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市抗战档案飘零异乡

　　福建武夷山市，原为崇安县，它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的地方。境内风景秀丽，人文荟萃，为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然而，一批该市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从档案部门借出后，未予归还而流入社会，长期飘零异乡。看到这些珍贵的原始档案，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不免惺惺相惜为之感叹。
　　该档案卷宗是在文革时期形成，为崇安县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简称“三零办”)从档案部门调借后整理。“三零办”，这是一个当时权利极大、令人生畏的临时机构，可以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随意从全县的档案部门及所属单位调取原始档案，并建立了所谓“敌伪档案卷宗”，档案整理时间，为1970年1月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结束后，可能因形势变化或人员的变动等原因，所借出并重新建档的档案原件没有归还，后来竟沦落到与旧报刊一道进入了某废品收购站。这种很糟糕的原因和结果，现在大可归咎于当时的档案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不够严密、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等等。好在这个世上，还有地方文献收藏者的最后守望，这批历经劫难的档案才被检拾出来，幸免遭遇入池化浆的厄运。
　　白驹过隙、时过境迁，感叹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原本应该呆在条件不错的崇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市档案馆的库房内，谁知它们为一次错误的原因所致，却在全省民间各地飘零，如今有的已经被文物商贩拆零倒卖，有的因缺乏应有的保管在损毁破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侯，不免有一种莫名的心痛，只好尽力补救。对于崇安县的历史我并不陌生，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这块美丽的热土上，曾经演绎了多少慷慨激昂。民国27年（1938年)2月，中共闽赣省委改为闽浙赣特委，不久特委机关迁至崇安长涧源村，该地一度成为领导全省革命的核心地区之一。档案中有几份崇安县政府的“匪情”报告书，所指既是我游击队在葛仙的活动情况，报告称：当时共有9人操福建口音各携短枪，拦截了崇安驶往江西铅山载运土布的军车，为此崇安县政府密函代电，向梅列保安处黄处长和浦城钱指挥官报告。崇安县的县长吴石仙，先前曾担任永安县县长，境内留有他题写的“胡文虎先生捐建贡川小学记”石碑。据考证闻名天下的武夷山岩茶“大红袍”，前名曰“奇丹”，“大红袍”之名为此君创题。
　　档案是地方历史的依据，也是传统文化的所在。笔者虽为一介草民，但因长期收集居住地永安市的历史文化资料，参加过编写《永安市志》的工作，已然深知这批抗战历史文献于福建、于武夷山市的重要性。因此，忙不迭地越俎代庖，通过电脑网络查找相关档案馆的电话并与之取得联系，几番周折表明此事后，祈望能够得到重视并及时抢救。孰料两次长途电话，先后一女一男接听，结果均是黄鹤一去不见复还、石沉大海了无音息。
　　民间俗言道：“自己的祖宗自己拜，自己的孩子自己爱。”孩提时光，曾经阅读猎人海力布的故事，诚信的人说了事情的真相，却也没有人肯相信，他非得要把自己变成石头以后，才能够证实所言非谬。我不是猎人海力布，我也不会把自己变成石头。我深知并相信这批资料的珍贵性，它不仅於福建，更於武夷山市。因此，在资金条件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只得先行抢救性地买下这批档案资料。计有：全宗号38 目录号7卷号348《敌伪政治档案案卷》、内容为募集全国教师号飞机捐卷（1941年7月）；全宗号38 目录号7卷号494《敌伪政治档案案卷》，内容为乡镇办事处慨况（1941年），单位均是福建省崇安县革命委员会，整理时间为1970年1月，全部所涉及的档案材料，约有百十余件。
　　面对冷漠、面对无助，我只好抱回别人家的孩子自己养，免得其再浪迹天涯饱受凄苦，这也算是有缘献出一份爱心和责任吧。其实，本人由于长期收集福建抗战资料，永安作为抗战时期的福建临时省会，崇安的这些东西完全可以纳入这一收藏体系。真是“崇安不幸藏家幸”，但是这种“幸运”，绝对不是我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