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发现侵华日军击落中国民航“桂林”号遇难者亲属控诉书

安孝义  2015/5/13 10:00:28  5883点  永安之窗
  在世界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机遭军机击毁的记录,便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永安东南抗战文献资料库馆藏的这本《述亡弟崇佺之生平》,就是当年中国民航客机“桂林”号遇难者——副机师刘崇佺亲属的控诉书。
  该书32开本,线装,共18页,为自印本,作者刘崇佑,为副驾驶员刘崇佺长兄。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一、述亡弟崇佺之生平。二、附滋业赴中山县认殓亡弟遗体笔记。三、桂林号生还搭客楼兆念君之遇难始末记。四、脱险感言。
  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客机由香港飞往重庆,在途经广东省中山县上空时,遭到日军8架战斗机攻击而落入了水中。丧心病狂的日本军机追上后“竟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客机上一名妇人和2岁的子女,“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
  “桂林”号客机共有4名机组人员:美籍机师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译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应生武庆华。乘客13人,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全机14人不幸遭此浩劫,幸存者仅美籍机师活士、无线电员罗昭明、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楼兆念3人。该机客机副机师刘崇佺,在机舱抢救伤员时被日机俯冲扫射中弹殉职,时年39岁。
  刘崇佺,字全人,福建省闽候县(今福州市人),祖父刘齐衡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祖母林尘谭为林则徐长女。一家兄弟共有六人,余最小。民国二年(1913年)父亲因病去世,以三哥崇杰任职驻日使馆,未满13岁的他既东渡求学,毕业日本中学。民国九年(1920年),五哥崇伦谓曰:“日本非民治国家,子弟留学者宜改赴欧美以端其习,佺弟学费吾任筹措”。刘崇佺遂由日改赴美国,就读美阿柏林中学。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毕业,同年秋入康乃尔大学,后转麻省工业学校,学成后在波士顿各地实习。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感於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弃所学,改入纽约省长岛科的斯飞行学校。此后皆在长岛及岛切斯脱学习飞行术,兼学制造发动机及机械制画。二十年(1931年)与美籍女子阿德乐锡普顿结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学成回国。次年,“自以习商业驾驶飞行不足於用”,“四月又入笕桥空军学校,尤注意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同时并任教授航空机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毕业,授予空军少尉军衔。学有所成,踌躇满志的刘崇佺,“自以为入空军吾分也”,却因为妻子是美国人而不得入。他仰天长叹:“何以能入学而不能入军也!”只得先后在沪汉、汉渝、沪平、蓉渝等民航各线任副飞机师。
  刘崇佺归国不久之时,见家中存有日本“田中奏折”多捆,便问大哥刘崇佑为何不全部散发出去。所谓“田中奏折”即是1927年,日本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提出过一个极其卑鄙无耻的“满蒙积极政策”,即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策略:要“征服”的目标第一步是台湾,第二步是朝鲜,第三步是满蒙,第四步是全中国,第五步是全世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原来驻日本大使馆工作的五哥刘崇伦,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以获得日本《田中奏折》秘本,便讬上海印刷局复印多册秘密散发,以其国人获知暴敌侵略之将至。刘崇佑答曰:“今事实已见,何用再散?”刘崇佺不以为然地说道:“此文明示其全部侵略毒谋,国人善忘,且今日无希冀彼或即此餍足不再进者乎”。
  刘崇佺在各航线驾驶客机飞行途中,曾经多次遭受日军战斗机攻击。“敌机纵横於北方,公司命其冒险往返沪平津线,遇敌机不一次,皆能运其技术脱险。与余曰今日晨津暴雨,敌机来迫。吾逆风高飞避之,而彼反被风而落。”有一次,中航公司购入一架水陆两用机,在该机试飞的时,有三架敌机侧面来袭,刘崇佺利用新机速度好的特性,迅速急升空万尺以上,然后以全速力斜面飞降西而避之,敌机仍追击不舍,我机翼虽已中数弹,适凭精湛技术安全地降落在南昌机场。
  刘崇佺做梦都想驾驶战斗机,杀敌报国,常感叹:“留学十三年而僅得用於民航,虽屡冒险为后方输送之工作,终未亲自杀敌”。有一次,敌机准备午后五时半攻击杭州,我空军战斗机已列机待之。担任队长的航校同学急切告知,飞机有一配件未齐,要飞至某地取件。然而,担任运输机的正机师的美国人因气象条件不好拒绝飞行,刘崇佺毅然受命驾机前往。在飞行途中,“是时长江暴风雨尤烈於上海,黑云漫天,某队长曰时迫矣将弗及。弟曰然则盲飞耳,遂易他机升空,旋转颠倒而去。中途对面不能辩,忽觉黑如墨者当前,姑略升其机,则山峰从机下奔过,卒以至短之间,由某地取件达杭州,距敌机之来仅半小时”,使命既完,无比欣慰。此后在上海激烈的空战中,队长兴奋地来电告知“已破敌,落其四机”。刘崇佺以茶代酒大呼:“吾何日杀贼哉?”
  “桂林”号客机被日军攻击迫降落水后,刘崇佺自驾驶室匍匐至客舱,见乘客楼兆念及其邻座王宇楣受伤流血,便撕下内衣分授止血裹伤。有人欲打开机舱门,他赶紧加以制止,称须待正机师之命。就在这时日本战机又轮番俯冲扫射“敌弹又雨注”,刘崇佺中弹捐躯殉职。经中山县卫生股医官严宝钧出具检验证明书,他的“枪伤部位在鼻部靠右眼下穿过鼻梁至左眼上方额角,左手拇指、食指均被击落。”又“伤口宽一英寸长三英寸,视之鼻梁已失,伤处成一长形”,“此即致命伤,受伤时当立死。”
  面对遭受日军战斗机攻击、野蛮屠杀惨死的刘崇佺及其他人遇难者的共14具遗体,乘车急赴中山县石岐镇前来认殓的侄儿刘滋业至为悲痛。在临时搭盖起来的停尸大棚内,只见七叔刘崇佺“上复白布两手伸张,两足赤露,显深赭色”,身上还是穿着“机师制服,其式为白色裤,藏青哔叽上衣,用黑领带”,虽“面目已不可辨,至於体格之伟大,肌肉之雄壮,虽被害已逾三日,仍可看出。”他临行时在“中航机遇难同胞临时治丧处”,向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县府卫生股严宝钧医师道别,并专程向“经手捞获佺叔尸体之曾毓珍君,向之道谢!”
  “各棺皆列船尾舱面,上复以国旗,船上并下半旗致哀”。“晚六时抵港,见码头花圈甚多。船靠岸,见父及三叔暨三婶五婶,及姊兄嫂妹姊丈等俱来,唐天如先生亦来,不觉大悲。连日忙乱。不暇生悲,今见家人乃不自禁矣!父及三叔暨各人皆上船看视,苦不成声。记至此不能再述”。
  刘崇佑悲叹道:“死亦何恨,余恨其抱杀敌之志愿,具杀敌之身手,而卒置诸无用之地,使之赤手为敌所杀,则可深痛也!”
  8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地说:“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借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在研读这本充满悲愤的控诉书时,泪水几经打湿了面庞。八闽子弟浴血奋战,可歌可泣。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正如“桂林”号幸存者楼兆念在“脱险感言”中称道:“日本军阀所应负之责任,决难逃脱。”

  
背景资料:

一、
  桂林号(机身编号32)是 中国航空属下的 道格拉斯DC-2客机。该机负责来往 香港- 广西 梧州- 四川 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 泛美航空承包营运。
  1938年8月24日上午8时3分,桂林号由香港 启德机场起飞,当时机上共有14名乘客,以及美裔机师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译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机师活士发现8架日本 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即把桂林号驶入云层躲避,然而日本军机从后追上,并开始射击。活士将桂林号俯冲急降,并安全降落到一条河流之上。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已即向外拍 电报,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这使到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并多次以机枪扫射桂林号的机身,令到桂林号开始入水下沉。由于水流湍急,逃生困难,桂林号最终只有机师活士、无线电员罗昭明及男乘客楼兆念三人生还。
三名生还者对事件的经过有不同描述。活士称桂林号在起飞后20分钟于6,000呎高空进入中国空域,已经看到日本的8架水上飞机在前方巡逻。当时 广州战役虽然尚未爆发,但 日本海军的第五舰队已经在华南海域部署,并且有一艘 水上飞机母舰派驻香港外海。活士将飞机折返香港 新界并爬升至8,000呎,等待日本巡哨飞走,在数分钟后才再次进入中国空域,不料日军飞机已经爬升至超过11,000呎,并从后追击,阻止活士折返香港。桂林号迫降后,活士又称曾经进入机舱,并叫侍者武庆华打开机门,但机上乘客却没有离开。活士因此假定机上乘客不谐泳术,而返回驾驶室,最后泅水逃生。乘客楼兆念及无线电员罗昭明,则指活士从未通知乘客离开,后来机门遭人打开后,致使机舱大量入水,众人才尝试泅水逃生,然而飞机很快便向下沉没。
  “桂林”号在空难后,被中航打捞修理,然后更名为“重庆”号(机身编号改为39),继续用作客机。为免引起乘客不安,中航在宣传广告中并未提及重庆号的前身。1940年10月29日,“重庆”号在 云南 沾益县降落后遭到日本飞机攻击爆炸焚毁,机上12人有9人死亡,包括建筑师 钱昌淦。钱昌淦参建了 钱塘江大桥,并在抗战期间于 滇缅公路建造桥梁,身后民国政府将滇缅公路其一桥梁命名为“昌淦桥”,以兹纪念。


 二、
  刘齐衔(1815~1877年),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签分户部。咸丰四年(1854年),授湖北德安知府。不久,移任襄阳、汉阳两郡。他“躬节俭,裁漏卮,撤私税,徕商贾”,湖北巡抚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委其兼汉、黄、德道。市舶初开,外国人谋据大别山,齐衔认为大别山临汉阳,扼武昌,地理形势重要,予以拒绝。同治元年(1862年),擢陕西督粮道,旋代理布政使兼总粮台。齐衔看到民物凋敝,请求蠲免赋税,民力稍纾。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任上“绝弊惩强”,力改腐败之风,同时“修学校,清交代,勘垦荒,”数年之内,岁增正杂二十余万。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大旱,库储支绌,齐衔请免粮贩输税。因呈报太迟,与法令不合,部议办理失当,被免职。不久,病卒于开封。光绪十四年(1888年),河南巡抚倪文蔚根据其历官治绩和当时办灾实况,奏请“雪其事,恢复原官”。夫人林则徐长女林尘谭。生有七子:长学慰、次学恂、三学性、四学憧、五学恺、六学愉、七学忭。

三、

  刘崇佺(1900—1938),字全人,优秀飞行员。1913年,父亲去世,未满13岁的刘崇佺被送往日本读中学。1921年秋到美国阿柏林中学就读,翌年考入康乃尔大学,1924年转学到麻省工业学校。1928年,在美学习的刘崇亻全有感于“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弃所学,改入纽约长岛柯的斯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发动机制造和机械制图等航空知识。1933年回国。时值“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抵御日寇,刘崇亻全又入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并在该校教授航空机械知识。1935年毕业,授空军少尉衔。刘崇佺要求担任空军飞行员,打击日寇,军方却因其妻是美国人不允。他只好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飞机师。
  “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纵横北方,刘崇佺驾驶飞机冒险往返于沪平津线,他凭着高超的技术多次化险为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一次,刘崇亻全驾机由武汉飞上海,中途在南京机场停留,一空军队长着急地对他说,赶快送我到某地取部件,敌机下午5点半进攻杭州。我们已做好准备,但部件不全,一定要赶快取!刘崇亻全在不熟悉航线、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毅然驾驶飞机与空军队长一同飞往某地。此时,天降大雨,乌云漫天,刘崇亻全靠过硬的技术,在短时间内便飞到某地,取回部件。
  抗战爆发后,家人劝崇佺放弃飞行,崇佺不为所动,他坚信总有一天国家会召他驾战机杀敌。他说:“吾之生命,当有所取偿而付诸国家耳!”1938年8月24日,他驾驶“桂林号”民航飞机自香港飞往成都,在广东中山县石歧镇上空遭日寇战机围攻,被击落掉入水中。刘崇佺当场牺牲,终年38岁。

四、
  刘崇佑(1877年~1942年),字厚诚,号菘生,侯官县人。刘学恂的长子,刘齐衔的长孙,17岁考中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后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毕业于明治法政学堂,人称“双榜举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倾向民主革命,投入反清运动。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斗争中不无贡献。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与林长民联合创办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后改名福建学院,是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任董事长。该校是当时全国最大的3所私立法政大学之一。
  他学的就是法律,真心所爱的也是这个职业。仕途本来挺看好,教育也办得有模有样,突然之间,他反过身来,竟又成了名噪一时的大律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人抵制日货特别起劲,日本驻华大使就说过:“闽仇日最烈。”1919年11月16日,日本“敢死队”在台江用刀棍砍杀青年学生及市民进行报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江事件”。很快,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先在福州展开,接着全国纷纷响应。周恩来那时还是天津的学生会领袖,带头游行抵制日货,又同4位学生代表一起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逮捕。学联于是聘刘崇佑为律师。周恩来出狱后,被推荐赴欧留学,刘崇佑还赠予500银元作为路费。
  第二件是1936年“七君子案”发生后,刘崇佑作为律师之一,长髯垂胸、慷慨激昂地登上了辩护席。“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也是神圣的权利。”他的话声若洪钟,每一句都咚咚作响,余音绕梁不绝。
  1942年9月,刘崇佑在上海病逝,没有回到宫巷,没有回到刘家大院,但他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刘家增添了一份光彩。据说1957年11月,周恩来还亲往上海看望了他年迈的夫人,对此,九泉之下,他应该感到欣慰了。
 
  附:
  1919年五四运动后,群众爱国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是年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25日,天津千余学生游行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下简称“学联”),号召抵制日货,就读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担任学联的执行科长。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10余万人的大会,当场焚烧日货。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为总指挥,学生赴省公署请愿。周恩来、郭隆真等4人为学生代表,入署求见省长,遭拘捕。请愿的学生被军警镇压,重伤50多人,造成天津“一·二九”惨案。1920年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人提起公诉,学联聘刘崇佑律师为周等辩护。开庭前,周恩来以4位学生代表的名义给刘律师写信(此信由刘崇佑家人保存,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天津地方检察厅诉4人“强暴胁迫,不服解散”,作了声明。驳斥了检察厅的诬陷,为刘律师辩护“骚扰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法庭上,周恩来等人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刘律师据理相争,辩护有力。他说:“爱国救国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根本谈不上触犯刑律。如果政府认为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听众哄堂大笑,法官如坐针毡。7月17日,法庭仍以“骚扰罪”判处周恩来等人有期徒刑2个月,各罚金60元。由于羁押期超过,当场释放。当日,天津各界百余人分乘9辆彩车前往欢迎,学联特赠景泰蓝大花瓶给刘崇佑大律师作纪念(此瓶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周恩来出狱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刘崇佑资助他500元作为赴欧费。在周留学期间,刘崇佑的夫人还每月给周恩来汇款20银元作食宿费用,时间长达二年。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赤化”嫌疑和“危害民国”罪,将在上海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并押往苏州高等法院审讯,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为救出“七君子”,救国会和“七君子”的家属,延请刘崇佑等21位律师担任“七君子”的辩护人。6月11日。苏州高等法院开庭,由刘崇佑、张耀曾、江庸、汪有龄四老率领的众律师,同心协力,唇枪舌剑,使反动检察官、法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招架之功。辩护律师对检察官起诉书列举的“十条”罪状,逐一批驳。6月25日,苏州高院又一次开庭审讯“七君子”。“七君子”先后作答,他们义正词严,针锋相对,有力驳斥了“危害民国”的诬陷,到场者无不动容。当审判进入高潮时,年近六旬的刘崇佑先生精神抖擞地发言,他银髯垂胸,两目炯炯,声如洪钟,震惊四座:“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也是神圣的权利。谁敢侵犯这种权利……”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在国内外学者名流的营救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获释。
  1942年9月,刘崇佑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周恩来得知后惋惜地赞道:“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解放初期,周总理委托上海市市长陈毅关照刘家后人。1957年11月24日,周总理又亲往上海刘家看望卧病在床的刘老夫人,并送给她二百斤糯米。

五、
  刘学恂
  长子刘崇佑(1877—1942),字崧生,著名律师。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曾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民主党。他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斗争中不无贡献。后淡出政治,专事律师之职。

  次子刘崇伟(1878—1958),字健庵,著名实业家。早年留学日本,后担任福建银号(即福建银行)经理,并成为福州刘家开创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代表人物。
  1910年,刘崇伟发起成立“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电气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经理。公司于1911年向福州市供电,开始营业范围仅限于照明用电,1920年后扩充到动力用电。1927年发电量增至2500千瓦,工人800多人,固定资产达220万元,年纯利达15万元。1912年,刘家成立了“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由刘崇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刘崇伟还与众兄弟以电气公司为龙头,创办了多家企业。先后创办福电铁工厂、精米厂、炼糖厂等十几家企业,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集团。
  
  三子刘崇杰(1880—1956),字子楷,著名外交官。1906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兼教务长、清廷学部福建督学。后改入外交界。1910年任驻日本使馆一等参赞、一等秘书,横滨领事,1916年代理驻日公使。1917年调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1919年奉派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0年至1926年任驻西班牙兼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1932年刘崇杰随同国际联盟调查团考察东北三省被日寇侵占情况,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同年三月,刘崇杰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33年改任驻德意志兼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1934年专任德意志公使,翌年调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1956年病逝上海。

  四子刘崇伦(1886—1937),字雅扶,著名实业家,俗称“电光五”。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气技术。刘崇伦在筹划刘氏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崇伦被人称作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中有眼光的实业家。他有技术懂管理,还善于招揽和培养人才。刘崇伦利用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亲友或同学的关系,挑选寻聘每届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来电气公司工作,边使用边培养,有的甚至送国外进修。为刘家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技术和管理力量。
  30年代初,为进一步开拓电力市场,刘崇伦还致力于农村电气化事业。他在电气公司特设“农村电化部”,作为推广农村电气化的专门部门;并在洪山桥科贡农村设电气化农场进行这方面实践。
  为了提高福建的通讯水平,拓展福州电话公司的业务,1929年,刘崇伦购买美制史端乔自动交换机1500门,花重金从上海请来工程技术人员王能超,这是福州使用自动电话之始。值得一提的是,1500门史端乔自动交换机到1980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五子刘崇侃(1888—1944),字景韩,著名实业家,俗称“电光六”。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商科,毕业回国后,在刘崇伟任经理的福建银号总务部做事,后负责刘家企业的财会和总务管理工作。
  刘崇侃在担任福州电气公司管理部经理时,工作甚勤勉,每天早出晚归,在企业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具体事情,为电气公司的发展出了不少力。
  刘崇侃重视人才,不仅在企业中善于起用新秀,就是挑女婿也是“惟才是选”。其三女婿陈国熙(原福建医学院院长),当年父亲早逝,家境清寒。一日,刘崇侃把陈国熙叫到办公室,让陈给他翻译英文资料,陈完成了“作业”后便做了刘家的女婿。原来刘崇侃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刘从陈的翻译中看到了他的才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女婿。
  刘崇侃回榕后,在水部择地盖“韩园”。此园占地十余亩,精巧雅致。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韩园”被日寇征用,成为宪兵队驻地。不少爱国志士在此惨遭迫害,幽静的“韩园”成了人间地狱。日寇撤离后,愤怒的群众将“韩园”付之一炬。1944年,刘崇侃病逝于上海。
  
  六子刘崇佺(1900—1938),字全人,优秀飞行员。1913年,父亲去世,未满13岁的刘崇佺被送往日本读中学。1921年秋到美国阿柏林中学就读,翌年考入康乃尔大学,1924年转学到麻省工业学校。1928年,在美学习的刘崇佺有感于“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弃所学,改入纽约长岛柯的斯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发动机制造和机械制图等航空知识。1933年回国。时值“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抵御日寇,刘崇佺又入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并在该校教授航空机械知识。1935年毕业,授空军少尉衔。刘崇佺要求担任空军飞行员,打击日寇,军方却因其妻是美国人(老照片中的外国女子)不允。他只好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飞机师。
  “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纵横北方,刘崇佺驾驶飞机冒险往返于沪平津线,他凭着高超的技术多次化险为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一次,刘崇佺驾机由武汉飞上海,中途在南京机场停留,一空军队长着急地对他说,赶快送我到某地取部件,敌机下午5点半进攻杭州。我们已做好准备,但部件不全,一定要赶快取!刘崇亻全在不熟悉航线、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毅然驾驶飞机与空军队长一同飞往某地。此时,天降大雨,乌云漫天,刘崇佺靠过硬的技术,在短时间内便飞到某地,取回部件。
  抗战爆发后,家人劝崇佺放弃飞行,崇佺不为所动,他坚信总有一天国家会召他驾战机杀敌。他说:“吾之生命,当有所取偿而付诸国家耳!”1938年8月24日,他驾驶“桂林号”民航飞机自香港飞往成都,在广东中山县石歧镇上空遭日寇战机围攻,被击落掉入水中。刘崇佺当场牺牲,终年38岁。

七、
  日军军方从未公布截击桂林号的原因,引发不少猜测。其一说法指日军是打算行剌立法院院长 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但他最后却乘搭了另一间航空公司。孙科的女秘书后来声称自己错误安排行程,意外令到孙科避过一劫。亦有猜测认为孙科是刻意发布错误资讯,令到日军截击错误飞机。
  桂林号事件对中国银行业亦有一定冲击。当时 交通银行董事长 胡筠、 浙江兴业银行行长 徐新六、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三人俱在空难中丧生。
  桂林号事件是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机遭到军机击毁,在当时获得广泛报道。空难后中航及其他客运公司开始将航线改为晚间飞行,并且引进德国的无线电返航系统,协助制定航程。桂林号事件也加剧美国舆论对日本的敌意,但并未足以促使美国决定支援中国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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