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明清契约文书

　　日前，购得永安本地清、民契约文书50余份，其中半数以上为白契，红契仅2份（清嘉庆、民国各一份），另外有几张品弱版串执照。总数以均价每张5元计算，经讨价、协商，扣除破旧等因素，按照50份，每张4元，合计200元成交。

　　民间明清及民国契约文书，目前市价极低，多数地区官方机构和藏家对此认识不足，以至长期都在低价徘徊。福建是明清契约文书社会蕴藏量较多的大省，也是最早研究契约文化的发源地。如今，安徽、云贵等省市的契约文化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并具有重大影响。福建的契约文化研究，是以傅衣凌先生于战时在永安发现的明清契约而形成发端，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建国初期福州、厦门等地大学受此影响，在一定的范围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发展相当规模后现总体渐趋弱势。闽籍厦大教授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大量以永安契约文书作为范例，他著述的影响是继傅衣凌先生之后，在全国明清契约文化研究中形成的又一个高峰。

　　福建的明清契约文化研究，始终处于全国最高端水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始终处在一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境地。福建籍专家的研究专论，未能在本地形成硕果，反在他乡成为研究、发展的利器。徽州契约文书、贵州锦屏文书等，已经在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强势协力下，产生举世瞩目的影响！

　　福建明清契约文书，具有台海及闽侨、少数民族、客家等多项优势，在地域、民族特色上极具研究价值。做好地方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工作，是政府文史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遗憾的是多数这些部门还在懵懂不觉，无所作为。福建的一些先知先觉的收藏者，有些已经开始收藏民间契约，但是他们对地方契约的完整性、地域性缺乏专业的认识，多数人重“红”轻“白”，横挑竖选，这种切豆腐性质的专题“收藏”，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已经破坏了文献资料的整体研究价值。

　　个体单枪匹马的收藏，拯救不了浩如烟海的地方明清契约文书，它的命运需要一个负责并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大力支持，需要专家学者和全体民众的通力协作，需要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资金基础。这是一项文化、历史的拯救工程，这是一项细致、长远的谋划，我们要每天都在行动，不要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对每一件历史故纸，都纳入这一研究体系。

　　永安及福建各地都在大搞新农村建设，一些千百年的老宅轰然倒下，藏掖在楼阁夹墙的明清契约文书，纷纷杂乱显现。许多都随意丢弃，被拾荒者当成破烂。永安小陶就曾经出现数千张明清契约，被无知者每100张卷成一捆，廉价倒卖。傅衣凌先生当年为避日机轰炸，在永安郊外黄历村的土堡内，发现一小匣明清契约文书，数量也仅300余份，就是这些有限的契约文书，成为他初期的研究核心，据此材料写成《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清代永安赔田约的研究》等论文，并出版专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永安不经意间，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

　　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如今已经引发它的外延。这种契约文化的扩展研究，已经涵盖了民国、建国初期的契约文化，许多契约文化研究者，在研究明清契约文化时，都已经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明清契约文化在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变化，这使得明清契约文化研究注入新的动态内涵，这种契约历史变化演变，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重视。

　　在收集和整理永安契约文书中，曾依据清代版串执照，考证出邹韬奋的祖父邹舒宇，确实曾在永安担任过近三年的知县，使长期悬而未决，有关邹韬奋出生地的问题得以最终敲定。永安本地契约也不时反映出红军活动的情况，如一份民国土地补契中，填写的原因是“赤匪毁契”。当年红军在永安小陶、洪田、安砂等地活动，搜缴并烧毁土豪劣绅的地契，是最得人心和轰动的一件事情。抗战时期，永安做为福建临时省会，房屋、土地的买卖呈现出一个历史高发阶段，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战时契约文书，反映各阶层群体民生的情态，这些都是见证永安重要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献。

　　保护历史文化，是政府和专家学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有良知人的责任。明清契约文书，由于长期未被重视，它的生存保护条件极其恶劣！虫蛀鼠咬、霉腐朽烂；无人重视、人为破坏，如永安小陶有个收旧物的小贩，为了多卖几个钱将几百份白契，都盖上自己刻的清代“地瓜印”，连民国白契也加盖不误，真让人哭笑不得！大量的永安民间契约文书，已经形成了一次溃坝性的外流，要堵截、拯救需要争分夺秒、不失时机！明清契约文书的抢救性工程，明清契约文书的历史责任，已经义不容辞、迫在眉睫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还是一再放任这种毁弃历史、毁弃文明的状况存在，这将是一个城市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