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纪念黎烈文逝世40周年

林洪通  2014/4/18 17:00:48  5075点  永安之窗
  题记:曾经为鲁迅出殡抬灵柩的著名进步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黎烈文,不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加入“左联”。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山城度过七年的艰难时光,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为永安抗战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领军人物之一。今年10月31日乃黎烈文逝世40周年祭日,特撰此文以纪之。

  黎烈文,小名六曾(注1)★,生于1904年,卒于1972年,湖南湘潭人。笔名有亦曾、维克、尊寒、林取等。少小好学,七、八岁时就涉猎经史,十七岁就发表小说。在湘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1919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誊抄、校对。1925年留学日本,1927年留学法国,1931年获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春回国,先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法文编辑,后应《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注2)★之邀,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经常发表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的文章。他在鲁迅等帮助下,先后与他人合办《呐喊》、《译文》、《海燕》、《中流》等抗战刊物并参与左翼作家的诸多活动,三十年代被誉为上海“文坛一勇士”。“8.13”日本进攻上海后,1938年5月,黎烈文来到福建永安。

  创办改进出版社

  1938年春天,黎烈文应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原是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之邀,来到福建。先在省教育厅任视导员。同年5月黎随省府内迁,从福州来到闽中山城永安县。省府于1939年2月决定组建改进出版社,郑贞文向省府主席陈仪推荐,由黎任社长兼发行人。改进出版社是省政府出资创办的官方出版机构,得到陈仪的积极支持,给黎提供了用武之地。黎决心利用这块阵地推动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东南地区文化据点。

  改进出版社社长办公室和经理部、发行部设在永安城北门抚沟街23号,是一栋有台阶的平房,工作条件简陋。黎住在办公室后半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里,刚够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面盆架,晚上他与在县城上学的儿子黎念之(注3)★就挤在这里。公务、家务,常常弄得他焦头烂额,心焦力瘁。当年曾与之共事的赵家欣说:“我对黎烈文先生仰慕已久,初到永安,即以相见恨晚的心情去拜会他。黎先生中等身材,略显肥胖,仪态庄重,待人客气而矜持。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郁达夫那么爽朗,也不象曹聚仁那么随和。我想,这大约是世家子弟、留欧学生、名流学者和机关首长四者集于一身的综合气派吧。”(注4)★

  为避敌机轰炸,后来,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和印刷所搬到离城七八华里路的虾蛤村。村中有一座古老的黄家祠堂,就作为改进社编辑部。虾蛤村是一个虎兽出没和疟蚊作祟的小山村,可见出版社办公条件之差。尽管如此,为筹办出版社急需的物质,黎烈文经常抱病挣扎着跑广州,赴桂林等地采购器材。

  在黎烈文的艰苦努力、悉心经营下,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三个期刊,又从省教育厅手里接办了《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三个期刊。《改进》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其余刊名冠以“现代”或“战时”字样。这“现代”和“战时”体现了黎烈文要用现代的新思维来表达抗战的决心。这些刊物,多是抗日与做学问相结合的文化平台,也是普及性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读物。后来改进出版社还出版“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书”、《现代青年丛刊》、“世界名著译丛”等书刊100多种,出版物行销全国。

  黎烈文说:“改进出版社的创设,为的是要使永安这个正向开发路上的小城,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进而对全省乃至全国文化界有贡献。”

  改进出版社是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势下经营的出版机构,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短短几年间编辑出版了杂志、丛书、丛刊和各类书籍达八百多种,满足了不同文化水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务职业的人们的需求。据粗略统计,在改进出版社鼎盛时期,一年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00多册。当时在福建省内就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多达300余家。应当说,这在国土大片沦丧的国统区是极少见的。黎烈文堪称是一位抗战建国、抗战文化的重要推手。

  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人的共同努力,永安的抗战文化活跃一时,遂使这个已经成为福建行政枢纽的小城,逐渐成为一个推动我国内地文化的据点。几年来事事能干的黎烈文,焕发了30年代初主笔《自由谈》时的旺盛朝气,在这闭塞的山城开拓新的天地。也由于黎烈文及其同人的共同努力,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内容充实,选材精审,印刷完美,备受读者欢迎,也使永安成为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齐名的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飘扬在我国东南诸省上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改进出版社的确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发展起来的,成绩巨大,确实把重车推上了峻坡。七年时光,社里虽然有许多文人编辑,但大家进进出出,来去匆匆,而自始至终、七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拼死推车的,只有黎烈文一人。黎烈文成为永安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纵览经历七年半的永安抗战文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1938年初,中共地下党人陈培光最早在永安创办五日报《老百姓》,开始了抗日宣传,深受欢迎,到年底由油印几百份到铅印五千份。永安抗战文化由此开始耕耘,虽然规模小,影响还不大;但为1939年2月黎烈文创办的改进出版社播洒了抗战文化的种子。而黎烈文能够继续勤勉耕耘、播种,永安抗战文化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建立“推动內地文化的据点”;汇集各方知名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宣传,从而奠定了永安作为战时东南地区抗战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而后来羊枣等人正是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使永安抗战文化再焕生机,又造辉煌。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追求民主政治,坚持团结抗战,配合抗战形势的发展,推动东南文化建设,把永安抗战文化推向新的高潮。应当说这三个阶段共同谱写出永安抗战文化史,共同造就了永安抗战文化的辉煌。而最具开拓性作用的当属黎烈文。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全国人民之心,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背景和所形成的抗日影响力量,是永安抗战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更是黎烈文在永安抗战文化中有所作为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而且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也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永安任改进出版社《战时木刻画报》主编的萨一佛指出:共产党员在改进出版社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的,改进出版社就是得到党的支持,才团结了一些作家,组织了一批力量,才出了许多好书的。党的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曾指示要尽量利用官方或半官方办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早先委派进步作家王西彦到永安主编《现代文艺》,邵托他带去了许多稿子,具体帮助和支持改进出版社,把《现代文艺》办成当时发行量最多,战斗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抗战刊物。邵自己也写小说投稿,后来也来到永安,在改进社任职,直接参加和指导改进社工作。萨一佛特别指出,主编《现代青年》的地下党员卢茅居“在改进出版社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在改进出版社的许多刊物上,都写文章,分析抗战形势,而且出主意,如怎样对付图书审查等。萨一佛说:“当时我主编《战时木刻画报》,也是在卢茅居同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所以,改进社能够出那么多好书,与地下党员组织、团结周围的进步力量,自身模范地卓有成效地忘我工作是分不开的”。(注5)★

  不分派别,广纳贤士

  黎烈文在永安能够做到不分派别,不分阶级,广纳贤士,共同抗日。这种思想早在1936年黎烈文参加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发表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时就已确立。黎烈文在永安充分实践这一诺言。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心情,诚心吁请广大文化界人士“到这里来耕耘、垦拓”。

  当日本攻占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流落各地的知识分子去向渺茫。黎烈文均广为吸纳,安排到改进出版社工作。例如1939年邀请王西彦为《现代文艺》主编,1940容留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葛琴夫妇在改进出版社任职,同年接纳女作家许粤华(注6)★入改进社,1942年聘请赵家欣为改进社《现代青年》主编,等等。赵家欣回忆道:“我到永安时,他已为我在民权路改进出版社邻近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一排屋中的一个二层楼,尽管只有前后两个房间,却使冒着酷暑长途跋涉的我一家有了安身的地方。他还客客气气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介绍我和他的夫人许粤华以及出版社的人员认识。”(注7)★这充分表现了他惜才、爱才,乐于为人排忧解难的精神。

  黎烈文深知抗战期间文化人生活的困难,从不削减稿费标准,而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节省开支。从《现代青年》的改版就可以窥见他的这一番苦心。他在《现代青年》改版“启事”中说:“由于纸张及印刷费日益昂贵,杂志、书刊亏损很大,但为了顾及读者的负担,不愿加价。因此从本期起,决定把每面的行数从十六行增加到二十行左右,同时把每期的面数减到八十面。这样的结果,我们曾计算过,虽然面数略有减少,可是字数却反而增加了一万光景。对于读者,这是一件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有着相当益处的事。”

  改进出版社有十多种期刊和丛书,虽然名义上每种期刊和丛书都有一个编辑部,实际上每个编辑部都只有一名编辑,有时甚至还得负责一些其他工作。整个编辑部总共只有两名校对,编辑也得负责校对。黎烈文是省政府参议员,常有政务活动;他作为社长、总编,不但有行政事务缠身,而且还得写政论、作翻译。

  创办《改进》月刊

  改进出版社的重头刊物是《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改进》是一份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艺的综合性期刊。《改进》初由黎烈文主编,吴朗西、陈东帆、周学普等任编委。第五卷第十二期起由沈炼之主编。第七卷至第十二卷第四期仍由黎烈文主编,倪师坛、郑庭椿为编辑。

  当时的永安交通困难,文化落后,物资匮乏,想办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刊物,是十分困难的。但黎烈文决心使《改进》的内容“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他要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诚意,呼吁文化界给予竭力支持。

  黎烈文在《改进》创刊号发刊词《我们的希望》中说:“最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改进》编辑、印刷、发行的地方,是在福建中部一个最贫瘠的县城---永安。……我们盼望这小小刊物出世后,能够引起各处文化界人士对这个地方的注意,能够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耕耘,垦拓,使得这已经成为一个行政枢纽的小城,更慢慢地、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改进》的内容是想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我们除尽量提供一切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外,同时决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注8)★黎烈文还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使中国在思想学术各方面迅速地赶上欧美先进国家,可使中国迅速地现代化”的设想。所以《改进》杂志撰稿人多为有名望的进步学者、作家、记者。其中有郭沫若、朱自清、钱俊瑞、冯雪峰、何其芳、马寅初、周予同、金仲华、胡愈之、臧克家、戈宝权、章乃器、千家驹、黄药眠、宋之的、胡风、老舍、艾青、萧乾、张天翼、艾芜、唐弢、葛琴、司马文森、王亚南、羊枣、石西民、聂绀弩、范长江、邵荃麟、巴金等等。改进出版社的广告说,《改进》是“国内外文章精华之总汇,各部门知识之宝库”。

  在黎烈文等的辛勤耕耘下,改进出版社书刊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甚至延安等地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抗战文化运动有很大的推动。曾与黎烈文一道共事的作家王西彦说:“在当时的情形下,政治环境既十分险恶,物质条件也极端缺乏,还有交通的阻隔和其他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在永安那么一个偏僻的小山城和虾蛤村那么一个破旧的小祠堂里,作为主持人的黎烈文,的确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注9)★

  1940年3月3日,在重庆的胡风答复黎烈文为《现代文艺》约稿的回信说:“(老兄的)大刊《改进》,(大后方陪都)也时常看到,坊间也有出售的……不是有一个‘文艺界抗战协会’么,兄高为第一届理事,今为一方之雄(指任改进出版社社长、省参议员),不缴费(指“文艺界抗战协会”会费)不免笑话,但(你)又远居东海,决不会理此小事。于是小弟附庸知己,代缴法币若干,回家把食米节省节省。现年会又届,非再缴不可,老兄还要我减食(再为你缴会费)么?”胡风此信谈笑风生,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反映了改进出版社书刊发行的广泛。(注10)★

  在延安,当时的文学理论家侯唯动后来回忆道:延安“李雷的长诗《荒凉的山谷》被推荐到了东南一隅的福建,那里还有一片未被日寇践踏的神圣国土。黎烈文在那里给李雷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寄到了延安,得到了大家的赞赏”。(注11)★

  《改进》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时事和学术论文。如:胡愈之的《论目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汪逆伪组织成立以后》,冯河清的《在时代转换点上的中国》,马寅初的《中国统制物价问题》,王亚南的《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中国经济思想评论》,陈范予的《科学与人生》等。第一卷一至六期的“半月谈话”由黎烈文撰稿,对抗战问题有所论述,通俗易懂,颇受欢迎。《改进》自1939年4月创刊至194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105期(其中有七期是两期合刊本)。

  为抗战呐喊助威,为文艺雪里送炭

  皖南事变前,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人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在王西彦到永安之前,邵荃麟交代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指示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0年4月,改进出版社《现代文艺》月刊创刊。黎烈文作《发刊词》说:“抗战后,很多人在喊着文人下乡与文化到内地去,不过却依然局促于少数大都市,如重庆、桂林、香港、上海,很少有人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我们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尽可能地补救于万一。”

  《现代文艺》由王西彦、章靳以先后任主编。该刊始终得到邵荃麟的全力支持,最初几期稿件大部分由邵荃麟组织,从浙江寄来。它是改进出版社战斗性最强、艺术性较高的刊物。黎烈文对王西彦的工作很支持,除在组稿与发行工作方面出力外,还亲自动手写文章,发表了几篇很有见地的短论和译作。《现代文艺》“以‘雪里送炭’的苦心”,竭尽全力实践着“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的事业。“保留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进步作家或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诸如维山(冯雪峰)、张天翼的论文,艾青的诗,邵荃麟、聂绀弩、骆宾基、艾芜的小说,巴金、李广田的散文。还有葛琴、碧野、司马文森、艾青、臧克家、厂民(严辰)、高岗、彭燕郊、邹荻帆、林淡秋、蹇先艾、章靳以、许杰、欧阳凡海、石滨(卢茅居)、许天虹、陈占元、万湜思、荒烟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报告、论文、译著、戏剧、木刻版画等作品。《现代文艺》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80多篇,最引人注目的是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散文60多篇,新诗100余首,通讯报告40多篇,外国作家作品评介30多篇,在文艺理论上也有突破,作出了贡献。

  由于《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了不少当时进步作家,有的还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地下党员作家的作品,黎烈文熟悉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发表他们的作品,虽不全无顾虑,却敢担风险。例如在发表邵荃麟的四幕剧《麒麟寨》、艾青的诗歌《兵车》、王西彦的小说《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谷斯范的小说《至尊》和唐弢的杂感《株连草》后,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控告。黎烈文总是默默承受着责难,而对出版社的同仁却真诚保护。所以《现代文艺》从创刊到停刊的二年多时间内,风波迭起,国民党顽固派把它视为眼中钉。如创刊号上邵荃麟的中篇小说《英雄》,就被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指控“妨碍役政”,说出版社有共产党在活动,要查封《现代文艺》。事情闹到省主席陈仪那里,陈仪便把黎烈文找了去。幸好按照邵荃麟的指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万湜思的一幅《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黎烈文向陈仪解释《英雄》并没有“妨碍役政”,而且以万湜思的木刻画报作为反证。陈仪点点头表示同意。后来黎烈文对王西彦说:“《英雄》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不过今后要多加小心!好在这一期登了《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我指给陈主席看了,他点点头,就不再说话。不然,出了本创刊号,怕就出不成第二期了。”(注12)★又如《现代文艺》第五卷第1期刊登了蒂克的小说《秦淑的悲哀》,描述一个女大学生为了搭乘便车,被司机骗到一个小旅馆强奸的悲剧。这也触痛了顽固派的神经,煽动司机工会闹事,向编辑部施加压力。

  为了配合“旧社会的改革和新理想的实现”的宣传,黎烈文翻译了一些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思想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乡下医生》等,宣传理想社会。

  《现代文艺》创刊后,共出版33期,其发行量高达一万份,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1942年12月停刊。其“编者语”指出:“(本刊)创刊以来,备受读者欢迎,第一卷各期印数仅三千份,转瞬即销售一空,致使多数读者有向隅之感,纷纷请示再版。”

  《现代文艺》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艺丛刊》。这套丛刊以六册为一辑,共出了3辑18册。其中有邵荃麟的《麒麟寨》(剧本)、葛琴的《生命》(中篇小说)、聂绀弩的《夜戏》(短篇小说)、艾芜的《杂草集》(杂文)、唐弢的《劳新辑》(杂文)、黎烈文的《第二帝国的士兵》(长篇翻译)、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的长篇翻译等。

  培植青年一代,鼓舞民众

  1939年9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儿童”月刊。它是一份少年儿童通俗读物,先后由张文郁(朱力)、葛琴(允裴)、柯咏仙(静林)、许粤华(雨田)、郭风(郭嘉桂)任主编。它的栏目众多,趣味性浓,常常报道抗战时事新闻、英雄传记等,对厦门市儿童救亡剧团的活动也曾做过连续报道。其“儿童创作”栏目每期都发表4篇以上少年、儿童的作品,引起少年写作的兴趣,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1946年月7月终刊于福州。

  1939年1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青年》月刊,出新一卷第一期。该刊先后由卢茅居、卓如、倪师坛、杨昌辉、陈培光、赵家欣任主编。《现代青年》针对青年的特点,设了“卷头语”、“中国与世界”、“科学知识”、“自学指导”、“抗战与青年”、“史地常识”、“青年文艺”、“青年修养”、“青年信箱”等栏目,以“满足其旺盛求知欲望”,“补学校教育之不足,或给失学青年以业余的进益”。其“青年园地”栏目先后发表了八十多位青年作者的一百多篇作品,增强了广大青年写作的兴趣,受到青年朋友的普遍欢迎。1942年10月15日出满三卷后停刊。

  1940年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战时民众》,为半月刊,由姚勇来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主要撰稿人有沈嫄璋、徐君梅、达仁、蔚青、赵芷厂等。它的内容通俗,很适合民众口味。先后辟有“谈话”(后改短论)、“好事分析”、“抗战故事”、“现代知识”、“民众茶馆”、“谜语”、“诗歌”、“木刻”等栏目,尤宜于对广大农民的宣传。1940年4月编辑的《讨汪特辑》,挞伐汪伪之流投降卖国行径,在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1940年2月改进出版社创办《战时木刻画报》半月刊(后改月刊),由江则明、萨一佛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它是一份通俗画刊,以抗战为主要题材,发表木刻画、连环画、故事画、漫画等作品,内容生动形象,深受群众欢迎。1943年11月5日永安最后一次遭日机大轰炸,街上血肉横飞,一片火海,惨不忍睹。对此,画家萨一佛在街头巷尾实地画了100多幅写生画,覃子豪配诗,携往全省各地展览,形象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大大激发了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敌情绪。

  抗战中期,陈仪被调往重庆,刘建绪继任省主席。黎烈文虽仍受刘信任,但出版社工作却处处受到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的牵掣。一些投枪式的杂文被审查机关抽掉,或大加删改,或禁止发行,或勒令停刊。起初,他们在被抽文章的版面印上“缓登”二字,以示抗争,这种办法用不了几次,即被禁止。黎烈文就只好要求作者们将文章尽量写得“含蓄”、“朦胧”一些,以蒙过审查老爷的眼光。

  抗议苏联不夠朋友

  黎烈文早在1930年留法期间,曾为中国左翼作家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撰写过介绍苏联工农业方面成就的文章,对苏联加以赞扬。但是,到了1941年4月间,苏联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签订所谓“苏日中立协定”以后,他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时,在双方共同发表的宣言里,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滿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注13)★对此,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主爱国知识分子的黎烈文,自然会引起极度的不满。

  黎烈文在改进出版社的三个主要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抗议》一文。(注14)★指出:这次苏日协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妨碍中国的领土主权。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在各条战线上加紧进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四个年头,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正以全民族的力量,忍受空前未有的艰苦与牺牲,进行神圣的抗战。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收复国土,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进而维持国际正义,保全世界和平。但是,曾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友邦苏联,却忽然和我们的民族敌人签订协定,并以一个“中国之友”的身份,竟然公开表示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用来换取对方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出同样的尊重,的确足以伤害中人民的感情。在做法上颇有些“分脏式”和“卖友式”的嫌疑。“这种只顾一时的国际利害,自毁立场,而以中国为牺牲的卑污行为,我们只有鄙弃,只有愤怒!”“这对于正在进行抗战的我们,对于被侵略的我们,对于一切以苏联为友的我们,对于爱护自由正义的我们,不能不是一种侮辱,一种背信的行为。因此,对于苏联此举,在此大声喊出我们的抗议!”(注15)★

  在《现代文艺》发表《我们的抗议》之前,黎烈文和王西彦曾经对苏联及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种种弊端及《苏日中立协定》等问题进行过一翻探讨。王西彦说:“特别重要的是,在我的脑子里也存在着和黎烈文相同的看法,觉得批评苏联那种引人迷惑的外交策略究竟不能和反共立场划等号”。黎烈文“对苏联这种机会主义的外交策略的确是不满的,还由此联系到他在上海时期介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eCide)作品的往事。纪德曾经一度倾心于建立起新制度的苏联,满怀热情地访问了这个国家。可是他的苏联之行却使他于1936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持批评态度;接着又于次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修订》一书,坚持并重申这种态度。因此他遭到包括罗曼.罗兰这样的作家在内的人们的激烈攻击甚至辱骂。但黎烈文在1937年5月间所出版的一本翻译文集里,不仅收入好几篇纪德的作品,还借用了这位作家著作的名字《邂逅草》来做书名,并在‘前记’里写道:‘明知这位忠于良心的老人,最近在一本小书里,对于他所寄予同情的国家,有着若干苛责,因此引起了许多反感,看情形象要倒霉的样子;但我读纪德的著作,既远在世人哄传一时所谓‘转向’以前,现在也就不能因为这再度哄传一时的另一‘转向’而失去对他的钦敬。’在当时的那种情况里,他却称纪德是‘忠诚自己良心的老人’,并且表示自己不愿为此‘而失去对他的钦敬’,就明显地表露出他那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面貌和立场。他对《苏日中立协定》的不满,根源就在这里。”(注16)★

  然而,《我们的抗议》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欲千方百计想摆脱人们对皖南事变的谴责,《苏日中立协定》就适逢其会地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一条理由;在这个关口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自然将招致进步阵营方面的惊讶和不满,至少会被认为是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的屈从。意即黎烈文是听从国民党反动派指使才发表《我们的抗议》的。“很快就从桂林方面传来对这件事情表示不满的声音,甚至影响到一些素来给他热情寄稿的朋友”。甚至,有的“自己人”给黎烈文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黎烈文更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他向往革命,也仅是一种雾里看花似的憧憬,并未意识到苏联与美、英、法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界限,以及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种种弊端。抗战爆发后,他为蒋委员长‘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的口号所鼓舞,对抗战中国家、民族的复兴寄予莫大期望。他的“文化建国”思想,正是一个民主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形势下的必然产物。”(注17)★

  冒险掩护救助中共干部、地下党人

  1940年6、7月,中共浙江金(华)衢(州)特委被破坏,中共中央东南局通过浙江省委通知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紧急疏散。但邵荃麟妻子、地下党员葛琴有孕在身,北上困难;基于他们过去曾接到黎烈文邀请加入改进出版社工作的信函,于是,他们决定南下福建,地下党员杜麦青与他俩同行。他们到达永安后,入住一家高级旅馆“中南旅运社”稍息。其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早已接到浙江省党部协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的通报,并向陈仪作了报告,正等着陈仪批准逮捕他们。这时,黎烈文忽接邵荃麟电话,说他已到永安,要求设法安置。黎急找王西彦磋商。先由王西彦与邵、葛夫妇会见,后黎烈文立即到上吉山陈公馆向陈仪请示。王西彦后来回忆说:“荃麟同志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下党员,他是党的东南文委书记,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这一点黎烈文是知道的,陈仪也决不会全然无所觉,福建省保安处更是虎视眈眈地等待下手的机会。当时正是‘平江惨案’刚过、‘皖南事变’前夕,政治形势的险恶可以想见。在未得到陈仪的表态以前,黎烈文不便和荃麟见面。来往商谈都由我居间奔走。幸好很快黎就从陈仪那里取得了‘约法三章’:一是可以留下邵、葛两人,但杜麦青须立即离开;二是留下后不能从事政治运动;三是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注18)★黎烈文见陈仪时,把邵荃麟的政治问题说成是一般问题,把浙江省党部对他的通缉说成是出于个人恩怨。陈仪听信其言,当即表明许可,终于使邵荃麟夫妇转危为安,在永安落了脚。陈仪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大概和1938年10月,陈仪代表国民党省政府和中共代表共同签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地方协议”有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大背景下,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容纳共产党员、左翼进步人士,是允许的,陈仪主政福建,这样的事也不是少数。黎烈文立即聘请邵为改进出版社编辑,并且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以此作为杜麦青(陈仪不让杜留在永安)前往安徽去找新四军的路费。为了此事,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执委主任委员陈肇英就公然说黎烈文是“有名的共产党”。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示,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长黄珍吾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由于黎烈文冒险相助,邵葛夫妇才得以安全在永安指导并亲自参加抗战文化活动达半年之久。他们的爱女邵小琴即在此时在永安出世。

  1941年春,邵荃麟夫妇接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要他们火速赴桂林开会的电报,其实是组织令其撤离的指示。黎烈文挽留不成,于是在城南一家菜馆给他们饯行,并为他们沿途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他特意嘱咐当时任出版社总务主任、他的妹夫张介生找一条民船,半夜悄悄送他们上了船,沿着九龙溪逆流而上,再转道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最后转至桂林。张介生后来回忆道:“他(黎烈文)当时只对我说,出版社有两个人有要事出差,半夜走,事关重要,不要让外面知道。我对妻子友元说出了我的疑点,也可能烈文对他妹妹说了,而对我保密,所以友元对我说:你别管什么事,只是慎重些就是。”(注19)★王西彦也说:“黎烈文能为被通缉的‘重要共党分子’奔走,给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安排出走,这不能不说是需要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勇气,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好品质。”(注20)★

  后期的改进出版社和黎烈文

  1942年夏,改进社处于刊停人走,徒存其名的状况:《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画报》早在1941年9月停刊。姚勇来、萨一佛已离去,《现代文艺》主编王西彦也于1941年年底离开永安前往桂林,改由章靳以任主编,但他在南平的省立师专任教,很少来社。《改进》由黎烈文主编,两位编委沈炼之、郑庭椿在省研究院工作,编辑业务由助理编辑倪师坛负责。这时改进社编辑部和印刷所已由虾蛤村迁入城内抚沟街,编辑部设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只有赵家欣、倪师坛和许粤华上班。这时《改进》也无奈常登省政府厅局长的官样文章。到1942年底,《现代文艺》和《现代青年》也先后停刊。赵家欣也离社了。改进社只剩下黎烈文和许粤华夫妻分任主编的《改进》和《现代儿童》期刊,以支撑门面,而单行本几乎不再出版。(注21)★

  改进出版社由辉煌跌入低谷,黎烈文也悄悄地退出了战斗的行列,这自然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原因。1941年9月下旬主政福建的陈仪离闽,作为官办刊物的最重要“靠山”的消失,对改进社和黎烈文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这与《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画报》也在1941年9月停刊,在时间点上是相吻合的,也不是偶然的。当然,更重要的是40年代初期政治环境更趋险恶,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1941年7月国民党省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出版方面的统制。就黎个人来说,他在30年代曾是上海“文坛一勇士”,以左翼作家面目闻名于世,在永安,国民党省政府大小官员都晓得他,有的人在公开场合还以此来讥讽他。还有前面述及的黎因针对《苏日中立条约》而发表的《我们的抗议》在读者中引起的惊讶和“自己人”的责难也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然而,黎烈文在情绪上却显得很恬静、沉稳,蕴含韧性。险恶的政治环境使黎烈文不能再有所作为,他只能以消极和退让来谋求改进社的生存。他“最好能找个僻静的地方安居下来,种种花草,晒晒太阳,不问外事。”(注22)★黎的这种想法,是知识分子遇到挫折艰难时,往往出现的逃俗避世情绪的典型表现。因此也不难理解。

  1945年7月中旬,“永安大狱”事件爆发,改进出版社发行部经理李力行被抓。黎烈文一方面嘱咐员工不要外出,一方面自己也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郑庭椿分析:“黎烈文此时表面十分镇静,沉着应对国民党的政治压力,这样却更能贯彻其推动进步文化活动的初衷,更有利于抗战工作,同时也就避免了改进社的更大损失。”(注23)★郑庭椿认为,改进出版社后期的减少活动,渐趋退却,是恶劣环境和政治压力造成,不是由于黎烈文本身的消极。

  “永安大狱”发生后,有人责难黎烈文不努力去营救出版社部门经理李力行和羊枣等人。郑庭椿认为,黎烈文何尝不想营救被捕人士,不是不为,而完全是不可为。一是当时“陈仪已去,吉山路断”,不能再上省主席公馆所在地吉山去通融了。刘建绪也无能为力,连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都被召往重庆监视、软禁。也就是说,走上层通融营救已不可能;二是下令逮捕的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来头很大,下属应不敢轻易放人;三是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包括有的地下党员都相继撤离,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介书生去救人,未免过于天真和苛求;四是黎烈文在上海和永安的左翼面目和知名度,本身目标就夠大,在白色恐怖中,有可能被捕入狱,哪有办法营救他人呢?

  郑庭椿回忆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顽固派愈加猖狂,永安环境恶劣,特务横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对黎烈文谈及此事时,黎说,能走的就走吧!要迅速撤离为佳。还说,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话里一点消沉的含意也没有。可见,即使在大逮捕的白色恐怖下,黎烈文表面消沉,其实心中充满斗志。迫于形势,只好退却,但心中牢记着进攻。

  黎烈文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出版家,是一位“埋头著作,不求闻达”的正直、民主、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战八年,他作为全国文艺抗战协会的理事,在山城永安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为繁荣文化,推动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隐蔽政治身份的共产党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他在永安的战斗业绩,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泯灭的。

  其胞弟黎烈师回忆道:“好在那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虽然你(该文用第二人称,文中“你”即黎烈文,下同—本文作者注)改进出版社有些左倾的人,但你因得到陈仪和刘建绪先后两任主席的信用,对你也没有甚么打击,你在福建的这些年,的确做了不少事,不但你唤醒了全省民众,同仇敌忾,写日军各种屠杀、奸淫、抢夺的惨状,使得民心士气,异常高昂,对抗日宣传方面,你是尽了力量。”(注24)★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改进出版社迁往福州。1946年春,黎烈文应时任光复后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召,毫不犹豫地奔赴台湾,任《新生报》副社长。不久,因得罪了报社上司而丢了官,实际上因其自由民主主张与当局军政专制相径庭,终被迫辞职。后来他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之友许寿裳之邀,任该院法国文学教授,直至去世。

  平淡敦实的晚年

  黎烈文在台湾,生活很不如意。在台20余年,洁身自好,除教书外,进行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不求闻达,埋头教学、写作,培养出不少优秀弟子,译作颇丰。

  1969年11月5日黎烈文中风瘫痪,失语呆滞,食管进食,卧病三年,于1972年10月31日晨六时去世,时年68岁。

  黎去世后,台北某刊刊登的《黎烈文先生丧礼所见》写道:灵堂内,只有“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个花圈、花篮,也都是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着黎先生的事迹。”(注25)★“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黎府送钱。但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注26)★

  其胞弟黎烈师说:“你一生真没有什么享受。你从小读书、留学,没靠祖产父业;你中年投身事业,原可发挥所长、所学,贡献于文坛,贡献于社会,然而内忧外患,使你不得安宁。”。(注27)★

  至于黎烈文曾是鲁迅好友(注28)★,后堕落成“反动文人”一说,现已查实,此乃在高压政治下,泼向黎烈文的脏水和污泥。巴金先生及许多正直文化人士均撰文澄清事实,予以反驳,“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了。(注29)★

  黎烈文一生著作盛丰,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台湾岛之历史与标志》和文学译著等三十多部。

  2012年7月初稿2012年9月修改

  (原载《炎黄纵横》2012年11期)

  注释:

  ★(注1)六曾:黎烈文出生那年,他的曾祖父黎景嵩(1847-1910)刚好60岁,故给黎烈文取小名“六曾”,意60岁得曾孙。黎景嵩曾任台湾台中知府,痛恨清政府割台给日本,率众2千抵抗。事败抱知府印跳海自杀,被清兵救起,送回大陆。后做张之洞幕僚。

  ★(注2)史量才当年是《申报》馆总经理,因黎烈文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后,大量刊登进步作家针砭时弊的文章,触怒反动派。但史毫不屈服当局的屡屡警告,刚直不阿,1934年11月13日遭暗杀。当时上海当局也给史量才降半旗,追凶手,但不了了之。解放后据沈醉交代,是蒋介石授意戴笠所为。

  ★(注3)黎念之(黎念慈):黎烈文的长子,现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黎念之出生半月,其母严冰之患产褥热去世。黎烈文为纪念爱妻严冰之(与黎烈文同在法国攻读文学的同学),给儿子取名“念之”(亦称“念兹”)。黎念之留学美国攻读化学,1964年(32岁)获博士学位,发明了液体膜等应用广泛的新技术,是世界化学领域的顶尖人才,曾参与美国登月计划。

  ★(注4)赵家欣:《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5)萨一佛:《地下党员在改进出版社中的作用》(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1988年6月内部版)

  ★(注6)1940年春,曾经与黎烈文在上海一道从事过文艺活动的女作家许粤华,在战乱飘流中给黎写信,要求安排工作,黎表欢迎。许粤华的前夫黄源与黎烈文相识,都是鲁迅好友,一道编辑过《译文》、《烽火》等杂志。抗战爆发后,黄源北上参加新四军,许粤华却南下来到永安。当时黎烈文既当爹又当妈,把儿子念之拉扯到十岁。许粤华见状,颇为同情。她以女性的温柔体贴,给忙碌而枯寂的黎烈文带来了抚慰。她也“很疼爱”这个儿子,给他们父子生活上很多照料。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各自都曾遭遇过波澜、挫折,经历过离合、悲欢,命运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1942年2月24日,他们在艰难岁月中结为伉俪,彼此都很珍惜这迟来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黄源相继任过浙江省作协主席、文联书记、文化局长等职。许粤华与黄源生二子,即黄伊凡、黄伊林。1989年许粤华从美国回到上海,专程看望了黄源,还特意带着伊凡、伊林兄弟前往华东医院探望病中的巴金。

  ★(注7)赵家欣:《风雨故人情》33、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注8)黎烈文:《改进》发刊词--《我们的希望》(1939年3月14日于永安,4月1日《改进》创刊号出版。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9)王西彦:《我所认识的黎烈文》(《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10)★(注11)《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烈文》2009年7月。

  ★(注12)王西彦:《回忆荃麟同志》(原载《收获》1981年第1期,现载《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13)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14)《我们的抗议》曾刊登在《现代文艺》1941年4月25日三卷一期、《改进》1941年5月1日五卷三期、1941年5月10日《现代青年》四卷一期上。

  ★(注15)★(注16)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17)《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烈文》2009年7月。

  (注18)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19)(《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烈文》2009年7月)。

  ★(注20)王西彦:《遗留下的火星子》(《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21)赵家欣:《燕江风雨—回忆黎烈文与和永安改进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1988年12月内部出版)。

  ★(注22)赵家欣:《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199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23)郑庭椿:《怀念黎烈文》(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1988年6月内部版)

  ★(注24)黎烈师:《怀念长兄黎烈文》,笔名“曾三”,1984年5月发表于美国旧金山《源流》双月刋创刊号。

  ★(注25)、(注26))巴金:《随想录.怀念黎烈文》。

  ★(注27)黎烈师:《怀念长兄黎烈文》,笔名“曾三”,1984年5月发表于美国旧金山《源流》双月刋创刊号。

  ★(注28)1937年元旦,郁达夫到厦门。赵家欣回忆:当赵家欣、马寒冰、郑子瑜三位厦门文学青年问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时,郁说:“人们以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性情迥异,却不知道我和鲁迅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托我代向鲁迅拉稿,后来鲁迅化了数十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挺多的‘花边’短文,都是我的一拉的结果。”当年,郁对鲁迅说,《自由谈》的编辑换了才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他去投几回稿,他说那是可以的。如1933年1月24日,鲁迅写了《观斗》和《逃的辩护》两文,通过郁达夫转黎烈文,黎于1月30日、31日刊用。从1933年1月24日至1936年10月11日鲁迅逝世的前八天,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日记》载有有关黎烈文的日记,一共有195则,《致黎烈文》书信81封,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仅存32封。鲁迅给《自由谈》写稿125篇。由于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处的查禁,“没有能够刊出的”(鲁迅语)的十篇,全部收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个鲁迅的杂文集中。1936年8月黎烈文主编《中流》半月刊,鲁迅共写稿十篇,全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这就体现鲁迅对黎烈文革新《自由谈》副刊和编辑《中流》杂志的支持,对法国文学翻译的充分肯定。鲁迅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编辑,就是黎烈文。

  (注29)巴金:《随想录.怀念黎烈文》。

  附:黎烈文在永安的部分著作目录

  著作:

  1、《乡下医生》(长篇小说,法•巴尔扎克著,黎烈文译),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2、《胜利的曙光》,1940年重庆烽火社出版。

  3、《苏联的建设》(黎烈文与周学普等合译),改进出版社出版1940年1月初版。

  4、《保姆》(黎烈文译),1941年4日上海好友出版社出版。

  5、《第三帝国的兵士》(匈•霍尔发斯著),改进出版社1941年出版。

  6、《两兄弟》(法国莫泊桑著),194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

  7、《亚尔维的秘密》(法•倍尔纳著),改进出版社1945年出版。

  8、《最高勋章》(苏•梭尔齐瓦著),1945年2月译于永安,1950年1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文章:

  1、《我们的希望》《改进》(发刊词)第1卷第1期,1939年

  2、《半月谈话》《改进》第1卷第6期,1939年

  3、《暴风雨下的亚洲》(波蒙作;黎烈文译)

  《改进》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

  4、《德国战争的目的》(法•约佛勒作,黎烈文译)

  《改进》第3卷第6期,1940年

  5、《手迹的故事》(意•哲曼勒托著,黎烈文译)

  《改进》第4卷第3期,1940年

  6、《现代文艺》《发刊词》《现代文艺》创刊号,1940年5月

  7、《工作与经验》(杂谈)《现代青年》第4卷第2期,1940年

  8、《现代青年》二周年纪念的话《现代青年》第5卷第1期,1940年

  9、《第三帝国的兵士(长篇连载)》(匈•霍尔发斯作黎烈文译)

  《现代文艺》第1卷第3-6期,

  第2卷第1-2,4-6期,1940年

  10、《掷骰戏》(P•梅里美作黎烈文译)

  《现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

  11、《“落水”与“出水”》《现代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

  12、《苏联的集体农场》(C•维德纳作六曾译)

  《改进》半月刊第3卷第9期。1940年

  13、《模仿与创作》《现代文艺》第3卷第3期,1941年6月25日

  14、《偶像之变形》《现代文艺》第3卷第4期,1941年7月25日

  15、《伟大的命运》(苏联F•克洛勒作林取译)

  《现代文艺》第5卷第2期,1942年5月25日

  16、《略论文化总动员》《新福建》1卷3、4期合刊,1942年4月30日

  17、《再会罢》美国A•玛尔茨作林取译

  《现代文艺》第5卷第6期,1942年9月25日

  18、《第九十六个女人》苏联•L•梭罗维耶夫林取译

  《现代文艺》第6卷第3期,1942年12月25日

  19、《热烈的握手》《改进》第7卷第1期,1943年5月

  20、《方形堡的攻克》(P•梅里美作;黎烈文译)

  《改进•》第7卷第6期,1943年

  21、《热烈的握手(卷头言)》《改进》第7卷第1-2期,1943年

  22、《深刻的印象》(黎烈文译)《联合周报》第三号“笔会”,1944年

  23、《同情的援助》《联合周报》第七号“笔会”,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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