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着对党的一片丹心——纪念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

林洪通  2014/4/18 17:00:57  4181点  永安之窗
  题记:2012年8月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了。这是一位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杰出女战士。她早年就投身革命,1926年留学苏联,1930年入党,两次坐敌牢,两度丧爱子,丈夫被划右,一生革命经历特别坎坷,但对党的事业始终赤胆忠心。龙年春节期间,我在福州拜望了她的丈夫、战友,现年已97岁高龄的老革命、老作家赵家欣。赵老嘱我写一篇文章,以纪念谢怀丹同志逝世20周年。5月13日,赵老在给我的来信中重提此事。这足见赵老对亡妻谢怀丹的无限深情!

  早在2007年,93岁的赵老就把他写的《留得清香在人间—纪念爱妻谢怀丹百年诞辰》的文章寄给我“存念”,文中写道:“怀丹逝世后,我写了10多篇纪念文章,多是表达与她半个多世纪携手人生,同甘共苦的绵绵情愫和‘生死异途长相忆,从此天下无知音’的刻骨哀思。”他们“相依相扶,共同走过了漫长、曲折、坎坷而又充满爱情幸福的54个春秋。”赵老对这位苦难深重的革命女性有如此深厚的情感,以至“欲诉无语,欲哭无泪”的境地,这不仅仅体现在夫妻恩爱的层面上,而更体现在他们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浴血奋斗的革命征途上,从而共同创立的生死与共、充满人间酸甜苦辢的同志感情!

  谢怀丹,原名裘东莞,1908年10月27日生于山东沂水县。1925年9月在山东济南女子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团组织委派她到上海闸北区团委秘书处工作,同年12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等为校友,聆听过斯大林、宋庆龄等人的报告。1930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回国后在上海工厂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囚于苏州女监,不久获释后,党组织派她到厦门编辑党刊《福建红旗》。后因党组织被破坏而转到印尼,化名谢芳,在苏门答腊亚萨汉培善学校教书。这时她参与创办革命刊物《赤潮》。因《赤潮》宣传革命,在印尼华侨中引起极大反响,1933年5月,她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她在狱中坚贞不屈。据荷兰法律,将她驱逐出印尼国境。1934年初被押解到中国,途经香港时与其他8位难友一起逃脱,在香港吴其和家隠蔽一个多月后,辗转到泉州,与泉州特别支部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化名王文英,在塘头乡、林口乡、岭兜乡等地创办小学和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和妇女解放。1935年因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她于1936年撤到厦门,入《江声报》任编辑,并与厦门党组织接上关系,为利于工作,她改名谢亿仁。她利用《江声报》办起了“前进妇女”周刊。“七.七”事变后,她担任中共厦门妇女支部书记、“厦门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团长、《抗敌导报》编委。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她与中共闽西南特委和中共厦门工委的同志决定将厦门抗日群众团体联合成立组成“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施青龙任团长,她任副团长,全团有108人,并决定都撤离到漳州和闽南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0月,中共漳厦工委估计形势险恶,为使总部设在漳州的厦青团取得合法抗日团体地位,决定派该团谢亿仁、邓贡直前往福州与省抗敌后援会交涉。因战时公路破坏,她们二人步行数天到达泉州。刚到泉州,漳厦工委告知,厦青团出事,停止前进,就地隐蔽。果然,厦青团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和迫害,并被强行解散。未及逃离的52名团员被武装押解到沙县受训。国民党顽固派特务侦缉追捕厦青团副团长谢亿仁。恰巧这时,任香港《星岛日报》记者的赵家欣刚好到泉州采访,即以新闻记者身份掩护了她。为便于隐蔽,建议她改名谢怀丹。这寓意永远怀着对党的一片丹心从事革命工作。此后这名字使用终生。在杀机四伏、白色恐怖弥漫的日子里,两个吉凶难卜的年青人,结为伉俪。一段时间后,为了安全,党组织通知谢撤离泉州。1939年谢与赵家欣一起到建瓯工作。1940年春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当这对革命伴侣在上饶《前线日报》工作时,1942年3月2日,福建省三青团发给江西第三战区三青团支部关于赵家欣和谢怀丹的密函密报,写道:“据密报上饶前线日报记者赵家欣及其妻谢亿仁均系奸党分子,兹抄原密报送请查照防范为荷。”密报的最后一段文字写道:“以香港某报及南洋某报记者为掩饰,实际从事奸党宣传……现在前线日报工作,是否还有奸党的关系,不得而知,对奸党的宣传,据各方调查,尚未停止。又谢亿仁亦系奸党重要分子,恨其历史不详为憾(此8个字被核稿人勾去)。谢亿仁已改名为谢怀丹,亦在前线日报工作。”此前,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邓文仪就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要来视察《前线日报》。邓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认识谢怀丹,故谢一度辞职避开。

  1942年夏,日寇沿浙赣路西侵,上饶沦陷,战局紧张,战区疲于应变,特务们无暇顾及深入“查照防范”。《前线日报》撤退入闽,报社负责人将赵、谢裁减。于是,他俩带着两个孩子赵建男和赵建光,从江西上饶撤退入闽,经崇安、建阳、建瓯、南平,历尽艰辛,辗转来到福建永安,从此在永安经历了三年多的战斗生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中去。

  赵家欣应永安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到永安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最初他们住在永安北门改进出版社宿舍,后搬到马巷宿舍。在马巷宿舍居住期间,二岁小儿子赵建光因患阿米巴痢疾,缺医少药,不幸夭折。后来马巷宿舍被日机轰炸化为灰烬,最后搬到上桥尾一幢被称为“寄农小筑”的木屋中。

  谢怀丹到永安后,因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历和革命经历不能公开,故先后在《民主报》、《建设导报》社和《民意》杂志社任编辑,并积极为各报刊写宣传抗日的文章。1944年6月,羊枣(杨潮)到永安。8月,羊枣介绍谢怀丹进入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在研究院,谢怀丹得以发挥特长。这时她与李达仁一起,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当年曾在社科所任经济组长的章振乾回忆说:“怀丹同志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作者。王亚南来到研究所创办《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研究人员的著作,按期征稿,出版发行。在他任内,每期头一个交稿的几乎全是谢怀丹。她原是《国际时事研究》的编辑,羊枣是主编,习惯于在家写文章,很少来所办公。一切编辑、油印和校对等等,都落在怀丹和李达仁同志二人身上。怀丹家有丈夫、儿子,没有条件请保姆帮助,一大堆家务事压在她的身上,除了岗位工作,又有社会工作。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经常为永安《建设导报》、《联合周报》写文章。此外,她还担任《民主报》社论的撰写人。尽管她那么忙,但却是勤勤恳恳的工作者。”这时,谢怀丹为《社会科学》写了七篇研究东南亚各国的颇有份量的文章,还为《建设导报》、《民主报》、《联合周报》撰写论文,为《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撰写国际评论。发表了《一九四四年的太平洋战场》(17期)、《一九四四年的欧洲战场》(18期)、《旧金山会议纪要》(39期)等论著。与此同时,谢怀丹收集资料,每期编辑约1800字的《世界大事记》登在该刊12版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编年史料,取舍严谨,编辑独出心栽,极有参考价值。

  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永安大狱”事件,1945年7月12日开始实施大逮捕。这时,谢怀丹和赵家欣处境十分危险,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通知有关人员转移、隐蔽。7月12日,谢怀丹得知“特务在研究院查问李达仁”的消息,她急忙赶到城里通知李达仁。又赶回家收拾书籍,把朋友往来的信件塞进炉子烧掉。当她得知李达仁躲在他的湖南同乡欧化群家时,即与欧化群、赵家欣、叶康参商量,帮助老李化装成回湖南的退伍老兵,逃出永安,但没有成功。

  谢怀丹躲躲闪闪地过了几天深居简出的生活,一天,她又到研究所去。羊枣、李达仁被捕后,《国际时事研究》已人去楼空。上班只有打听消息,跟余志宏、郑书祥交换一些情况。研究院的隔壁就是省政府调查室(一个特务机关)。谢怀丹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我们正谈着话,突然,对面小山上人声嘈杂,我和余志宏走到窗前往外看,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衬衣和睡裤的人正往山下飞奔,后面一群人大声叫喊着追赶。这时,楼上也有两个人拿着手枪下来参加追捕。那逃跑者跑到田里被捉住了,接着被关进对面山头的小房间。这时郑书祥也来到窗口,我们三人都看清那个被抓的逃跑者就是李达仁。”原来李化装成“湖南老兵”在路上被捕,后关在研究院对面小山上的小屋里。他瞅准了一个机会逃跑,可惜没有成功。

  过了一个星期,叶康参在上班的路上也被捕了,谢怀丹家的气氛更为紧张。赵家欣要怀丹到城郊蔡淑惠家里躲一躲。蔡曾是“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员,是谢怀丹的老战友。谢怀丹挨到夜静才回到“寄农小筑”家中。

  当时,王亚南、余志宏、赵家欣、谢怀丹等人,都做好了被敌人逮捕入狱的准备。

  但不到一个月,抗战就胜到了。随后省会即迁回福州。

  赵家欣、谢怀丹于1945年10月离开永安前往福州。谢怀丹仍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解放后,1951年起,谢怀丹连任福建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三十余年。在省妇联工作期间,她不畏艰苦,克己奉公,平易近人,谦虚谨慎,钻研业务,工作勤奋,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为开展福建的妇女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她的高尚的品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当赵家欣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时候,有人劝她与之离婚,她曾撰文说:“在这个时候,许多妻子都与右派丈夫离了婚,我的亲友也多次劝我与他离婚,同时机关中又要我揭发他的问题。当时真把我搞糊涂了。他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他平时表现,热爱新社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他应该受批判吗?我揭发他什么呢?我应该和他离婚吗?为什么?我不能盲目随大流,不能离婚!特别是正当他处在逆境的时候,我不能抛弃他,我应该为他辩护。……别人不理解他可以,党组织一时不理解他也可以,作为他的妻子,二十年共同生活,我不能昧着良心离弃他,那样不仅不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就是这位坚强女性的人生哲学。她有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尚的人格,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感情,善良的心地,开阔的眼界,奉献的精神。

  更加令人痛惜的是,他们的大儿子赵建男又在20岁时因公牺牲。因两度丧子,他们悲痛不已。

  党的三中全会后,经落实政策,组织上认定谢怀丹1946年以后的党龄,并恢复她的行政13级,后再提一级,为行政12级老干部。

  1985年9月,谢怀丹和赵家欣应邀参加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会后,谢怀丹在《燕江寻旧》一文中写道:“参加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会见了阔别四十年的老朋友,昔日翩翩少年,今天都已白发苍苍,握手言欢,悲喜交集。如今王亚南、余志宏、董秋芳、李力行都已逝世,羊枣被虐死在杭州狱中。缅怀先烈,互相勉慰。今天尤应以有限余年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在参加学术讨论会期间,她与赵家欣的联合题词是:

  燕江风雨七度秋,

  南天北国思悠悠,

  山城卌载喜相聚,

  皓首相邀少年游。

  1992年谢怀丹逝世,福建党史月刊、厦门、永安党史通讯和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诗文。为纪念谢怀丹90诞辰,1998年,老作家陈中编著出版了《谢怀丹传》,2008年海风出版社出版了谢怀丹散文选《木棉花又开了》。

  2008年6月写于上海

  2012年5月改于上海

  (原载《炎黄纵横》月刊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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