见》的长信，除了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外，对电视剧编导者和主管部门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这封信的全文也收入《章振乾百岁文集》一书中。信中说：“福建电视台和永安市委、市政府联合录制的四集电视连续剧《羊枣之狱》，已于6月9日、10两日在省电视台播映。这部电视剧以四十五年前永安发生的‘羊枣事件’为主线，将羊枣同志的光辉形象再现于荧屏，追怀先烈，总结历史经验，教育人民。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是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参加者，我们感谢福建电视台和永安市委、市政府以及本剧编导和演职员同志为制作本剧所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
“但是，在观看了这部电视剧之后我们却深感遗憾和惋惜。因为电视剧《羊枣之狱》在一些重要的情节上违背了历史真实，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损害了革命先烈的形象。我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对羊枣事件的历史过程比较了解，又都参加了1985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和这一卷党史资料丛书的编纂工作，我们感到有责任将电视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引起主管部门和有关同志的注意，以便正史辨误，接受教训，消除不良影响。
“《羊》剧所反映的是福建以至全国闻名的重大历史事件，剧中主要人物如羊枣、王亚南、董秋芳、刘建绪、程星龄、兰德（美）等都用真名真姓。这说明《羊》剧不是一般性的文艺作品，而是纪实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因此它必须十分尊重历史事实，在重大情节上不可以随意编造，关键性的细节也不能失真，否则就会歪曲历史原貌得出错误的结论，损害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
意见信本着立好立准党史、革命史和文化史的负责精神，对于《羊》剧严重歪曲历史，严重损害革命烈士羊枣的光辉形象，混淆敌我友界线等方面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对《羊》剧歪曲“永安大狱”的起因，对捏造桃色艳遇强加于羊枣身上，对强加于革命人士组织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发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示威游行，对歪曲羊枣被捕的经过、草率处理羊枣之死等等重要情节的历史事实进行详尽的介绍和精辟的分析，最后建议：“要从《羊》剧的创作中，吸取教训，今后凡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片，都应尊重历史事实，尽可能向健在的当事人、知情者作调查，征求意见，避免发生大的失误。”“可惜的是，编导者和主管部门却没有这样做，据说也没有向永安市委党史办和省委党史研究室征求意见”。“《羊》剧既已播出，其影响逐步扩大，而修改重拍又有困难，我们则要求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文化厅会同永安市委、市政府，将业已编辑完成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资料丛书从速付印出版，以便从正面澄清历史事实，让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了解当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羊枣烈士战斗和牺牲的真实历史情况，以弥补《羊》剧的缺陷造成的影响，并用以纪念‘羊枣事件’四十五周年和羊枣烈士诞生九十周年。出版经费问题请求省委、省府予以研究解决。”
在《章振乾百岁文集》附录中由民盟中央副主席吴修平同志撰写的《章振乾老而弥奋》一文说：“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1992年末医生发现章老患有胃癌，决定于次年初动手术切除。……也就在术前几天，他还参加了中共省委召开的一次协商会议，并为有关人士编撰的《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一书的出版经费问题，请省委领导批示有关方面帮助落实。”
以上这些，足见章老对历史、对从事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和他的战友是何等尊重，对永安的抗战文化史的征研工作是何等的关注和重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何等的尽心尽力。同时，他也不能容忍对他的挚友的诋毁和谣传。例如：
1985年9月，章老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提到有人对他的挚友、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无端散布的一个谣言。他说“前不久，一位曾在香港住过的同志告诉我，北平刚解放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谣传，说当时王亚南对羊枣被捕不肯出力营救，因此人们对王有看法。这件事我听了很反感，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列举了确凿事实，证明王亚南的态度始终是鲜明的。他决不会对自己的亲密同事见死不救，而是无法营救。王自己也准备随时被捕。王亚南在省社科所全体人员参加的会上气愤地说“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是他们绝不能够要我们做他们想要我们做的事！”为此，王亚南愤而辞职。章老说：“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把这件事说出来，说明香港当年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澄清了这一谣传。由此也说明章老对故友是何等真诚。王亚南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郭大力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译者。章与王亚南相处的时间较长，关系也较密切，1942年王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时，章是该系教授。1944年王到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时，即聘章为研究员兼经济组组长（羊枣是研究员兼政治组组长）。王曾派章组团前往闽西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取得突出的科研成果。解放后（1950年）王亚南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时，又特聘章为厦大教务长、校长助理兼经济系指导教授，直至1958年章被错划为“右派”而离开。王的工作得到章振乾的大力帮助。章视王亚南为良师益友，敬佩王亚南刚直不阿的品格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当章振乾戴着“右派”帽子仍在省博物馆忘我工作的时候，王亚南多次去看望章。有一次对章说了一句使他长时间不得其解的话，王说：“咱从前对于‘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句话误解了，这实在是要不得的！”后来章联想到，在大跃进搞“拔白旗”运动和全国搞“三面红旗”时，有人叫王亚南写文章，但他十分坚决，一个字也不写。最后章解惑了，在一篇纪念王亚南的文章中写道：“我想学者追求的是科学真理，学术工作不应受政治需要左右，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形势所逼自也有趋势附会者，亚南之反思和清醒是难能可贵的。”他十分崇敬王亚南的高尚品格，在纪念王亚南逝世十周年的《严肃认真耿直不阿的学者》一文中写道：“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那耿直不阿的学者气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那与人为善的长者作风，深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敬仰，特别作为青年一代的良师，更是备受爱戴的。人们从他的高大形象中，可以吸取许多教益。”这就是章老对王亚南的真情实感的表露。章老反复宣传王亚南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充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观点等等。章老对王亚南高尚品格的描述，在我看来，也恰恰是章老他自己的高尚品格。
章老待人如此宽厚真诚，与他幼小时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的母亲不满10岁就被卖当了婢女，从小过着备受凌辱的惨痛生活。他外婆的命运更惨，因患皮肤病被人疑为麻疯病而活活钉进棺木里抬到墓地活埋。这些封建社会的桎梏，给章留下深刻伤痕。他在《怀念与感悟》一文中写道：“我小时从家里，从母亲、外婆身上，感到人间的苦难、社会的不平。这对我以后所走的人生道路是不无影响的。我从少年起就不是个听话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我曾经渴望了解和梦想改变社会现状。”“母亲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正人君子。”“母亲告诫我不要做‘亏理’的事，不能做‘亏心’的人。以后我走向社会，在更大的方面都铭记不做‘亏理’事，不做‘亏心’人，即使亏了自己也从不反悔，并向往公理之所在勉力趋之。”他的一生是严格实践了这一诺言的。他热爱生活，心胸旷达，乐观处世，乐于助人。他为了不使脑子老化，93岁学电脑。他笔耕不辍，常有文章见诸报端。他95岁到98岁的三四年间还为朋友们审阅书稿六七部，并撰写序言7篇。他常说，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章老所以有博大的胸襟和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与他从旧社会走来，生活在新旧社会的历史旋涡中，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同胞饱受欺凌和压迫的残酷现实分不开。他立志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终生努力。章老12岁时从连江老家到福州读书，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在福州参加“五四”运动。为反对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争取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1929年至1931年他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每次自福州前往广州，都是搭船到香港经广九铁路抵达广州，目睹在香港码头横遭港英爪牙的搜查，见一教授箱子里的活页讲稿被狠狠摔在甲板上，海风吹来像雪片般飞散，教授脸色发青，悲愤痛骂：“此地原是吾家故土，他们竟敢如此猖狂！”他目睹国人备受欺凌的现实。章老1931年大学毕业后曾为十九路军办过报，任《国光日报》总编辑，宣传抗日反蒋。其间曾营救因十九路军“闽变”失败而受国民党讨伐军追捕的数名革命青年，出面保释过中共地下党人。后章自己亦无法立足而赴日留学。“七七事变”后学成回国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随省会内迁到永安，在省银行任董事会秘书时，积极支持地下党人办《老百姓》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他任社科所所长，省会由永安迁回福州后于1947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福建早期盟员之一。此后积极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做了大量上层策反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6月，福建民盟恢复活动时主持省盟工作，一干二十年，为拨乱反正后的福建民盟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章老以90岁高龄从省民盟领导岗位上离休后，担任民盟福建省委名誉主委，继续关心和指导福建民盟的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海外联谊活动，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章老以91高龄的健实之躯亲自到香港参加迎回归活动，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他在1997年5月写的在香港《经济导报》发表的《目睹明珠倍觉欢—迎香港回归感作》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年已九旬的老者，从幼年开始，就亲闻亲见清末以迄民国，政府腐败，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感受异常深刻。”“蓦地回首，已是数十年的沧桑了！现在我将亲眼见到香港回归祖国，不由得使我感到作为今天中国公民的光荣和自豪。”“香港回归是统一祖国的第一站……当澳门回归时我将是九十三岁了……但愿我能够目睹澳门回归的盛典，并乘便与同龄老友梁披云先生剪烛西窗，共话澳门。我更遥念祖国的宝岛台湾，情系那边的亲朋故旧。望在天假之年能见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功告成，并拜望同窗好友谢东闵先生……”后来，他在《履声犹未歇征程》一文中写道：“在港时我曾提起笔，不由脑际展现出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我亲身经历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时代风云，展现出新中国诞生直至香港回归的世纪新篇……我经历了风雨岁月，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是人民政协的老委员，此身有幸啊！”“我倚窗远眺，看大雨洗涮着百年的民族耻辱，看璀灿的群灯更增添了明珠的光彩，我一夜未眠迎接了新的黎明，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章老93岁赴澳门，亲眼看到回归后的澳门的无限前景。他在《游访澳门漫记》一文中写道：“澳门回归，举国欢庆。我于今年元月初，游访了这一‘莲花宝地’。我现已年届九四，有幸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特地亲临香港，于当地经历那政权交接的庄严时刻，目睹回归之盛况。当时我想，过两年澳门回归，我还要到澳门实地感受那份
历史性的喜悦。这个心头的美愿，幸而又喜告实现了。”
章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折磨和摧残，有过二十余年不公正待遇，到过麻沙农场劳动“改造”，拉过板车，蹲过“牛棚”，但他淡然一笑，坦然处之。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坚信“左”的路线必然会得到纠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会终结。他始终与党“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他的思想品格，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总之，在我看来，章老是一位极善于以情育人、以德育人的教育家，是一位一丝不苟、朴实敬业的经济学家，是一位追求真理、爱国爱民的社会活动家。
章振乾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使我们痛巨哀深，但他那高尚的品格和求真的学术思想，将永远给人以教益和启迪！
章振乾同志，你没有离开我们，你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06年春于上海
（本文摘要刊于《章振乾纪念册《走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