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义：永安客家联谊会稿件而二篇

　　永安发现侵华日军击落中国民航“桂林”号遇难者亲属控诉书

　　在世界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机遭军机击毁的记录，便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永安东南抗战文献资料库馆藏的这本《述亡弟崇佺之生平》，就是当年中国民航客机“桂林”号遇难者——副机师刘崇佺亲属的控诉书。
　　该书32开本，线装，共18页，为自印本，作者刘崇佑，为副驾驶员刘崇佺长兄。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一、述亡弟崇佺之生平。二、附滋业赴中山县认殓亡弟遗体笔记。三、桂林号生还搭客楼兆念君之遇难始末记。四、脱险感言。
　　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客机由香港飞往重庆，在途经广东省中山县上空时，遭到日军8架战斗机攻击而落入了水中。丧心病狂的日本军机追上后“竟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客机上一名妇人和2岁的子女，“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
　　“桂林”号客机共有4名机组人员：美籍机师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译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应生武庆华。乘客13人，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全机14人不幸遭此浩劫，幸存者仅美籍机师活士、无线电员罗昭明、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楼兆念3人。该机客机副机师刘崇佺，在机舱抢救伤员时被日机俯冲扫射中弹殉职，时年39岁。
　　刘崇佺，字全人，福建省闽候县（今福州市人），祖父刘齐衡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祖母林尘谭为林则徐长女。一家兄弟共有六人，余最小。民国二年（1913年）父亲因病去世，以三哥崇杰任职驻日使馆，未满13岁的他既东渡求学，毕业日本中学。民国九年（1920年），五哥崇伦谓曰：“日本非民治国家，子弟留学者宜改赴欧美以端其习，佺弟学费吾任筹措”。刘崇佺遂由日改赴美国，就读美阿柏林中学。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毕业，同年秋入康乃尔大学，后转麻省工业学校，学成后在波士顿各地实习。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感於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弃所学，改入纽约省长岛科的斯飞行学校。此后皆在长岛及岛切斯脱学习飞行术，兼学制造发动机及机械制画。二十年（1931年）与美籍女子阿德乐锡普顿结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学成回国。次年，“自以习商业驾驶飞行不足於用”，“四月又入笕桥空军学校，尤注意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同时并任教授航空机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毕业，授予空军少尉军衔。学有所成，踌躇满志的刘崇佺，“自以为入空军吾分也”，却因为妻子是美国人而不得入。他仰天长叹：“何以能入学而不能入军也！”只得先后在沪汉、汉渝、沪平、蓉渝等民航各线任副飞机师。
　　刘崇佺归国不久之时，见家中存有日本“田中奏折”多捆，便问大哥刘崇佑为何不全部散发出去。所谓“田中奏折”即是1927年，日本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提出过一个极其卑鄙无耻的“满蒙积极政策”，即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策略：要“征服”的目标第一步是台湾，第二步是朝鲜，第三步是满蒙，第四步是全中国，第五步是全世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原来驻日本大使馆工作的五哥刘崇伦，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以获得日本《田中奏折》秘本，便讬上海印刷局复印多册秘密散发，以其国人获知暴敌侵略之将至。刘崇佑答曰：“今事实已见，何用再散？”刘崇佺不以为然地说道：“此文明示其全部侵略毒谋，国人善忘，且今日无希冀彼或即此餍足不再进者乎”。
　　刘崇佺在各航线驾驶客机飞行途中，曾经多次遭受日军战斗机攻击。“敌机纵横於北方，公司命其冒险往返沪平津线，遇敌机不一次，皆能运其技术脱险。与余曰今日晨津暴雨，敌机来迫。吾逆风高飞避之，而彼反被风而落。”有一次，中航公司购入一架水陆两用机，在该机试飞的时，有三架敌机侧面来袭，刘崇佺利用新机速度好的特性，迅速急升空万尺以上，然后以全速力斜面飞降西而避之，敌机仍追击不舍，我机翼虽已中数弹，适凭精湛技术安全地降落在南昌机场。
　　刘崇佺做梦都想驾驶战斗机，杀敌报国，常感叹：“留学十三年而僅得用於民航，虽屡冒险为后方输送之工作，终未亲自杀敌”。有一次，敌机准备午后五时半攻击杭州，我空军战斗机已列机待之。担任队长的航校同学急切告知，飞机有一配件未齐，要飞至某地取件。然而，担任运输机的正机师的美国人因气象条件不好拒绝飞行，刘崇佺毅然受命驾机前往。在飞行途中，“是时长江暴风雨尤烈於上海，黑云漫天，某队长曰时迫矣将弗及。弟曰然则盲飞耳，遂易他机升空，旋转颠倒而去。中途对面不能辩，忽觉黑如墨者当前，姑略升其机，则山峰从机下奔过，卒以至短之间，由某地取件达杭州，距敌机之来仅半小时”，使命既完，无比欣慰。此后在上海激烈的空战中，队长兴奋地来电告知“已破敌，落其四机”。刘崇佺以茶代酒大呼：“吾何日杀贼哉？”
　　“桂林”号客机被日军攻击迫降落水后，刘崇佺自驾驶室匍匐至客舱，见乘客楼兆念及其邻座王宇楣受伤流血，便撕下内衣分授止血裹伤。有人欲打开机舱门，他赶紧加以制止，称须待正机师之命。就在这时日本战机又轮番俯冲扫射“敌弹又雨注”，刘崇佺中弹捐躯殉职。经中山县卫生股医官严宝钧出具检验证明书，他的“枪伤部位在鼻部靠右眼下穿过鼻梁至左眼上方额角，左手拇指、食指均被击落。”又“伤口宽一英寸长三英寸，视之鼻梁已失，伤处成一长形”，“此即致命伤，受伤时当立死。”
　　面对遭受日军战斗机攻击、野蛮屠杀惨死的刘崇佺及其他人遇难者的共14具遗体，乘车急赴中山县石岐镇前来认殓的侄儿刘滋业至为悲痛。在临时搭盖起来的停尸大棚内，只见七叔刘崇佺“上复白布两手伸张，两足赤露，显深赭色”，身上还是穿着“机师制服，其式为白色裤，藏青哔叽上衣，用黑领带”，虽“面目已不可辨，至於体格之伟大，肌肉之雄壮，虽被害已逾三日，仍可看出。”他临行时在“中航机遇难同胞临时治丧处”，向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县府卫生股严宝钧医师道别，并专程向“经手捞获佺叔尸体之曾毓珍君，向之道谢！”
　　“各棺皆列船尾舱面，上复以国旗，船上并下半旗致哀”。“晚六时抵港，见码头花圈甚多。船靠岸，见父及三叔暨三婶五婶，及姊兄嫂妹姊丈等俱来，唐天如先生亦来，不觉大悲。连日忙乱。不暇生悲，今见家人乃不自禁矣！父及三叔暨各人皆上船看视，苦不成声。记至此不能再述”。
　　刘崇佑悲叹道：“死亦何恨，余恨其抱杀敌之志愿，具杀敌之身手，而卒置诸无用之地，使之赤手为敌所杀，则可深痛也!”
　　8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地说：“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借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在研读这本充满悲愤的控诉书时，泪水几经打湿了面庞。八闽子弟浴血奋战，可歌可泣。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正如“桂林”号幸存者楼兆念在“脱险感言”中称道：“日本军阀所应负之责任，决难逃脱。”

　　
背景资料：

一、
　　桂林号（机身编号32）是 中国航空属下的 道格拉斯DC-2客机。该机负责来往 香港－ 广西 梧州－ 四川 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 泛美航空承包营运。
　　1938年8月24日上午8时3分，桂林号由香港 启德机场起飞，当时机上共有14名乘客，以及美裔机师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译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机师活士发现8架日本 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即把桂林号驶入云层躲避，然而日本军机从后追上，并开始射击。活士将桂林号俯冲急降，并安全降落到一条河流之上。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已即向外拍 电报，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这使到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并多次以机枪扫射桂林号的机身，令到桂林号开始入水下沉。由于水流湍急，逃生困难，桂林号最终只有机师活士、无线电员罗昭明及男乘客楼兆念三人生还。
三名生还者对事件的经过有不同描述。活士称桂林号在起飞后20分钟于6，000呎高空进入中国空域，已经看到日本的8架水上飞机在前方巡逻。当时 广州战役虽然尚未爆发，但 日本海军的第五舰队已经在华南海域部署，并且有一艘 水上飞机母舰派驻香港外海。活士将飞机折返香港 新界并爬升至8，000呎，等待日本巡哨飞走，在数分钟后才再次进入中国空域，不料日军飞机已经爬升至超过11，000呎，并从后追击，阻止活士折返香港。桂林号迫降后，活士又称曾经进入机舱，并叫侍者武庆华打开机门，但机上乘客却没有离开。活士因此假定机上乘客不谐泳术，而返回驾驶室，最后泅水逃生。乘客楼兆念及无线电员罗昭明，则指活士从未通知乘客离开，后来机门遭人打开后，致使机舱大量入水，众人才尝试泅水逃生，然而飞机很快便向下沉没。
　　“桂林”号在空难后，被中航打捞修理，然后更名为“重庆”号（机身编号改为39），继续用作客机。为免引起乘客不安，中航在宣传广告中并未提及重庆号的前身。1940年10月29日，“重庆”号在 云南 沾益县降落后遭到日本飞机攻击爆炸焚毁，机上12人有9人死亡，包括建筑师 钱昌淦。钱昌淦参建了 钱塘江大桥，并在抗战期间于 滇缅公路建造桥梁，身后民国政府将滇缅公路其一桥梁命名为“昌淦桥”，以兹纪念。

 二、
　　刘齐衔(1815～1877年)，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签分户部。咸丰四年(1854年)，授湖北德安知府。不久，移任襄阳、汉阳两郡。他“躬节俭，裁漏卮，撤私税，徕商贾”，湖北巡抚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委其兼汉、黄、德道。市舶初开，外国人谋据大别山，齐衔认为大别山临汉阳，扼武昌，地理形势重要，予以拒绝。同治元年(1862年)，擢陕西督粮道，旋代理布政使兼总粮台。齐衔看到民物凋敝，请求蠲免赋税，民力稍纾。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任上“绝弊惩强”，力改腐败之风，同时“修学校，清交代，勘垦荒，”数年之内，岁增正杂二十余万。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大旱，库储支绌，齐衔请免粮贩输税。因呈报太迟，与法令不合，部议办理失当，被免职。不久，病卒于开封。光绪十四年(1888年)，河南巡抚倪文蔚根据其历官治绩和当时办灾实况，奏请“雪其事，恢复原官”。夫人林则徐长女林尘谭。生有七子：长学慰、次学恂、三学性、四学憧、五学恺、六学愉、七学忭。

三、

　　刘崇佺（1900—1938），字全人，优秀飞行员。1913年，父亲去世，未满13岁的刘崇佺被送往日本读中学。1921年秋到美国阿柏林中学就读，翌年考入康乃尔大学，1924年转学到麻省工业学校。1928年，在美学习的刘崇亻全有感于“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弃所学，改入纽约长岛柯的斯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发动机制造和机械制图等航空知识。1933年回国。时值“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抵御日寇，刘崇亻全又入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并在该校教授航空机械知识。1935年毕业，授空军少尉衔。刘崇佺要求担任空军飞行员，打击日寇，军方却因其妻是美国人不允。他只好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飞机师。
　　“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纵横北方，刘崇佺驾驶飞机冒险往返于沪平津线，他凭着高超的技术多次化险为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一次，刘崇亻全驾机由武汉飞上海，中途在南京机场停留，一空军队长着急地对他说，赶快送我到某地取部件，敌机下午5点半进攻杭州。我们已做好准备，但部件不全，一定要赶快取！刘崇亻全在不熟悉航线、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毅然驾驶飞机与空军队长一同飞往某地。此时，天降大雨，乌云漫天，刘崇亻全靠过硬的技术，在短时间内便飞到某地，取回部件。
　　抗战爆发后，家人劝崇佺放弃飞行，崇佺不为所动，他坚信总有一天国家会召他驾战机杀敌。他说：“吾之生命，当有所取偿而付诸国家耳！”1938年8月24日，他驾驶“桂林号”民航飞机自香港飞往成都，在广东中山县石歧镇上空遭日寇战机围攻，被击落掉入水中。刘崇佺当场牺牲，终年38岁。

四、
　　刘崇佑(1877年～1942年)，字厚诚，号菘生，侯官县人。刘学恂的长子，刘齐衔的长孙，17岁考中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后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毕业于明治法政学堂，人称“双榜举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倾向民主革命，投入反清运动。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斗争中不无贡献。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与林长民联合创办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后改名福建学院，是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任董事长。该校是当时全国最大的3所私立法政大学之一。
　　他学的就是法律，真心所爱的也是这个职业。仕途本来挺看好，教育也办得有模有样，突然之间，他反过身来，竟又成了名噪一时的大律师。
　　“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人抵制日货特别起劲，日本驻华大使就说过：“闽仇日最烈。”1919年11月16日，日本“敢死队”在台江用刀棍砍杀青年学生及市民进行报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江事件”。很快，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先在福州展开，接着全国纷纷响应。周恩来那时还是天津的学生会领袖，带头游行抵制日货，又同4位学生代表一起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逮捕。学联于是聘刘崇佑为律师。周恩来出狱后，被推荐赴欧留学，刘崇佑还赠予500银元作为路费。
　　第二件是1936年“七君子案”发生后，刘崇佑作为律师之一，长髯垂胸、慷慨激昂地登上了辩护席。“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也是神圣的权利。”他的话声若洪钟，每一句都咚咚作响，余音绕梁不绝。
　　1942年9月，刘崇佑在上海病逝，没有回到宫巷，没有回到刘家大院，但他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刘家增添了一份光彩。据说1957年11月，周恩来还亲往上海看望了他年迈的夫人，对此，九泉之下，他应该感到欣慰了。
　
　　附：
　　1919年五四运动后，群众爱国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是年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25日，天津千余学生游行声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成立学生联合会（下简称“学联”），号召抵制日货，就读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担任学联的执行科长。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10余万人的大会，当场焚烧日货。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为总指挥，学生赴省公署请愿。周恩来、郭隆真等4人为学生代表，入署求见省长，遭拘捕。请愿的学生被军警镇压，重伤50多人，造成天津“一•二九”惨案。1920年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人提起公诉，学联聘刘崇佑律师为周等辩护。开庭前，周恩来以4位学生代表的名义给刘律师写信（此信由刘崇佑家人保存，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天津地方检察厅诉4人“强暴胁迫，不服解散”，作了声明。驳斥了检察厅的诬陷，为刘律师辩护“骚扰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法庭上，周恩来等人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刘律师据理相争，辩护有力。他说：“爱国救国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根本谈不上触犯刑律。如果政府认为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听众哄堂大笑，法官如坐针毡。7月17日，法庭仍以“骚扰罪”判处周恩来等人有期徒刑2个月，各罚金60元。由于羁押期超过，当场释放。当日，天津各界百余人分乘9辆彩车前往欢迎，学联特赠景泰蓝大花瓶给刘崇佑大律师作纪念（此瓶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周恩来出狱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刘崇佑资助他500元作为赴欧费。在周留学期间，刘崇佑的夫人还每月给周恩来汇款20银元作食宿费用，时间长达二年。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赤化”嫌疑和“危害民国”罪，将在上海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并押往苏州高等法院审讯，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为救出“七君子”，救国会和“七君子”的家属，延请刘崇佑等21位律师担任“七君子”的辩护人。6月11日。苏州高等法院开庭，由刘崇佑、张耀曾、江庸、汪有龄四老率领的众律师，同心协力，唇枪舌剑，使反动检察官、法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招架之功。辩护律师对检察官起诉书列举的“十条”罪状，逐一批驳。6月25日，苏州高院又一次开庭审讯“七君子”。“七君子”先后作答，他们义正词严，针锋相对，有力驳斥了“危害民国”的诬陷，到场者无不动容。当审判进入高潮时，年近六旬的刘崇佑先生精神抖擞地发言，他银髯垂胸，两目炯炯，声如洪钟，震惊四座：“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也是神圣的权利。谁敢侵犯这种权利……”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在国内外学者名流的营救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获释。
　　1942年9月，刘崇佑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周恩来得知后惋惜地赞道：“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解放初期，周总理委托上海市市长陈毅关照刘家后人。1957年11月24日，周总理又亲往上海刘家看望卧病在床的刘老夫人，并送给她二百斤糯米。

五、
　　刘学恂
　　长子刘崇佑（1877—1942），字崧生，著名律师。早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曾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民主党。他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斗争中不无贡献。后淡出政治，专事律师之职。

　　次子刘崇伟（1878—1958），字健庵，著名实业家。早年留学日本，后担任福建银号（即福建银行）经理，并成为福州刘家开创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代表人物。
　　1910年，刘崇伟发起成立“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电气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经理。公司于1911年向福州市供电，开始营业范围仅限于照明用电，1920年后扩充到动力用电。1927年发电量增至2500千瓦，工人800多人，固定资产达220万元，年纯利达15万元。1912年，刘家成立了“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由刘崇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刘崇伟还与众兄弟以电气公司为龙头，创办了多家企业。先后创办福电铁工厂、精米厂、炼糖厂等十几家企业，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集团。
　　
　　三子刘崇杰（1880—1956），字子楷，著名外交官。1906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兼教务长、清廷学部福建督学。后改入外交界。1910年任驻日本使馆一等参赞、一等秘书，横滨领事，1916年代理驻日公使。1917年调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1919年奉派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0年至1926年任驻西班牙兼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1932年刘崇杰随同国际联盟调查团考察东北三省被日寇侵占情况，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同年三月，刘崇杰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33年改任驻德意志兼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1934年专任德意志公使，翌年调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1956年病逝上海。

　　四子刘崇伦（1886—1937），字雅扶，著名实业家，俗称“电光五”。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气技术。刘崇伦在筹划刘氏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崇伦被人称作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中有眼光的实业家。他有技术懂管理，还善于招揽和培养人才。刘崇伦利用上海交大、浙江大学中亲友或同学的关系，挑选寻聘每届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来电气公司工作，边使用边培养，有的甚至送国外进修。为刘家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技术和管理力量。
　　30年代初，为进一步开拓电力市场，刘崇伦还致力于农村电气化事业。他在电气公司特设“农村电化部”，作为推广农村电气化的专门部门；并在洪山桥科贡农村设电气化农场进行这方面实践。
　　为了提高福建的通讯水平，拓展福州电话公司的业务，1929年，刘崇伦购买美制史端乔自动交换机1500门，花重金从上海请来工程技术人员王能超，这是福州使用自动电话之始。值得一提的是，1500门史端乔自动交换机到1980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五子刘崇侃（1888—1944），字景韩，著名实业家，俗称“电光六”。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商科，毕业回国后，在刘崇伟任经理的福建银号总务部做事，后负责刘家企业的财会和总务管理工作。
　　刘崇侃在担任福州电气公司管理部经理时，工作甚勤勉，每天早出晚归，在企业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具体事情，为电气公司的发展出了不少力。
　　刘崇侃重视人才，不仅在企业中善于起用新秀，就是挑女婿也是“惟才是选”。其三女婿陈国熙（原福建医学院院长），当年父亲早逝，家境清寒。一日，刘崇侃把陈国熙叫到办公室，让陈给他翻译英文资料，陈完成了“作业”后便做了刘家的女婿。原来刘崇侃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刘从陈的翻译中看到了他的才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女婿。
　　刘崇侃回榕后，在水部择地盖“韩园”。此园占地十余亩，精巧雅致。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韩园”被日寇征用，成为宪兵队驻地。不少爱国志士在此惨遭迫害，幽静的“韩园”成了人间地狱。日寇撤离后，愤怒的群众将“韩园”付之一炬。1944年，刘崇侃病逝于上海。
　　
　　六子刘崇佺（1900—1938），字全人，优秀飞行员。1913年，父亲去世，未满13岁的刘崇佺被送往日本读中学。1921年秋到美国阿柏林中学就读，翌年考入康乃尔大学，1924年转学到麻省工业学校。1928年，在美学习的刘崇佺有感于“各国竞习航空而我独无觉”，遂弃所学，改入纽约长岛柯的斯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发动机制造和机械制图等航空知识。1933年回国。时值“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抵御日寇，刘崇佺又入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轰炸机驾驶及投弹技术，并在该校教授航空机械知识。1935年毕业，授空军少尉衔。刘崇佺要求担任空军飞行员，打击日寇，军方却因其妻是美国人（老照片中的外国女子）不允。他只好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飞机师。
　　“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纵横北方，刘崇佺驾驶飞机冒险往返于沪平津线，他凭着高超的技术多次化险为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一次，刘崇佺驾机由武汉飞上海，中途在南京机场停留，一空军队长着急地对他说，赶快送我到某地取部件，敌机下午5点半进攻杭州。我们已做好准备，但部件不全，一定要赶快取！刘崇亻全在不熟悉航线、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毅然驾驶飞机与空军队长一同飞往某地。此时，天降大雨，乌云漫天，刘崇佺靠过硬的技术，在短时间内便飞到某地，取回部件。
　　抗战爆发后，家人劝崇佺放弃飞行，崇佺不为所动，他坚信总有一天国家会召他驾战机杀敌。他说：“吾之生命，当有所取偿而付诸国家耳！”1938年8月24日，他驾驶“桂林号”民航飞机自香港飞往成都，在广东中山县石歧镇上空遭日寇战机围攻，被击落掉入水中。刘崇佺当场牺牲，终年38岁。

六、
　　日军军方从未公布截击桂林号的原因，引发不少猜测。其一说法指日军是打算行剌立法院院长 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但他最后却乘搭了另一间航空公司。孙科的女秘书后来声称自己错误安排行程，意外令到孙科避过一劫。亦有猜测认为孙科是刻意发布错误资讯，令到日军截击错误飞机。
　　桂林号事件对中国银行业亦有一定冲击。当时 交通银行董事长 胡筠、 浙江兴业银行行长 徐新六、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三人俱在空难中丧生。
　　桂林号事件是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机遭到军机击毁，在当时获得广泛报道。空难后中航及其他客运公司开始将航线改为晚间飞行，并且引进德国的无线电返航系统，协助制定航程。桂林号事件也加剧美国舆论对日本的敌意，但并未足以促使美国决定支援中国抗战。

　　永安发现揭露日军在浙江、福建细菌战的权威文献资料

　　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献资料库，珍藏着一份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军医杂志》（七•八期合刊），为第三战区军医学术研究会编辑发行，南平东南日报社印刷，该刊特载杨季民先生《关于敌人使用细菌战之真相》一文，详细揭露了日军在浙江、福建开展细菌战的罪行，它是抗战时期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权威研究报道。
　　细菌战，也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作物，造成人为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然而，从１９３３年起，侵华日军就在黑龙江五常背荫河建立细菌战基地，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１２年之久。侵华日军有５支细菌战部队分别驻于当时我国的哈尔滨、长春、北平、南京、广州，总计２万多人。
　　文章揭露，“在民国廿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在本战区宁波及浙赣路衢县，先后突然发生鼠疫，而同时金华上空，又有敌机投掷细菌培养之报告。”
　　“继知宁波第一例鼠疫患者，为十月廿九日，衢县第一例鼠疫患者，为十一月十二日”。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有关当局极为重视。经电闽省府派员会同军政部防疫大队及浙省府卫生主管，对疫区严加管控。经专家调查取证，日机曾飞临宁波城区上空投掷小麦等物，落于开明街、东后街等处。衢县于十月四日，在水亭门、柴家巷、罗汉井等处，发现日机投掷的小麦、乌麦、粟米等物。
　　前往浙江研究取证的福建省巡回防疫总队的专家，面对严重的疫情感到非常震惊。永安作为福建省战时省会的所在地，也曾经多次遭受日机细菌战攻击，鼠疫、伤寒、炭疽等瘟疫通过各种渠道，猖獗四处蔓延，群众畏之如虎、人心惶惶。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有关当局加强应对，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成立了“永安防疫委员会”，并全面实行外来人员入境检疫制度。在战时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动员民众“以鼠换粮”。永安的疫情震惊全国，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紧急拨给福建省政府鼠疫防疫经费5000万元。当局出动军警和卫生防疫人员，采取把守城门路口，强制过往人员、群众注射防鼠疫菌苗，并将染病患者强行送往下渡进行隔离，其有关房屋或物品则立即消毒或焚烧，病人死后尸体均不发还，一律集中焚埋处理。同时，福建省政府还首创捕鼠奖励制度，群众每捕鼠一只奖励大米4小两，这在战时粮食饥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收效显著。防疫人员还对水源、公共场所、店堂旅馆等处进行重点检疫。
　　当时，永安境内的防疫力量有：省巡回防疫总队、省立永安医院等单位。特别是设在下渡的省卫生试验所，为省政府卫生处的直属机构。该处戒备森严，保密性极强。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省细菌病理检验，同时还在科研设备、资金和物资条件极其匮缺的情况下，因地制宜生产出种疫苗，除供应本省外，还支持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为东南后方防疫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在疫区要想要得到一支实际价格仅需几毛钱的鼠疫血清针，必须用黄金兑换。据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记载，1943年，由于疫情严重，他也染上了鼠疫。幸亏当时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连夜用专车送来鼠疫特效药（鼠疫血清针）而得到救治。
　　该文还揭露，在浙江宁波、衢县等地投掷细菌武器的日军，为南京“荣”字1644细菌战部队，其番号是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亲自命令部署建立，对外界公开名称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它是同期建立的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部队之一。
　　1644细菌部队本部设在南京前中央医院旧址，原属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后改隶十三军司令部，本部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下设：检水班，松本军医中尉；消毒班，斋藤太郎军医少佐；给水科，中岛义一军医中尉；材料科，大河内雅夫军医大尉；研究科，斋藤七郎军医中尉；检索科，小林真军医大尉负责；防疫科，由田一夫军医少佐；总务科，粟屋一步军医少佐。本部还下设：苏州支部、宁波支部、汉口支部、杭州支部、金华支部、南昌支部、九江支部、安庆支部、南京支部、上海支部等。
　　日军投掷细菌武器的飞机为“此种施放细菌之飞机，其外形类似侦察机，内装有特制之电器孵化器四具，以之装置培养细菌之实验管，每具约可装实验管五千管，此种实验管掷至河川内，以物体下降时加速所产生之‘力’与水面之‘抗力’，玻璃管自然破裂，细菌则混入水中。”
　　据历史相关资料表明，从1940 年日军在浙东的宁波、衢县、金华、义乌和东阳的鼠疫战。从9月18日到10月7日 ，共 6 次空投霍乱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菌液。10月4日攻击衢县时，使用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0月下旬，在宁波高空投鼠疫蚤。11月底，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随后，宁波和衢县两地发生了鼠疫的大流行。仅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月至12月间，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余人。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浙赣沿线各乡镇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人。”
　　日军开展的细菌战，不仅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自身造成不少的死亡。文章称：“本战区于浙赣战役初期，曾由敌机在金兰一带，投掷了上三项细菌（散寒、霍乱、赤痢）甚多，当时我军以战略关系，急遂撤退，以致敌前进部队，自食其果，计罹病者，达万人以上，其中因病重不及救治者，约四千人左右”。日军在闽、浙开展的细菌战，致使施暴方自己也成为“受害者”，这在我们揭露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上，尚属首见。
　　“关于敌人细菌战之真相”，当时除了我方闽、浙两省卫生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调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为敌方投诚人员的有力揭露。1944年3月，“敌驻九江防疫给水支部卫生兵长榛叶修投诚后，关于敌人采用细菌内幕，於以大白，该兵长系静冈县籍，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部中央爱克斯光科毕业，征召入伍时，受卫生教育防疫教育各半年，初抵中国指派在南京给水防疫本部工作，嗣调九江支部任卫生兵，在该支部防疫科工作，渠系日本共产党，愤日本军阀财阀专权，乘机逃向吾方归诚，吐露真相，所述应用细菌之一般情形，可为敌人既往佈菌之有力答案。” 
　　日军细菌部队士兵长榛叶修的投诚，对我方迅速掌握和破解日军使用细菌武器重要细节有着极大帮助。他本人还在《自述状》、《揭发状》中揭露日军细菌部队以中国军民做活体实验，大规模研制细菌杀人武器的不让道行为。他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最后，这些证词被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浙江省档案部门，日前首次公布了一批日本细菌战相关的原始档案显示“当时浙江有宁波、浙赣铁路沿线的金华衢州和浙南丽水三片疫区，其中浙南疫区背后还有日本在福建北部实施细菌战的黑手”。
　　如今，经中日学者和有关人员调查、考证的结果表明，当年无论从细菌战部队人数、规模和分布上看，还是从细菌战持续时间、造成伤亡的人数及损害程度上看，侵华日军进行的细菌战都为人类历史之最。
　　仅据我中央档案资料统计，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无辜民众就达２７万多人，这还不包括中国军队死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人员。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２７万多人的数字，是相当保守的，实际远不止此。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１９３７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安孝义）
　　
　　2015年4月26日 福建•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