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永安“抗战魂”

　　春分时节，走进永安，满城尽绿。这个人口仅有30余万、面积不足30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却是与重庆、桂林齐名的三大抗战文化中心。红色的抗战文化，带给永安人民无尽的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为战时省会达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云集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他们以笔墨作刀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出版事业蓬勃发展

　　市博物馆原馆长张承忠告诉记者，当年，内迁永安的机关、学校、团体机构有100多个。“当时永安本地人口不过三万，而外来的人口数也有三四万。”这其中包括著名作家黎烈文、杰出军事家杨潮（羊枣）、画家萨一佛等。他们到达永安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战文化活动，繁荣了抗战文化事业，使永安成为当时东南半壁的文化名城。

　　在当时永安创办的众多进步刊物中，《改进》算是影响力最大的一家。主编黎烈文在发刊词中呼吁：在东南人民“精神粮食过分缺乏的情形下……我们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尽可能补救于万一。”他向全国广泛征稿，以他的赤诚和改进精神吸引了一大批有名望的学者、作家、记者撰稿，其中有郭沫若、巴金、老舍、艾青、朱自清、范长江等。

　　曹远镇霞鹤村80岁的黄永麟，至今还不知道当时住在黄氏宗祠里的一群人正是《改进》出版社的编辑部人员。彻夜赶工的印刷机器、手拿稿纸的路人，这对当时仅有七八岁的黄永麟而言都充满了好奇。“胆子大的小孩会溜进印刷厂去捡他们裁下来的纸边，印刷工人会开玩笑把油墨涂在小孩的脸上……”

　　同样在霞鹤村，70岁的黄绍梅没有机会亲身经历那些事，可是听父辈讲述当时有两个作家住在他们家。“是写作宣传抗日的。”黄绍梅说。后来经过考证，住在黄绍梅家的是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葛琴夫妇。

　　《老百姓》是当时由中共地下党员直接领导和创办的报刊，当年参加过编辑工作的高时良如今已104岁，他在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作序时写道：“那时永安尚无电灯，我们白天上班办公，晚上在油灯下撰稿，刻蜡版、油印都是自己动手，随着编辑队伍不断扩大，办刊也从油印改为铅字排印，发行量也从数十份扩大到数千份，《老百姓》刊登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功绩，也发表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战时的永安，有近40家出版社、20个编辑单位、4家新闻通讯机构、19家印刷单位，编印、发行报纸12种、各类期刊129种，出版800多种各类丛书、丛刊和专著。其中不乏一些福建乃至全国的畅销读物，这些刊物对唤醒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兴办教育影响深远

　　抗战时期，福建省仅有9所高等院校，其中4所在永安。这其中，对于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那时的校友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作了大量像《永安之夜》一样传唱度高的抗日救亡歌曲。他们还利用寒暑假，进行巡回演出，举办百余场音乐会，传播音乐文化，开展抗日宣传、为抗日募捐等活动，足迹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各地。

　　乐开丰是永安十二中的音乐老师，2013年，他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先后到福州、厦门、北京等地拜访了不少当年的音专校友。“这些校友遍布大江南北，而且大多年事已高，要见一面真不容易。”乐开丰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每位校友只要听说是永安来的，“都像见到亲人一般，我们总会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谈及当年那次特殊的“旅程”，乐开丰记忆犹新，2013年暑假期间，本来约好拜访曾在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校友钟粵，彼时93岁的老人因为身体突然不适，行程取消。回到永安之后，乐开丰却意外地接到了老人的电话，电话里，老人向乐开丰回忆起了当年的往事，讲述自己步行从广东到永安求学的经历……

　　“国立福建音专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杰出音乐人才。”乐开丰告诉记者，音专有3位老师荣获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而2008年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创作者陈其钢，是音专校友的后人。

　　“永安经验”曾向全国推广

　　我市民间党史研究学者安孝义长期致力于抗战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永安在抗战文化史中的地位长期以来都被世人低估。

　　“永安在抗战史上有两个伟大的地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此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另一个是首先在国统区实行‘田赋实征’制度。”安孝义觉得，北上抗日宣言在当时就是“时代最强音”，中国共产党是最先挑明旗帜、坚决抗日的政党，“抗日第一军的名号当之无愧”。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散发抗日宣传材料10万余份，唤起了千百万工农的抗日热情。而“田赋实征”则类似后来的“交公粮”。安孝义解释说，抗战早期，粮食买卖被黑市把持，粮食价格虚高，粮农却没有真正得到实惠，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获利，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抢粮风潮。永安最先推行的“田赋实征”有效地解决了国统区的粮食问题，日后成为向全国推广的“永安经验”。

　　古堡见证台湾抗日历史

　　距离我市城郊西南方向约5公里的文龙村，有一座始建于清代初期的古堡，名叫复兴堡，寓意“光复台湾、振兴中华”。这里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直属台湾省党部驻地，影响深远的《台湾研究季刊》同样诞生于此。当时的主编、后担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谢东闵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十四年，我从台湾迂回日本前往上海升学，是因不愿接受日本帝国统治，而归还祖国怀抱。那时我心里发誓，只要日本统治台湾，我就不回台湾宝岛家乡。20年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我得以不违誓言，堂堂正正归还家乡。”

　　安孝义告诉记者，1942年到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局势日渐明朗化，在同盟国中出现了要把台湾“国际共管”的声音。彼时复兴堡内的台湾党部人员大多是台湾抗战救亡的积极分子，他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举办“台湾史案展览”，编辑出版了《台湾研究季刊》《台湾问题参考资料》等刊物，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渊源，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光复台湾的舆论宣传工作。

　　出生在文龙村的退休干部余尔望，与这段历史有着不解之缘。他妻子的大伯当时因为人机灵，又有点文化，曾经在复兴堡内当过勤杂人员，后跟随国民党移居台湾。两岸互通往来后，老人曾多次带领后人回到复兴堡，追忆往事……

　　70多年过去了，抗战的烟云早已消弭，但留下的是一段“燃烧”的音符。在永安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当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收复台湾，“上演”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如今，抗战文化已渐成永安的一张特色名片，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魏兴谷童长福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