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餐后，大伙照例聚在一起山南海北地神侃。我见舒婷一人呆在屋里，想起近来第三代诗人群体中有人继提出“反文化、反传统、反人……”之后，又提出“打倒舒婷”的口号。我便问她作何理解。舒婷笑笑说，赖微你怎么也会提这么幼稚的问题?我说，不，舒婷，虽然我从来对什么“代”很不以为然，但我是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思考的，请你谈谈看法。舒婷收起笑容，认真地说，如果真有个第三代，如果我自己也认可我是什么第二代，那么第三代“打倒”不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存在不是显得很没有意义吗?对我自己而言，作为现在的舒婷，不想“打倒”原来的舒婷，舒婷写诗又有什么价值?
说得真好!当然，我理解这“打倒”是超越的同义语。 舒婷当年成名前曾与下放在永安的蔡其矫和在沙县的刘登翰、范方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们以对历史、人生、社会的深入理解，以诗为歌，互为酬唱，并共同耕耘了三明当时唯一的一份公开发行的诗刊《希望》，并以他们的文学活动影响和带动了三明、永安、沙县一批热心的文学青年。应该可以说，舒婷是从《希望》脱颖而出走向全国的，因此对三明、对永安自然多了一份特别的感情，她曾多次到三明、永安等地讲学、采风，并留下许多动人诗篇，对我们这些后学者她也尽可能地多尽一份关怀。
1993年夏天，我参加福建省文学院第10期文学讲习班学习。在省文联的食堂里邂逅了正在排队买饭的舒婷，互致问候后，她邀我有空去她那儿坐坐，并说蔡老(蔡其矫)这几天也在福州。我当晚就去了舒婷在省文联的寓所。当时尚未实行房改，她的寓所实际上就是两室一厅的宿舍，整个居室简朴、整洁、宁静。我们在客厅里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边坐下，她为我沏上茶、削好水果。先是互相问了问各自的创作情况，然后问了我在文学院学习的收获，接着问我去拜访了蔡老没有。我说不曾。她于是告诉我蔡老跟她同住一个单元楼，下她两层，嘱我有空去见见蔡老。
话题自然转到蔡老身上。她说，蔡老每年会回榕住上一小阵。读书，写作。也在食堂买饭，有时也上菜市买些对味的菜，自己烧点可口的味道。蔡老也爱买鲜花，舒婷接着说，我们两人谁买到好的鲜花都会互相赠几枝。我这才悟出刚进屋时满屋的清香，这才注意到客厅、书房到处插着鲜花，这才为自己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不好意思。舒婷笑笑说，没有关系，好像写诗的男人都普遍抽烟。范方的烟还抽得很大吗?香港诗人巴桐为范方写的那首《那人》中有两句：“可以用空心菜营养天空的那人/烟酒是戒不掉的”大概写出点味道吧!于是我们又都笑起来。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了范方诗歌的创作艺术及三明诗歌群体的创作态势上来……整个谈话轻松、愉悦、平等而有意义。
1994年的一个夏夜，大概是十点来钟吧，窗外下着雨。我家的电话铃响了，电话那端是连城的一个文友吴尔芬的声音，他说舒婷从连城过来，刚到永安，一会就要从这里上火车回厦门了，舒婷说想见见你。其时，我因脚踝骨骨折尚未完全痊愈，行走不太便利，便让吴尔芬代我向舒婷问好。后来想起，甚是渐愧。舒婷风尘仆仆从连城驱车百余里，刚落榻宾馆，就想到永安还有一个名叫赖微的诗友，而我竟不近人情地叫人向可能就在话机旁的舒婷代致问候……
这之后就没和舒婷再谋面了。不爱写信了，不爱打电话，这么多年来就只是在心里存着对舒婷的这份尊敬与怀念。我知道，在我从事文学活动之初，她与范方等人对我的关心，是出于一个诗歌先行者对一个后学者的关心，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诗歌赋予使命后的一种必然，就像当年蔡其矫先生对她所给予的关心帮助一样。当年蔡其矫、范方、刘登翰等诗歌先行者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那种真诚相与、孜孜探索、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人文精神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并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明诗群十多年来赖以维系与发展并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我想舒婷在这一点上与构建了三明这块土地可贵的人文精神并付诸实际的人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