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聚焦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永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暨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的出发，它成为揭开长征序幕，成为我党、我军北上抗日的起点。
　　据党史资料表明：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是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1934年11月，他在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把红七军团与红六军团在1934年夏季进行的战略突围行动称之为“长征”。由于通讯联络断绝，中央红军也不知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当然，王明所说的“长征”这一概念，和后来中央所提出的长征还是存在着一些质的差别。
　　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集结地的出发、红六军团的西征，以及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等在所发的命令、训令中，均把红军的行动称为“突围”。同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出发后，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反攻”。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西进”。此后，“西进”成为红军行动的代名词。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使用的是“突围行动”、“突围战役”。此后，又把红军的行动称为“机动”或“突围”。这都些说明，即便是到了遵义会议前后，“长征”这一概念始终还没有提出。
　　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
　　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
　　布告的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他在布告中采用流行的六言骈句，短短156个字，通俗简明，易记易传，鞭笞了四川军阀欺压少数民族的罪行，表述了工农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一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1935年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第二十五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也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此后，随着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距离不断延长，“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9月12日，中共中央俄界会议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肖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这是我们找到的关于提出“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此后，“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逐渐成为红军1934年至1936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其实，这些数据不是一个完全的确定数，它旨在象征性表明中国工农红军万里征程百折不饶的顽强英勇。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从被迫的战略退却开始，而以北上抗日的积极结果而告终，其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永安，在这一历史至关重要、决定命运转变的关键时刻，呈现出最初、最完美的原始形态，这就是：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为号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了长征的序幕，奏响了北上抗日的号角。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高举着全民抗战的旗帜，开始长征。红军转战湘黔川滇地区，不断变化寻求新的落脚点，从集中全力粉碎蒋敌的围追堵截，到转入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始终明确提出并坚决秉承着，在永安最先公开发布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从此，红军长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北上抗日”，也就成为后期长征（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样，也就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把长征初期消极被动的战略退却,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积极的伟大的战略进军，其战略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道的：“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合署，并经《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193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年7月5日）的两个训令授权，“七军团随带党及苏维埃中央和军委的传单一百六十万份”、“交七军团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及军委的各种宣言、传单一百六十万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石峰村及洪砂一线公开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一文中说：“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1934年8月4日红军政治部也《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历史已经从最早发出北上抗日宣言的——永安，明确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