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题记：
　　谨以此文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首先发布八十周年。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该论点在全国公开发表已近三年，它对长征原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国务院中国台湾网，以及福建省委党校海西党建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及《党史周刊》、《档案天地》、《三明党史月刊》等期刊，均已相继刊载。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伟大的壮举。对此，本文将以新观点、新思路、新突破，进行科学细致的重点研究考证，对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等论述，再次提出权威的、具有纲领性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态度，进行分析、研究长征的历史，既要认真把握总体脉络，又不放过局部细节，为了准确科学地反映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现将结合前发二论，以更丰富、更深刻、更具体的史实核心价值观，对该命题进行最后的结论性阐述。
　　为此，我们在中共党史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研究领域，首先提出：
　　一、“三人团”（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分水岭。“三人团”，作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特有领导模式，体现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这种模式在长征结束以后，在中共党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的战略中心，已经开始由反“围剿”向战略转移（长征）方面转移。
　　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三人团”领导下，所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行动，已经宣告正式启动；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正规的武装抗日部队，是中共中央“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派出的“北上抗日第一军”；同时，它也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开始。
　　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这种根本的、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行军路线、是否最后到达目的地等表象，来对它进行判定。如果据此来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和完整。
　　四、《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宣言书，同时在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地的率先发布：它首次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思想方针及主张，它把从国内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变成对民族敌人的进攻。一天之内四部宣言书同时发布，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是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挥师“北上抗日”的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的武器库；它是毛泽东同志“长征是宣言书”最好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我党始终坚持推行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早在1932年4月15日，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同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在永安苏区石峰村首发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完全秉承、光大了这一战略思想，它首次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宣言还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掩护策应下，从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结地出发，它标志着我党、我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已经开始正式付诸行动。我们从北上抗日先遣队所表现的政治主张以及军事规模上来看，它的出动在实践上已经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之间关系最早的体现，因此，它具有“前奏”、“序幕”、“引子”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北上抗日”，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明确的政治、军事方针政策，有着无比崇高的历史使命。此后，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时，也是坚决遵循了“北上抗日”这一既定主张，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调整并强化这一决策，从而对中国革命战争力量后来得以迅猛壮大，起了一锤定乾坤的转折作用。永安石峰村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它具有伟大的革命历史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三人团”是第五次反“围剿”与战略转移（长征）的分水岭 

　　1934年4月底，广昌、筠门岭等战略要地失守以后，国民党军进而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逼近，中央苏区的整体形势日趋恶化，苏区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已经变得不可能。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决定红军主力将撤离中央苏区。同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同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问题，会后将中共中央计划突围决定的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请示批准。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复电，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决策，在实施战略转移之前，要求积极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6月25日，共产国际最终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筹划工作。当时，“三人团”虽然属于临时性的权力组织机构，但是在实际上已经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等，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因此亦称为“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以后，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这一时间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任何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多数成员也被排斥在外，有关党、政、军及一切内外事务，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三人团”作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领导核心集团，掌管着中央苏区和红军所有的最高权力，它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以上具体分工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具体“管事成员”。
　　此前，博古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现据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金一南教授的研究，李德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其身份受到质疑，是个“假顾问”。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文回复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利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据当时担任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利，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共产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但他最后不仅有了指示权、决策权。他之所有以成为中共中央的“太上皇”，完全是不懂军事指挥的博古违背组织原则的私相授受。由于李德这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假身份，以及在他不切实际的亲自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历经了广昌等几个战役后，中央苏区范围缩小，部队伤亡惨重，几乎拼光了红军主力，李德盲目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博古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共中央的请示及共产国际的回电，随着“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李德这种“假顾问”的身份，应该还是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两方面的权威确认。
　　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长征）的一切重大问题，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据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在《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的文章中称：红七军团北上，是实行新策略的一部分和开端。他还认为“新策略”的第一次实际运用，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第二次实际应用，就是红六军团西征；第三次实际的运动，就是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长征）。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完全清楚地了解“三人团”的战略转移（长征）意图，他将这三次行动称为“新策略”，视为一个前后相关的整体部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看到并重点强调：由红七军团改编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三人团” 进行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时，根据毛泽东早先提出的主张，精心部署的第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的核心领导班子，完全依据、并复制“三人团”的模式，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三人，组成部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此后，如红六军团及其它出征的红军部队，亦多以此模式建立领导班子。　　
　　“三人团”，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有着非常特殊的重要的意义，它有原“三人团”和新“三人团”的区别，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会上决定取消“三人团”中，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自发地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3月17日，红军长征途经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等，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并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新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是领导核心人物。“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这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
　　因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结地的出发，是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面临着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前奏及序曲，它在政治思想和军事行动上，和共产国际及“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人团”作为战略转移（长征）期间的特有的领导模式，体现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这种组织模式在长征结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党史研究中有关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长征）时间段划分的问题上，这是一个长期界定不清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认真研究“三人团”的历史性质，就能够透过事物复杂纷繁的表象，找出其发展的本质脉络，使这一扑朔迷离并争论不休的问题，变得条理清晰、泾渭分明。“三人团”（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分水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苏区小陶石峰村集结地，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出发，是自“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从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武装抗日部队，使红军对日直接作战的意图付诸实施，因此是威震华夏、名副其实的“北上抗日第一军”。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虽然“三人团”所进行的战略转移，在主体上时间较为匆忙、准备不足，但是，在战略转移整体上所表现的政治、军事等方面中心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至于，红军到那里？走多久、走多远，虽然一时心中无数，但“北上抗日”的既定目标，“抗日救国”坚定信念，却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以及不久后的红六军团的西征，即明确地宣告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已经分步骤开始实施。
　　根据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毛泽东同志《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一文载：“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红军政治部《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1934年8月4日）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934年10月10日），宣言称：“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此后，1934年11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进行的战略转移中对外亦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小陶集结地出发，是“三人团”在实施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计划中精心部署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它揭开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序幕。所有这些，均充分地从政治思想和军事体制上表现了当时中共中央以博古、李德为中心代表的“三人团”，为实施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的中心思想体系及战略意图的整体性。《毛泽东》一书的作者美•斯图尔特•施拉，亦认为：“1934年夏初，已经基本作出了从江西撤退的决定。新政策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1934年7月15日发表的声明，这份由毛和朱德签署的文件称已派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击侵略者”。

　　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村集结地出发，它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成建制正规的武装抗日部队，是“北上抗日第一军”；同时，它也是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开始。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地，长期以来都是以红都瑞金为准。这种论点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大家似乎都未对此提出异议。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所产生的党史界和史学界的集体研究无意识，是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深刻地反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中共党史专家金一南将军曾感叹：“仅仅为了弄清他（李德）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时间”。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此类事情甚多，我们应该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竭力排除原先在左的干扰之下，形成的疑云密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找出事物的客观本质，还原历史的本来真实的面目，在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共产党的认真精神。
　　永安小陶石峰村，原属闽西龙岩宁洋县苏区，它地理位置险峻独特，山高林密、形成天然屏障，它与清流县的梦溪乡（罗坊）可经安砂、半村古道毗联，为永安、清流、连城三县区域连接的中心地带，是连接闽赣中央苏区重要的战略通道。
　　在《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先锋队的报告大纲》（1934年8月31日）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于七月十五日出发，经过永安、大田、尤溪、水口、白沙、福州、连江、罗源，追近日本强盗要求国民党割让的三都澳，沿途群众积极热烈的拥护。欢迎、慰问，要求加入队伍。”该文件中的“七月十五日”，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合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签署时间。同日发布的还有《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三部宣言书。
　　我们在党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发现大量相关的表述，均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地点定格在福建，如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曾寻乐关于七军团对打击敌左右纵队之意见致朱德电》（1934年9月19日）称：“我们自闽北出发”。在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可详细地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驻扎地出发至北上行动集结地永安的真实情况。该报告称：“当我们接到任务后，按照中央指示对行动是严格保守秘密的；任务是以后在行动中逐渐提出的。比如我们从瑞金出发时，在部队中只提出继续东线的胜利，更多消灭敌人。在苏区几天的时间是带着休息性的。后来到了边区，军委会电令我们配合二十二师，打击在连城向我们进攻的敌人李纵队，结果没有打到，第二天便继续出发，向东行动。为了要迅速渡过闽江，这时采取了急行军办法。在小陶碰到九军团，他们奉命掩护我们渡江的，并接受我们在渡闽江前所征集的资材和伤病员”。
　　乐少华的报告，为我们提供、并还原了重要的历史细节，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在行动中逐步提出的”，是按照“三人团”预先制定的行动计划，逐步展开实施的。“在苏区的几天时间是带着休息性的”，对于一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行动，如果一出发就“带着休息性”，显然不符合军事常识和逻辑，更不符合红军优良的光荣传统。部队从瑞金出发后，经过长汀、连城时，所属番号仍旧为红七军团，只有进入永安小陶石峰，宣言书发布以后，方可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当日，部队领导干部学习宣言书，受到很大的鼓舞，并迅速将宣言书内容向红军各级指战员作了解释和贯彻，并在村镇街头广为张贴，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作为预先策定掩护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九军团，奉命进入永安集结地当天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涂通今在《回忆红九军团护送抗日先遣队的“东线行动”》中写道：“1934年7月，党中央决定派寻淮洲、粟裕等同志率领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师经福建北上抗日。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央命令我红九军团专程由江西东进到闽中北地区，护送抗日先遣队。”涂通今对红七军团由驻扎地，向集结地集中的表述相当的精确到位，即“由瑞金出师经福建北上抗日”，所谓“经”者，就是“通过”的意思。
　　永安小陶石峰村，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在中央两个训令等文件中均得到明确体现。七月上旬，红七军团寻淮洲军团长、乐少华政委、粟裕参谋长骑马飞驰，来到位于广昌南新安镇的红九军团驻地，同罗炳辉、蔡树藩及其他领导一起，共同研究部队的战斗行动计划。由此可见，红七、九两大军团首要领导，为了执行此项任务是经过缜密的研究和部署。中共中央事先印发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书，也是根据任务执行的情况，充分机动预留了发布时间。红七军团从瑞金驻地出发，进入行动集结地小陶石峰，它在和红九军团会师以后，即宣言书发布日，方可对外公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部队番号。集结地、宣言书、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这些都是构成执行这项战斗任务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要素。综合以上的情况，我们正确、合理、科学的解释就是：福建永安小陶集结地，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这项重要战斗任务的出发地。
　　通过认真研究，我们还清晰地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是严格保密并逐步实施的。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公开发布，是行动最具有权威性、标志性的里程碑。在红军七、九两大军团万余名红军的会师地——石峰，小小的村落留下了大量红军有关北上抗日的标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今日长征路途集》载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石峰时住过的民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石峰时书写的宣传标语等图文照片。石峰村还有保存修缮完好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旧址、红九团指挥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红军烈士墓旧址，以及红军开挖的战壕等革命遗址遗迹。
　　从以上革命历史文献资料表明：1934年7月15日，随着在永安小陶石峰集结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公开发布，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任务正式付诸实施，同时也科学地印证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这项任务的集结地、出发地，就是福建永安小陶石峰这一铁的历史事实。
　　2012年4月29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的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亲自实地考察调研后欣然提笔写下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的党史专家林强教授，在给石峰村两委的信中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石峰村先辈和广大群众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名副其实的‘北上抗日宣言公开发布地’（俗称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也是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会师地之一。这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石峰村现在还保存大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书写的标语，以及红军部队开挖的战壕等革命遗址遗迹。

　　三、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果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和完整。
　　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之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毛泽东于1935年初到陕北后，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张闻天于同年12月1日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中，称红军战略转移为“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他对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作了如下阐述：“这个宣言（指抗日救国宣言）在全中国人民前面，更充分的表示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一九三四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国民族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彼森，在回答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时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朱德还说：“长征损失非常严重，可能高达30万”。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最初，战略转移（长征）开始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湘西根据地。但是，随着蒋介石布置重兵封锁了去湘西的道路。在这危急历史关头，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准备到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可是，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纠集150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黔北地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党中央又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第二次改变战略转移方向，决定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新根据地。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指挥川军12个旅沿长江布防。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灵活用兵，又三渡赤水，跳出了敌人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创造了红军渡江北上的良好时机。此时，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第三次改变行动方向，放弃了在云贵川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但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苏区，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第四次改变行动方向，决定北上陕甘，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并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依然存在，党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寻求最终落脚点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战略部署的过程。
　　正是基于以上实际的复杂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路线、方向、未到达目的地等一些客观条件因素，来判定它是否与战略转移（长征）有关，叶心瑜等党史专家认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已是长征的开始”。甚至有人还提出：“它出发的名称就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这说明是它是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的先遣队。此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时，以及红二十五军由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均称为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两者之间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它们都算是长征的队伍，为什么第一支出发的先遣队反而不算？
　　红军战略转移（长征）期间，总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这反映了我们党洞察时局、把握大势、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也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党中央逐渐排除了共产国际及党内左的影响，拨正了历史的航向，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的大旗，全面进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正确处理长征与抗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把红军的战略退却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红军沿途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早出发的队伍，我们从部队的番号和一系列宣言书中，均已明确地表明它是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时，最早出发的第一支、重要的先头部队，它虽然是从福建永安苏区小陶集结地出发，但它与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的部署，具有高度的整体和一致性，这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致性，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以路线、方向、是否最终到达目的地等客观因素，来否定它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之间的内在关系。现在，许多新近出版的长征史，多有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称为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长征）时的序幕、前奏、引子等，中央党史研究部门亦已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出征路线，永安、大田等地列入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总之，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它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果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完整。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的关系，是党史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权威部门出版的长征史已经完全肯定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的历史地位。但是，仅此还是不够准确、明晰，我们知道，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转移（长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它本来就是和战略转移（长征）之间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红军参加长征5支部队中的重要一支”。在《红军长征》一书中称：“大事记是以时间为顺序，记录长征中发生的重大事件”，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的一系列重大战事和红十军会合整编及谭家桥失利等事件，均列其中。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一致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行军路线、方向及是否最后到达目的地，来判断它的与否。“北上抗日”，这种政治、军事上高度一致性，已经超越了事物的表象。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它就是中央苏区战略转移（长征）的开始。

　　四、《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部宣言书，在永安石峰村集结地的率先发布：首次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思想方针及主张，它把从国内阶级革命战场上的退却，变成对民族敌人的进攻。它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有关抗日救国理论的武器库

　　美国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若，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败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他还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战士，93岁的袁林说：“北上抗日，一直是我们长征路上的精神支柱。”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实施战略转移（长征）时从中央苏区福建永安，派出的第一支武装抗日先遣部队。它比中央主力红军的出发时间，提前了三个多月。1934年7月15日，在永安石峰发表的《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长征）的前奏，它吹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角，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高举北上抗日的神圣旗帜，将战略转移（长征）与北上抗日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赢得战略主动权的一次重大胜利。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宣言书，确立了福建永安重要的历史地位，
　　当日，同时发表的宣言书还有，《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该宣言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部队番号，该宣言称：“我们主张：全中国民众的总动员，武装全中国民众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收复中国的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驱逐出中国去，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一切反日民众，应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加入我们的队伍，帮助我们去共同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从永安石峰集结地出发开始，沿途一路散发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告农民书》（1934年7月）、《中国能不能抗日》（1934年7月）、《联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到北方打日本去！》（1934年7月27日）、《掩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1934年8月10日）、《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1934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1934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1934年11月25日）等，这批宣言、文告等，是中共中央“三人团”通过精心准备，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特地加班赶印的宣传材料，共有160万份，专供先遣队沿途宣传和散发。这批宣言书和文件资料，共分装380余担，加上部队后勤物资和炊事用具等，总共500余担，约占部队全员的百分之十。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任务重，刚补充的新兵多，部队武器装备不足，超负荷的长途行军，沉重的担子需要多人轮换，加之天气闷热，这种状况不能不让该部参谋长粟裕等领导人感到担忧。
　　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参加过著名的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艰苦转战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年仅22岁，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齐名，号称“苏区双雄”。被誉为“神猴子”。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上半阕。毛泽东在这首大气磅礴的战歌中点到的人物张辉瓒，时任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是“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以张辉瓒的被捉为标志，,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宣告失败。毛泽东诗词“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寻淮洲率领的红军战士将其活捉来的。1934年７月，红７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并亲自带一个排争夺乌泥关制高点，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寻淮洲在弥留之际，口中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他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双百”人物之一。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是对长征意义最有代表性和最权威的论述，这对于从福建永安苏区小陶石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来说，也是绝对的吻合。所谓“长征”就是指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即撤离原来的根据地，远征到别的地方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求得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并实现北上抗日。从一开始就没有路线、方向之别，它只有战略意图的一致，这就是——北上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携带的160万份有关抗日宣传的文件宣传资料，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长征）中，强烈表现抗日政治、军事思想理论重要的武器库，随着这些宣言书的发布，宣传资料的公开散发，先遣队高唱着崔音波作曲的《红军抗日歌》，它奏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角，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我国部分党史专家认为：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派出的背景和战略目的来看，它的战略意图，既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事实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派出，不论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来理解长征的涵义，都可以说它揭开了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就是长征的开始。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精神，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由粟裕参谋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而出的余部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它成功地在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创建了浙南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创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是在整个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过程中少有的局部反攻，因而在政治上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这支继承并深深烙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光荣印记的部队，最终在粟裕的率领下奔赴抗日最前线，汇入全民族抗日洪流，成为抗日铁军。如今在红军挺进师纪念碑前，建设了北上抗日出征门，原国家军委副主席张震亲笔题写了“红军北上抗日出征门”匾额。这对1934年7月15日，从福建永安苏区为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是一种最好的告慰。
　　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长征）途中，由于每天都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前所未有的困难危阻，生死存亡悬于一线。因此，中共中央有关北上抗日的系统言论较少，即便是一些党的重要会议，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也只是在讨论、解决党内眼前实际的重大问题。但是，只要战略局势稍加稳定，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于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志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面前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重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以上所有这些正确主张，均可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找到它发端的脉络源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融为一体。中共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散发的有关抗日宣言，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长征）中，有关北上抗日思想重要的体现，是中共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重要的政治、军事理论思想的武器库。
　　《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一书，在编写说明中这样写道：“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求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及各个侧面，所选文章，按照长征的总情况；红七、红六军团的先遣行动，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的顺序排列。每一组文章，均以所述历史事实发生时间的先后编排，使读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长征中各路红军的战斗历程。”根据说明，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及即排在篇首。由此显而易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战略转移（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党史及学术届的广泛认同，以宣言为代表的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亦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经共产国际批示后，“最高三人团”的设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战略转移（长征）的分水岭，中国工农北上抗日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中央苏区派出的第一支武装抗日部队，被誉为“北上抗日第一军”，1934年7月15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是此次北上抗日先遣行动的法定时间。
　　永安石峰，作为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战略行动宣言书的发布地和集结出发地，只要是具备其中的任何一项，即可构成：——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红军万岁！
　　长征万岁！
　　北上抗日先遣队万岁！

　　安孝义

　　2014年7月15日 福建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