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谷是抗战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到永安上吉山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读书，1944年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关押在下吉山监狱（非“羊枣事件”被捕）。1985年他应邀参加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1986年他带领当年的音专学生20余人到永安故地重游。我作为当时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曾接待并带领他们到下吉山寻视监狱旧址。此后他再也没来过永安，但至今常有通信。
本想大年初二到杭大新村拜望他，因他在节日期间活动多应酬多，一时不能前往。不料初三晚上，他竟冒着凛冽的寒风，乘坐公交车，踩踏着厚厚的积雪，到宾馆看望我来了，这使我感愧不已。老友相聚，好不亲热。他毫无架子，亲切地同我一家人合影留念。
陈老比我长21岁，虽届耄耋之年，但仍耳聪目明，童颜鹤发，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可谓老当益壮。他随身带着一本《炎黄春秋》杂志，说是刚到的，正在阅读。他说：“现在理论界广开言路，探索治国方略，订阅的两家全国性史论刊物《炎黄春秋》和《百年潮》，很好，对于历史事件、人物，评价客观、公正，并对如何执政，展开自由探索和激烈争论。两家刊物观点各不相同，理论家们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了，这样，我们的国家前程必将远大。”
陈宗谷原名陈功，浙江人，1938年8月在浙江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政治形势变化，被迫于1942年秋转移到福建永安，考入国立福建音专就读。在学校里，许多进步老师和学生，为着抗日救亡这个共同目标，很自然地走到一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
陈宗谷当年才20岁出头，血气方刚，很是活跃。他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但他遵照党在抗战时期白区工作的总方针，积极努力，开展活动。因而在音专学校中成为学生骨干，被同学们尊称为“老大哥”。当时音专的地下党员有16人★（1），但谁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他们都能各自努力，从事抗战活动。
1943年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陈宗谷被推举为学生会研究股长，他以研究股名义，发起成立时事研究组、文艺研究组、民间音乐研究组和歌剧研究组，张贴布告发动同学自由报名。几个组成立后，自然以陈宗谷为核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其中以文艺组和时事组活动最为活跃。
恰在这时，一位1935年在厦门入党，1942年从香港疏散到音专的地下党员教师郑书祥，对这批地下党员学生的进步活动给予了及时有效的指导，学生们深深感受到郑老师带来的活力和激情。陈宗谷曾回忆：“时事组经常请郑书祥等进步教师作时事报告，帮助同学开拓眼界，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很受同学欢迎。文艺组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同学阅读鲁迅著作和其他进步文学作品，讨论文学理论，研究作者的生平、思想等等。这些都很适合青年学生的口味。同学们很爱看书，一些进步的书刊杂志更受欢迎，记得阅读最广泛的有《铁流》、《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鲁迅的作品，以及浙江出版的进步刊物《刀与笔》和桂林、永安等地出版的各类进步刊物。此外还有《新华日报》和《群众》也在秘密传阅。”★②
1944年2月，陈宗谷以文艺组名义发起组织了一次“新春野外聚餐和座谈”，简称“野餐会”，邀请部分同学和郑书祥、缪天瑞、黄飞立等老师一起参加。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草地漫淡“文艺与音乐”的关系。郑书祥、缪天瑞等老师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事后有人谣传说这是音专共产党开大会，因此引起特务的怀疑和监视。
陈宗谷等还联络进步学生出版壁报，开办讲座，纪念五四运动、纪念朝鲜独立、组织义卖、参与组织“白沙献金音乐会”义卖等等活动，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各项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本来这都是正当活动，然而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
正当抗日战争出现一丝曙光的时刻，音专的白色恐怖悄然而至。特务嗅出了音专的浓烈抗日空气，窜入学校进行监视和捜查。这时，已经离校进入永安东坡的省社科所工作的郑书祥获悉音专有十余名学生上了顽固派特务的黑名单。他立即赶到音专，对陈宗谷说：“你是主要的，要特别注意。”★（3）果然，在1944年5月30日，特务公然入校抓走5人。陈宗谷等4同学机智地从后山逃离，但在永安大湖的省立永安师范隐蔽时，又于6月3日被捕。这次全校共8人被捕，即：陈宗谷、许文辛、金希树、周鉴冰、池志立、邢育青、范治、叶翼如。陈宗谷等人先关押在下吉山国民党宪兵连，后关押在永安监狱。不久，5人被学校保释，而陈宗谷、金希树、周鉴冰三人仍被关押。
音专大逮捕后，学生抗日进步活动暂时沉寂，大家不明陈宗谷等三人生死，心中激愤，一天，许文辛同学提出请郑书祥老师写诗作文，以鼓舞士气，郑老师写了如下三首诗：
㈠
“茂林喋血事犹新，避道钱塘走北闽。
欲向琴中寻正气，琴边却遇鬼逡巡。
㈡
“漫说吉山秋色好，词臣杯酒看囚人。
天涯孺子心头曲，唱彻云霄唤日轮。
㈢
“莫嫌草木有飘零，便作灵均叹独醒。
野鸭纷飞冬尽汛，春临应是复葱青。”
池志立曾撰文阐释诗意：“第一首说陈宗谷、金希树二人是浙江的进步学生，‘皖南事变’之后避到闽北的永安，想通过学习音乐，寻找正义和真理，却又碰到一群特务在琴边徘徊窥伺。第二首说陈的被捕，同学们慷慨悲歌，从黑暗唱到光明。第三首是写郑老师当时的心境，同学们被捕，自己不学屈原漂流湘沅，而要在原阵地同大家继续战斗下去。野鸭纷飞，冬天将要过去，春天快来了，黑暗将尽，光明在望。”★（4）陈宗谷后来回忆说：“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郑老师愤慨地写下这三首诗，鼓舞了大家，也反映出他在艰危之时不低头，坚持韧性斗争的高贵品质。……诗的最后仿借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总序上两句诗（‘当野鸭乱飞的时候，春天还会远吗？’），充满乐观地来展望未来，预示胜利。今天重忆这些诗句，怎能不更加怀念、崇敬郑老师呢！”★（5）
1945年2月，陈宗谷、金希树、周鉴冰三人被押送到崇安集中营。上路那天，郑书祥老师暗中前来送行，并通过池志立暗中传给陈宗谷一张纸条，写有《赠三囚徒》的诗：“中国农民烘火笼，让灰烬埋着红炭，这样，久久、久久地，散发着温暖，还有、还有，保存着火种，还有、还有，保存着火种。”。★（6）
陈宗谷等三人又在崇安集中营关了半年多。由于查不到真凭实据，双十协定后，国民党只好将他们三人释放出狱。陈宗谷于1945年10月19日出狱后，立即奔赴新的战场。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陈宗谷不无慷慨地说：“我出狱后，一路找党组织，从福州找到杭州，从杭州找到上海，终于在上海找到了朝鲜义勇队的党组织。因为我原先就在朝鲜义勇队工作过。那里有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后来得知音专同学马一新也在上海，又通过他联系上池志立等四位音专同学，他们也到上海来。1945年12月4日，共12个人（其中4个音专同学）出发到解放区去，经过连云港、徐州、青岛、即墨，12月24日到达胶东解放区的中共胶东区党委所在地青阳。根据我当年的意愿，我进入新四军办的山东大学工作，不久调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以后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就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工作。”
1948年4月，陈宗谷转入华东野战军二十三军，在部队机关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1952年，陈宗谷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到朝鲜，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教室主任、教训处副处长等职，直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时转业到地方，入杭州大学政教系，任教研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等职。陈宗谷年青时在部队是从事政治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转业到杭州大学后，教授的也是政治经济理论，此后与政治经济理论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宗谷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参加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理论探讨会，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不能按照苏联的理论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至今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探索，不愧为一位很有理论素养的政治经济理论专家。
陈宗谷自1984年9月6日给我们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写了第一封信以后，二十多年来，常同我通信联系。来信中常常表露出对郑书祥老师的深厚感情。因为郑书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到不公正批判和撤职处理，后被下放农村劳动，文革中惨遭迫害，1978年8月病逝，临终前不断念叨“政策未落实，党籍未恢复，死不瞑目”，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尚未平反改正。陈宗谷曾为首组织当年的音专学生为郑书祥落实政策积极奔走，郑书祥老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曾于1990年7月以闽委组（90）审字008号文批复，“承认郑书祥同志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这就使郑书祥老师的在天之灵，得到了应有的安慰。
1988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一书，收入了陈宗谷在学术会上的发言整理稿《活跃在音专的地下党员》一文（刊于《专辑》210页）。这篇发言未经他审阅、修改便匆忙刊出了。后来他发现文中有些差错，曾在1988年10月5月给我来信提出纠正。例如“音专三次大逮捕”的说法并不准确；《燕江吼声》第一集、《永安党史资料》第三期刊登的陈炳煌的《三次大逮捕》文章说第一次大逮捕是一九四三年初冬，那次是陈宗谷被捕，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为了向我们提供更丰富、更准确的党史资料，陈宗谷在病中坚韧地撰写了《缅怀敬爱的导师郑书祥同志》一稿，因未及时编入《专辑》中，我只好编入内部油印刊物《永安党史资料》第84期。陈宗谷对待历史著述，就是这样的认真负责，这样的一丝不苟，令我无比敬佩。
1995年，陈宗谷接到我们寄给他的63万字《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以后，他于当年3月22日给我们来信，一方面给以鼓励，另方面指出缺点。他说：“可以看出编者与编审委等同志的辛苦和负责精神，我能读到这部书，应向你们所有参与这份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与敬意。”他对于该书收入他的一篇访问记《回忆在音专的战斗岁月》一文中漏排了一个“没”字，也郑重地指出：“我只想提出一下，第413页第5行‘我看他后面有人跟踪，就把他让进房间’，这里漏掉了一个‘没’字，应该是‘我看他后面没有人跟踪……’少了这个‘没’字，意思就不同了，也不合情理。”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他做事一丝不苟。这种认真负责精神，尤值我们学习。
2007年3月，我曾给陈老写过一信，将我所写的他当年所敬重的另一位老师缪天瑞生平事迹的文稿寄给他，请他审阅和订正。他于4月18日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接读来信，至为高兴。虽时隔多年，但您与永安党史办同志对我们的热情接待、真诚关注的同志情谊，特别是您亲自陪同我们爬山涉草一起去寻访监狱等旧址的情景，是一直铭记在心里的。……以前我在音专时，直接体会缪天瑞老师教学认真，音乐理论造诣深厚，对同学关心爱护，有困难能积极帮助，为人正直，对抗日爱国进步活动同情支持，认为他确是我们好老师，也是一位民主进步的音乐界前辈。看到上述这些文章后，知道了这些过去不知道的重要具体史实，认识就提高了一层，对缪老师更加敬爱了。”
2008年1月18日《浙江大学报》刊登了谢瑞淡的《敬贺宗谷兄九十寿辰》的诗，导语说：“陈宗谷同志，抗战军兴，以弱冠之年，投身革命，栉风沐雨，倾情救亡。曾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文革’，长幽囹圄，劫后余生。悠悠七十年，坚贞不渝，忠心可鉴。现为我校经济学院九秩第一人，爰赋七律二章志贺。”诗如下：
荏苒韶光似转轮，松龄九秩羡君身。
从戎投笔赤诚志，敬业穷经皓首人。
阅尽风云见铁骨，饱经霜雪炼真金。
芜辞难作桑榆颂，祝嘏期颐满座春。
高龄耄耋犹明聪，处世立身赞此翁。
少壮凌云横浪击，暮年伏枥岁寒松。
世情厚薄谙冷暖，况味甘辛任淡浓。
盛世明时莫叹晚，斜阳灿烂映丹枫。
以上这两首七律诗，就是对陈宗谷同志一生的总评价。这次有幸拜见，更增进我对他的崇敬，更加增进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无穷乐趣。我为能结识这样一位老前辈作为挚友而感到无比荣幸。
（2008年3月20日第一稿）
（2011年12月15日第二稿）
（2012年4月20日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