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浓缩了全国民族抗战文化历史的文化名城。据央视《永远的长征•坚忍不拔》、中共党史出版社《图说长征（丛书）序曲卷》等权威资料介绍：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集结，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宣言书，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从此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正式党员，1944年11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邹韬奋同志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为战时省会长达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云集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他们以笔墨作刀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由原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共37万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册，多数已赠送与林老师有联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师的委托，现将其中的书稿及相关书评逐一在网上发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战文化。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295页至298页《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林洪通编著”或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受托网上发布者管其乾欢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参观国家级永安抗战遗址群。】

姚勇来、沈嫄璋政治身份之谜
林洪通

笔者曾于1990年撰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该文发表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文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夫妻（均为莆田人，一说仙游人）也划入“中共党员”之列，这是不对的，应当予以纠正。
姚勇来、沈嫄璋夫妻俩来到战时省会永安后，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曾作出过可贵贡献。姚勇来曾担任过由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进步报纸《老百姓》报的编辑，后又担任过改进出版社的六大期刊之一《战时民众》主编，又任过《联合周报》编辑，常以“姚隼”为笔名在《现代文艺》、《联合周报》等报刊发表进步文章和文艺作品。沈嫄璋也曾任过《老百姓》报编辑，也在《改进》、《战时民众》、《现代青年》等刊物发表进步文章。同时，姚勇来、沈嫄璋都是抗战话剧运动的活跃分子，常是姚勇来当导演，沈嫄璋饰主角。抗敌剧社常在永安文庙大殿前和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麒麟寨》等救亡话剧，受到各界好评。姚勇来、沈嫄璋都因“羊枣事件”牵连，于1945年7月16日被捕。
抗战后期，姚勇来、沈嫄璋二人都在《中央日报》（福建版）任记者。姚勇来同时任《中央日报》（福建版）副刊编辑。并主编该报《星期文艺版》。而该报总编辑蒋海溶，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永安区区长。
基于姚勇来、沈嫄璋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进步表现，有人就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然而，就在笔者1990年5月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发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后不久，当年曾经担任过中统永安区副区长的黄缘炘，在1990年9月24日给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写了一信，信中说：
“关于我的认罪材料《羊枣同志当年遭受逮捕的经过》文中（指由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羊枣事件》一书第一版收入的该文─-笔者注）所写‘有些和中统特务组织有关的人也被捕了’，指的是姚勇来被捕。姚勇来当时是福建中央日报记者，和当时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是同事。蒋海溶自1943年起在福建中央日报社工作，先任总编辑，后任总经理，一直至抗战胜利离开永安。蒋在1945年初起，暗中兼中统永安区区长。我就是在他担任区长组织骨干时，才暗中兼任副区长兼组织股长的。他在‘羊枣事件’发生前，曾经告诉过我，姚勇来是共产党内的暗线。我们当时称这样的人为“特情人”。他是和蒋单线联系的，有否办理什么手续不知。不过我没有听到姚勇来有供给过有关共产党什么情报（假使姚有供蒋什么有价值情报，我相信蒋一定会告诉我的）。后当蒋海溶知道姚勇来被军统逮捕时，蒋心中很有气的对我说：‘姚也被他们抓去了！’关于姚勇来是特情人情况，在解放初期我的认罪材料中，曾经提过。”
由此，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姚勇来、沈嫄璋是在“羊枣事件”发生以前加入了中统永安区的特务组织的。1945年年初，姚勇来就同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开始单线联系，“羊枣事件”发生，姚、沈于7月16日被军统特务逮捕，应当说是国民党内部两股特务组织间的一场误会。因为“羊枣事件”是由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军统特务组织一手策划，永安的中统特务组织处于被动应付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姚勇来和沈嫄璋被捕不到三个月即被释放。姚勇来是以汉奸嫌疑，被押解到铅山“第四联络站”，不久后，转送到法院释放的；沈嫄璋是在永安以“保外分娩”名义释放的。如果他们早先参加过共产党组织，那么，到1945年初，他们也已背叛了中共。所以，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中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一文中将姚勇来、沈嫄璋划入“中共党员”之列是不对的，应予以纠正。
根据姚勇来在狱中的情绪和表现，曾经引起当时被关押在一起的李品珍的怀疑。李怀疑姚是作为“苦肉计”而入狱暗中监视他人的特务。而李出狱以后，又曾在福州、上海二次巧遇姚，更使李生疑，以为自己走到哪里，姚跟到哪里。此疑团至今未解。故笔者曾在2006年7月25日写信给李品珍，询问他在永安狱中曾怀疑姚勇来的情况。李品珍老人于2006年8月2日回信说：
“关于姚勇来夫妇事，我知之不多。他们当时在中央日报工作，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轻易相信的。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下午，我被捕了，一到监房，即看到姚勇来，他说他也被捕了，但若无其事，我即提高了警惕，认为：可能是特务安排的圈套。后来他被解到上饶，不久，放回永安，说是汉奸嫌疑。后来我到福州，他也到福州；我到上海，他也到上海。我在上海摆脱了他。经过只是如此，其他说不上。他们后去台湾，情况我不知道。这类问题，恐怕只宜向公安机关了解。”这时李老虽已96岁，但记忆十分清晰。
1946年秋，姚勇来、沈嫄璋前往台湾。姚勇来任台湾的一家大报《新生报》编辑，沈嫄璋任该报记者。他们在台湾成为大红人。特别是沈嫄璋，被称为“叱咤风云的名记者”、“资深记者”、“大牌记者”，尤以采访蒋夫人宋美龄和妇联会新闻出名。新闻界人士均称她为“沈大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国民党台湾中统特务组织“调查局”在局长沈之岳的掌控下，对原在永安《中央日报》》（福建版）工作过的人员和在福建新闻界文艺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人员，怀疑他们与羊枣有联系，认作“共产党分子”。故将台湾调查局一处处长蒋海溶、副处长李世杰和姚勇来、路世坤、沈嫄璋等打为“匪谍”下狱。他们关在台湾警总军法看守所，称为“城固专案”，对他们施以残酷的逼供。沈嫄璋被捕后，台湾调查局勒迫她自诬并供他人。她在狱中不堪蒙受百般凌辱，说有很多事情，我实在没有做，我只好以死来表明心迹。她终因熬不过酷刑而给三个女儿写下绝笔信，说我离开你们西去是不得已的。后上吊自杀。死时刚满50岁。据说死时连衣服都没有穿。而姚勇来则被判12年徒刑（在此之前姚勇来的胞妹和在空军服役的妹夫，也双双因案被枪决）。姚出狱后颠沛流离，只得在顶好市场后巷的香江大厦当管理员，并兼卖香烟赚些小钱糊口，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风去世。
　　2011年8月初稿
　　2012年6月修改

参考资料：
①《新闻界的悲情女特务》。
②《调查局黑牢345天》（李敖出版社1990年）。
③《羊枣事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