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负疚”，是因为这位98岁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在今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很早就从福州打长途电话到永安向我这个只有65岁的晚辈拜年、问候。不光是今年，近些年来，每逢大年初一，他都会打电话来拜年。再者，每当有永安人拜访他时，他都要嘱咐他们转告他对我的问候。这些都令我愧疚不已。当然，使我深感负疚的事还远不止这些。
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章老的住所，叩开了章老的家门。只见章老正闲适地端坐在客厅餐桌旁吃早点。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开始反应确有些迟钝。但当我走近他，叫一声“章老”之后，他定神一看，立刻大声叫出我的名字来，并在名字的后面加上“同志”二字。这“同志”二字在他的声调里是那么亲切，那么深情。随后他快速而稳健地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以“同志”交友，这是他一贯作风。近20年来，我在与他交往中，在见面时，在电话里，他都以“同志”相称。今天的会面自然也是如此。今天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看我的气色怎么样？”我说：“您的气色非常好。”他大笑起来。我说我已经退休5年了。他略显惊讶，对我说：“老相识、老朋友了，你能来看我，我非常高兴呀。”他一边喝瓷碗中剩下的豆奶，一边对我说：“我的最小的女儿前不久也从广州回家来看望我，她一进门就说：‘爸爸，你的气色真好啊！’我听了也很高兴。她现在就在我从前教过书的大学里教书，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我现在老了，脑子胡涂了，耳朵也聋了，老年人的常见病在我身上应有尽有。”从谈话中知道，他的耳朵是聋了些，但他的思维十分清晰，口齿仍然伶俐，声音铿锵有力。他说他正准备吃完早点以后下楼去锻炼身体；说老年人早晨吃点东西再外出对身体有好处。他并不在意我对他表示问候和感谢之类的话语，即深情地问起永安的人和事来。他对永安情意深厚，且不说抗战时期他在永安工作期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就近一二十年间所接触的人和事都恋恋不忘。他问及永安的老报人纪瑞如、博物馆长张承忠等人的情况，更问及十多年前常与他联系的邓家焕等人的情况。他说：“永安有个叫邓家焕的，前些年还有联系，是一位好同志啊！人们都叫他‘邓老’，我也叫他‘邓老’，他也答应好好的。其实他的年纪比我小得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的学生。他现在怎么样？”我说：“邓老前两年走了。”也许是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不愉快的消息，他沉默了片刻，眼框里确乎有些异样。他深情地说：“是呀！当年设在永安黄历的福建农学院的校友过去常有集会，原来还有十几个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我比别人多活了几岁，我合算了。我看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看到了今天的繁荣幸福。这都得益于我的子女们的照顾和帮助。我的四个儿媳妇个个都对我十分尊敬，没有一个说过我的不是。所以我每个月写三四篇文章还可以。可是我的“婆婆”太多，管住我哩。”
章老说话较慢，但逻辑性很强，让人听得很明白。他说：“我今年98岁了，明年99岁时，我还要出一本书，已经定下来了。书一印出，我就会寄一册送你。”听到这里，不禁使我感到内心的愧疚。因为，论年龄，他比我长33岁；论学历，他是留学生、大学教授，我只是个中专生；论职位，他是高干，而我只是县以下基层单位的办事员。章老是连江县人。他早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就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院；抗战时期任过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解放后历任厦门大学教授兼教育长、校长助理和厦门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任过福建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他还任过福建省博物馆馆长、福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名誉主委、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他这样一位高学历、高职位且对国家有较大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能如此关爱和看重，说是朋友，要赠书予我，怎能不使我于心有愧呢？他不愧是一位善于以情育人、以德育人的具有感人风范的教育家。古人说“不是才人莫献诗”，但他却具有“不是才人也献诗”的宽厚情怀。我问他将要出版的这本书的内容时，他说就是对往事的回忆。
更加使我感到愧疚的是，以往每当我去拜望他时，他总是对我的工作表示钦佩和深深的感激之情，今天的拜见也不例外。他又一次重复过去曾经多次说过的话，他说：“我一见到你，我就要特别感谢你和永安党史办的同志们，你们经过艰苦努力，把抗战时期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并编辑、出版、发行和广泛宣传，对全省、全国影响很大呀！不但弄清了历史真相，而且解除了一大批当年曾经在永安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思想包袱。没有你和同志们的努力，就没有这批史料和史料书籍的问世。”
听了他说的这些，我很是难为情。我与往常一样处在尴尬境地。我告诉他：我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岗位上做了点具体业务工作、收集点资料而已。我没有上过大学，文化水平很低，更不会写什么文章。如果说有什么成绩，主要是老同志帮助支持的结果。他立刻反驳说：“你敢说不会写文章？在我的资料库中有你写的文稿，我会驳得你体无完肤！”他停了停又说：“大学生又怎么样？有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我想他绝不是蔑视大学生，而是蔑视那些虽有大学文凭，但没有真才实学而夸夸其谈的人。至于说到古文，我更是暗中自愧。因为我根本没有读过古文，更不用说看得懂与不懂了。由于职责所驱，在我主持永安市委党史办工作的十多年间，与全体同事共同努力，是收集了一批资料、出版过几本资料书籍。但这都是在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严格说起来，像我这样写文章有困难的人是没有资格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但组织上安排了，不得不服从。其实我涉足党史工作岗位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其时有的人下海，有的人找好单位，以求经济收益；而我的工作单位是清水衙门。我的亲友也劝过我换个好单位好工作。加之征集资料困难和写作困难，我也想过打退堂鼓。正是因为我在采访老同志时，受到他们可贵精神的感染和教育，正是因为象章振乾教授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鼓舞和鞭策，他们的高尚情怀感动了我，我才安于这一工作岗位的。章老是我第二位采访的老同志（第一位是福州市民盟主委赵家欣同志）。我第一次采访章老是在21年前的1983年夏天。其时，他正是主持福建省民盟全面工作的副主委。他并不因为我是来自基层的小人物而避见，也不因为工作的繁忙而推脱。他抽出大量时间与我们详谈，介绍当年永安的情况，我深受感动。后来与他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一次我在他家的书房里浏览他的丰富藏书，我赞叹不已。他说“你要的书尽管拿，要多少都行。”于是我在他那里拿走一本介绍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生平的书，什么书名现在忘了。我看完这本书后感动万分，正象我读了赵家欣同志送给我的《风雨故人情》一书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情形一样。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章老就是当年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骨干之一。1938年福建省会内迁永安时他就到了永安，任福建省银行董事会秘书。这时他就开始支持中共地下党人陈培光创办《老百姓》报。报纸由他办理审批手续，他自己掏钱，疏通关系，得以获准出刊，并任该报发行人，积极宣传抗日。后来他在永安的进步报纸、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他曾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土地问题及租佃制度等论文多篇。在永安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期间，受老所长王亚南委托，组团前往闽西龙岩、上杭、武平、连城、永定五县实地调查红军分田情况、农村经济状况及存在问题，在省研究院《研究汇报》学刊上发表了《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研究》等文，阐述对老苏区土地改革的看法。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以后，他积极营救被捕同志。他在提供别人如何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情况时，介绍得很详尽，而对他自己的活动却少有涉及。
记得在1985年9月，79岁的章老应邀参加了中共永安市委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暨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他代表与会老同志在大会上作即席发言。他说：“当年，永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战场，这是抗日救亡的一个战场，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虽然不是拿枪杆子的，但是我们占据的是文化阵地，所以斗争也同样是相当激烈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但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坚持反动立场，利用所掌握的专政工具，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人采取法西斯手段，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阻挠，加以破坏。这些少数的国民党顽固派，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和国际法西斯的第五纵队。他们组织发表什么‘通电’，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大肆诬蔑。当时在永安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战。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义正辞严，给予有力的还击，结果，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无法实现，阴谋彻底破产。于是，文的不行，他们又来武的，下令封闭我们的进步刊物，抓我们的青年学生，逮捕我们的地下党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种种白色恐怖事件在永安的这七年中是经常发生的，最后发展到‘羊枣事件’，兴起了‘永安大狱’，逮捕了几十个进步人士。羊枣同志则因‘永安大狱’而献出了宝贵生命。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受到了严重挫折，许多同志被迫离开永安。但是，斗争并没有了结。他们虽然人在各地，但都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章老的发言和他在学术讨论会上的许多讲话，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此后，许多老同志更加主动支持我们的工作。例如，我们在编辑出版反映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三本资料书工作中，都是在以章老为首的一批老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完成的。其中《羊枣事件》一书还获得了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最后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是从1000多万字的资料中筛选63万字编辑而成的。该书的形成过程更是倾注了章老和赵家欣、陈跃民、叶康参、李品珍、王一帆、高时良、周璧等老同志的心血。从资料的征集、史实的考证、文稿的筛选、内容的编排等等，无不是在他们的指导和直接帮助下进行的。该书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级联合编辑，由邱文生任主编，我和张平官、郑学海任副主编。而章老却每每提起此事。然而，在我们编辑该书需要部分老同志的简历时，章老却迟迟不肯提供，在我们的“函电交加”之下才寄来一份内容不多的简历给我们。
我自从1983年结识章老以后，他给我写的信件不下几十封。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老人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情怀。他的信件和全国各地老同志的来信，每年都立一个案卷归案了，作为永久的纪念。我退休两年以后，又收到了章老2001年2月23日的来信。这年他已经95岁了。他在信中说：“由于你的大力支持，丰富了我的一篇文稿的内容；由于出版的时期和机遇，获得省对外宣传‘好新闻奖’，兹特把此文复印寄奉，希予指正。此文较详，有许多是他（谢东闵）自传中所没有的事，假如蒋经国不死，两岸关系可能会顺利解决的。”章老的来信在开头称呼中加了“暨夫人”三字，在结尾祝语中用“长乐永安”四字。因他知道我的爱人是长乐人，我是永安人。足见章老在细微处亦精蕴真情。至于所说的我对他的支持，是指我退休前一年在岗时向他提供了一份他所急需参考的资料，即他的中山大学老同学谢东闵（曾任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1944年在永安发表的《福建与台湾—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的特殊使命》的文章。后来他在撰写《久别天涯思旧谊—记我与谢东闵先生的一些往事》一文时摘引了谢东闵原文的6段文字。章老信中所说的他的“自传”，是指谢东闵1990年以后赠给章老的回忆录《归返》一书。至于说到蒋经国的事，寓意就更加深刻了。
章老的文章发表在《炎黄纵横》杂志1999年第4期“海峡缘”栏目上。我拜读了此文，深受感动。该文历述了他与台湾籍的中山大学同龄同学谢东闵的深厚友谊，介绍了谢东闵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时期的生平和与他同在永安工作的情形，也记述了抗战胜利后谢东闵赴台任职致40多年阻隔，直至1990年后始复联络的情形。文中写道：“东闵曾任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个学者。”“东闵学而优转去从政，是时局发展使然。作为有政治抱负的学者和具有爱国情怀的台胞，他很自然地关心和参与收复台湾的工作。”章老摘引的谢东闵1944年在永安发表的论文中的几段文字如下：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地理关系也好，政治历史也好，居民祖籍也
好，风俗习惯也好，文化语言也好，福建与台湾都有着不可分的密切
关系。”
“台湾隶属福建省为时达二百零一年之久，而台湾建省为时仅十年
（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便因甲午之役被清廷割让日寇，迄今
已四十九年矣。”
“这其间，六百余万的台湾同胞在日寇高压的政治下，过着牛马都
不如的奴隶生活，然而承继着‘国姓爷精神’的他们，却并未忘记祖国，
而祖国—尤其是福建同胞，亦时在怀念着它。”
“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宋外长子文在招待中外记者席上，在
关于祖国抗战后的领土问题之答语中，曾明白表示：中国战后之领土
问题，不但应该恢复‘九一八’前的状态，并且更要收复台湾。”
“福建省临时参议会，除代表八闽民意外，还有一种特殊使命，为
其他省参议会所无者，那就是：在台湾民意机关尚未成立前，它是负有
代表台湾民意特殊任务……尚有宣达六百余万台湾同胞的民意给我中央
的特殊使命。”
“台湾收复后的政制如何，自有中枢高瞻远瞩的决定。”“台湾如自
成一省或成—特别行政区，在我国行政区划上，虽与福建分立为两家，
但事实上亦仍是一家。最后我冀望闽省同胞都能‘不分畛域，和衷共济’
的协助台胞起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
章老在文中最后写道：“十多年以来，不少亲友从台湾或美国等海外来，传说他从政期间勤政爱民、疏财仗义的事迹，使我对他那种爱国爱民的初衷数十年不变，深为佩慰。”“同龄好友，半纪之别，咫尺闽台，缘悭一面，实在是莫大憾事！但愿人长久，彼此都加保重，共以对国家人民问心无愧之身，一起迈步进入新世纪！”
章老写这篇文章时已93岁。就是这篇文章获得省对外宣传“好新闻奖”。我对他表示由衷地祝贺。记得1985年在永安学术会上，章老对与会老同志说：“我希望大家都要很好地注意健康，经常锻炼身体，使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大家起码都要活到2000年，这样一来，我们就一定能够发挥余热为四化，留将老眼看繁荣。”那一年他已79岁。而今已到2004年，他所要奋斗的“目标”早已超额，“百岁老人”称号垂手可得。我为这位壮心不已的百岁老人深深地感动，也为老人的晚年幸福由衷地祝福。我想，下次再拜望他时，一定要向他讨教长寿的秘诀了。
会面已近一小时，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楼梯口大门前。他身材不高，然他向我道别的手高高举着，久久不肯放下。我愧疚而激动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可惜，我的文笔太笨拙，不能活脱地将章老的为人和高尚情操介绍给朋友，也无法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2004.6.28于上海
（原载《炎黄纵横》月刊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