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申苏情况调查报告 2010年4月23日（安孝义）

　　永安历史上属于闽西红土地，是一块饱浸红军烈士鲜血的革命根据地。永安作为苏区的根本属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已进一步明确。我们认为：永安应属于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范畴，它是闽西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曾接受中革军委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人的指示，在永安边界地区建立的较大规模、具备建党、建军、建政的条件，范围纵横三百里，人口四、五万的游击根据地（见《方方传》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你的任务是带着独九团到永安，和七军团接防，然后在这一带发展游击战争”（见《红旗飘飘》“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方方接受中央几位领导的指示，心中倍感振奋。
　　永安地处闽西北，西部与中央苏区瑞金、长汀、宁化、清流等根据地接壤；南临龙岩、漳平；北接明溪（归化）、将乐、沙县等地，所处地理位置为武夷山和戴云山的过渡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溪流交错，是闽粤赣、闽浙赣的交通要冲，是闽西人员、物资重要的集散地，自古亦为兵家必争之地。永安，它是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理想的游击区。
　　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航空先驱、永安籍人士李宝焌、刘佐成等人，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他们担任要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得到孙中山的多次接见。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就率军进入永安，成立了“国民党永安县党务筹备处”（见《永安市志》永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华书局1994年4月出版）。1928年2月，中共党员许瑞芳在永安黄竹洋、新桥头创办了两所农民夜校，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以授课、话剧、诗歌等形式，积极传播革命和进步思想。
　　许瑞芳（1906－1934）江西临川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任中共临川县委委员、宜传部长，并负责学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临川组织农民自卫军，并率三百余人农民自卫军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转战广东。失利后，回临川，后到福建永安中学任教，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军第十师宣传科长。1934年随军长征；同年冬，作战牺牲。
　　1929年，8月3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进入漳平、宁洋一带，开展革命斗争（见《龙岩地区志》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30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二纵队，在罗坊等地进行军事行动。1931年6月，中央苏区总前委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划定永安为红四军的“筹款区域”。他不无风趣地将永安等地称之为“好区域”，并指示：“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附近打，敌人不来就在这块工作下去”（见《毛泽东给周以粟同志转边界工作委员会震林同志转十二军军委的信》1931年6月28日下午10时于建宁）。苏区中央局亦曾指示：“这个地区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1931年9月3日，苏区中央局代表欧阳钦到上海，向中央递交了《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写道：“我们红军分散在闽北许多县筹款，占领许多县，如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见《中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68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报告，已经非常清晰地将永安列入在中央苏维埃区域。
　　我们认为：永安苏区是在斗争中形成，又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它的面貌呈多元化、复杂多变的形态。但是，无论如何根据形式的转换斗争内容，它始终具备并保存着浓郁的苏区红色元素，始终在中央苏区的大范畴下进行革命活动。永安苏区的形态，是在斗争中形成，是在变化中发展。我们要将其放在复杂、动态的历史环境中加以研究，细心判明它最根本、最主要的政治属性，在纷繁的史料中，寻找到历史的主线。永安作为红色苏区，始终是它固原的真实面貌。
　　现将事实叙述如下：

　　一、永安始终具备并保存着苏区元素 是具有革命传统事实充分的红色苏区

　　永安在我国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性，决定了使它与身俱来的始终具备并保存着苏区元素，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红色苏区。永安苏区的形成，是从初期毛泽东的“筹款区”，到叶剑英提出的“根据地”，林彪致电称之为“基本苏区”，再到周恩来命令中的“苏区”，它有一个脉络清晰的成长、发展过程。同时，永安还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福建最重要的游击区之一。永安的红色苏区是在战斗中形成，又在形成中发展，在非常艰难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它以灵活多变的机动形态，成熟地完成了从初级向高级全面发展的历程，永安是一个十分具有特色和研究价值的苏区县。
　　1931年，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为便于领导和指挥作战，开展战区地方工作，重新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为委员。决定乘江西敌军暂取守势之机，转入进攻，预定攻势作战分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发展；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打通赣江两岸至湘赣边苏区的联系。6月上旬，国民党军退出宜黄、永丰、吉水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进至宜黄以南、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赣闽边境地区，开展工作。6月下旬，又移驻闽西北的建宁、光泽、顺昌之间和闽西及闽赣边的归化（明溪）、永安、连城、长汀、石城之间地区，进行群众工作”（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永安已进入共产国际及中央苏区高层领导人的战略视野，被列入开展战区工作计划中。
　　1932年1月17日，红军“十二军卅六师与驻安砂白军卢兴邦之第三旅七团接触，开始因敌我相隔大河，敌人持险顽强抵抗，后经我军向右翼包抄，敌人即向永安溃退，当场击毙敌方官兵10余名，缴获步枪50余枝，短枪一支，子弹50余发”（见《红色中华》1932年2月3日第8期第8版）。此役“我方伤连长1名。阵亡排长1名士兵2名”（见《红星报》1932年2月4日第8期）。
　　同年，11月，叶剑英赴闽西，与福建军区领导人研究迎击敌人的“围剿”的战略部署。他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平、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见《叶剑英传》中央文献研究室）。
　　1933年2月3日，根据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苏区作战区划、干部任免及对中央的要求》载文：“中央局：甲、依确实敌情，蒋来赣后将增调兵力组织‘进剿’军，吉安方面至少以一个纵队（三个师）向苏区深入，而以兴国为第一步目标来配合其主力向抚河进攻，这是主要方向。赣州粤敌进攻兴国，必在其信丰部队已向于都前进与宁敌已进入苏区之后，故赣南令成一个作战区才便指挥。我们认为江西应分三个作战区。”该电指出：“东南战区，由赣江直管辖则岩、永战线太长，莫如该为赣南战区，管辖三、五两分区。闽军区现派刘畴西去，可独立直属劳战会指挥。江西三个作战区，在经常行政上应使各分区与各县军事部门仍与赣军区发生隶属关系”（见《周恩来军事文选》四卷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据此电文，永安已列入中央苏区保卫战之东南战区序列。
　　1933年夏，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红三军团、红七军团及闽赣独立师合编组成的东方军，在永安小陶、洪田一线展开追击战，红军急行160里，国民党进犯苏区的七十八师两个团被歼后惊慌失措、狼狈而逃，红军紧追不舍再歼一个团。东方军这次在永安出色的追击战，得到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表扬，赞其为“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记录”（见《红星报》1933年8月6日第一期第一版）。“8月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联名致电东方军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见《燕江红旗》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4年6月17日，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后，他率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频繁在永安境内进行军事行动。“7月14日，他率领部队进入洪田、刘家山、张家山等地，抗击向永安推进之敌，并掩护红军第九团安全转运资材。8月3日，又率部队向洪田地域集中，会合红军第十五师抗击由宁洋向永安推进之敌，并接应红军第九团取道永安以南转运资材回中央苏区。8月8日，率领部队经余畲到达小陶附近与到达洪田附近的红军第十五师会合，隐蔽集结于洪田、小陶以东之高地，并控制其渡河口，抗击李延年纵队的进攻，并掩护红军第九团安全转运资材。8月18日，率领红军第一军团掩护红军第九团由归口至洪田间向清流安全转运资材。当月，林彪还率领红军第一军团（缺十五师）分两部由洪田、苦竹出发向西转移。部队经罗坊、田元和坊溪、李田到达曹坊地域，抗击李延年纵队。8月26日，朱德得悉国民党李延年纵队“定于三十号集中朋口、碧溪地域，准备向和田、汀洲进犯”，即命令红军第一军团（欠十五师）会同第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第九军团为预备队。林彪命令红军二十师伪装成地方部队，在猪鬃岭、萧坊、桥下一线构筑工事，诱敌深入。自率红军第一军团主力由安砂、宁化地区秘密南移”（见《林彪军事生涯》作者阎峻 白鹭书院出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在永安境内进行一系列的强力军事抗击，使永安成为保卫中央苏区的主战场之一，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起到重要作用。

　　二、红色政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红九团占领永安城完成全境赤化

　　1934年4月18日，寻淮洲、肖劲光和粟裕率领中央红军第七军团攻克永安县城。“永安一战全歼敌五十二师一个团和一个县保安团，俘虏2000余人，其中有敌保安团的团长、副团长、永安县县长林家木等30多个军政头目。缴获步枪1000多枝，轻重机枪20余挺，火炮3门，子弹10万发，电台2部，军用物资一大批”、“进到永安城一看，这里可热闹了。熙往攘来的街道上，遍地铺满鞭炮的纸屑，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标语，广场的旗杆上一面红旗在迎风飘扬，大张大张的布告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永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见《忆红九团》作者李德安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革军委电奖红七军团攻克永安，电文写道：“红七军团这次攻克永安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的一个光荣的胜利”、“你们这一光荣的胜利，配合北线保卫广昌的血战，以保卫与发展中央苏区，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见《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181期第二版）。同年5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做了“永安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的专题报道：“△群众热烈没收豪绅地主财产△东方战地来电：我军於占领永安以后，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谷物，大部分已分散给当地工农群众，群众热烈欢迎。本月19日在千余人的群众大会上己经决定组织永安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具体的斗争纲领，会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游行示威，同时已经成立了赤色工会，加入工会的会员已有七十余人。还组织了一个难民斗争委员会，会员有四百多人，都是近城群众房子被卢匪烧去的，现正在发动他们的斗争。城市平民协会也成立了。所有城内外工农群众都非常积极参加各种群众革命团体和反对国民党地主的斗争。”（见《红色中华》1934年5月21日第191期第二版）。
　　永安苏区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邓茂七、红钱会等农民起义，给永安涂抹了浓郁的革命色彩。永安区域成为红色革命政权武装割据与白色反革命势力武装针锋相对激烈斗争的大舞台。红军在永安建立了稳固、强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以来对龟缩在县城的国民党势力，形成巨大的威慑力量。红军曾三次攻打永安，最终达到全面彻底地占领。永安建立了县一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罗桂华（不久改方方担任）、副主席赖松湘（地方干部），成员有王直、张花楠、林开凤、马占山、钱芳、祝莲英等十多人，还吸收了永安当地的魏林文、杨礼彬、詹锦长、李成拱、魏细陶、韩石武、曾招生、沈锦文等人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革委会的办公地点设在新街旧商会内，后搬至西门饶氏宗祠里。革委会下设宣传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有细致的分工和明确的职责，并且成立了有70人参加“红色工会”组织。同时，还成立了南郊、西郊委员会。参加西郊政权机构工作的当地人有徐有道、罗正贤、曾广汉、刘维文、赖金榜、龚家文、俞彩水、杨地天、沈炳文等人。随着永安县城的第一次解放，红军派出的工作队深入永安全县各区、乡，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并组建农工会、妇女会和贫民团、赤卫队、游击队等武装组织，发动群众，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开展一系列打土豪、分浮财、焚烧地契债约、分配土地、筹粮筹款、支援红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工作（见《燕江红旗》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永安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有：1934年3月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红七团进军安砂、贡川等乡镇和几十个村庄，并相继在小陶、洪田、西洋、安砂、曹田、石碧、水碓、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在贡川成立了农会组织。其中：张家山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钟炳生、范有昌、温光美（党支书、苏维埃政府文书）、钟林辉（军事部长）许胜青（农会主席）。他们5人组成了永安第一个党支部。安砂区、乡苏维埃政府：区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机构，设主席、文书、军事部、土地委员、财政委员、调解问事委员等职务。安砂区苏维埃主席赖福顺、调解问事委员邱祖斌、文书邓祖光。乡苏维埃政府，设主席、财政、土地、检查、调解、没收等委员。曹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曹冬发、土地委员陈朝敬、保管员巫朝根。水碓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郑元坤（一任）、罗士木（二任）、陈宝祥（三任），文书郑南求；石碧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陈维贤（一任）、罗瑞珍（二任）、罗绍枝（三任）、土地委员张滕辉、福生，文书陈木珍。其它组织有儿童团、少先队、游击队、赤卫队等配合区干部统一行动、开展工作。在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罗坊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贫农团和苏维埃赤卫队。赤卫队队长罗：罗经，队员有：罗美和、罗忠章、罗永丰、罗希才、罗椿才、罗芥苟等。赤卫队成立的第二天，就带领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
　　5月，红九团、永安工人纠察队、店员支部等党政军民武装，主动撤离永安城后，永安县革命委员会同时迁址到岩连宁边区。7月，红九团进军罗坊、小陶、宁洋、等地，建立了小陶吴地、张家山、陈坑乡苏维埃政府；罗坊吴坊苏维埃政府；宁洋县中村、吕凤等乡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永安城区、安砂、张家山、等3支地方人民武装赤卫队。同年8月，在宁洋县苏益田成立岩连宁边区革命委员会，隶属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方，他继续兼领永安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永安城乡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建立，这一伟大、历史性的胜利成果，标志着中央苏维埃政权鼎盛时期，永安县全境彻底地完成了全面的赤化。

　　三、永安苏区人民积极扩红参军　　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

　　永安苏区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他们在反革命敌对势力的强势高压下仍然不屈不饶地坚持斗争。在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永安人民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迎接红军的到来，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就积极参与打土豪，为红军筹款筹粮。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永安人民更是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开始有组织地为中央根据地筹款筹粮，运送物资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红军作战和驻守永安时期，广大群众纷纷拥戴，供房供粮、煮饭洗衣、放哨带路，慰劳红军，与红军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为了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广大工农子弟踊跃参军参战，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永安苏区人民唱道：“终年受苦受饥寒，子哭妻啼血泪纲；要求出路须革命，不然一世一般般”、“一送我郎去参军，我郎参军要专心，家中一切我会管，免得我郎来挂心。二送我郎出兰房，吩咐我郎心要宽，家中父母我敬爱，田间作业我照管。”在支援苏区物资方面，永安革命群众唱道：“茶子渣（那个）冷溜溜（且且冬且）阿哥挑起油篓（格）（七得 七冬 况啊就）（溜大）（哇礼）上汀州。）保佑汀洲有好价，（且且冬且）阿哥赚得钱来（格）（七得 七冬 况啊就）（溜大）（哇礼）买香油。”（见《闽西山歌》福建龙岩县文化局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永安民间大量流传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歌颂红军得民歌民谣，流传西洋一带的《工农奋起当红军》：唱道：“地主恶霸被除尽，工农奋起当红军；分田分地大家乐，感谢朱德毛泽东。”流传在安砂一带的《辫子割掉当红军》唱道：“油菜开花一条心，辫子割掉当红兵（红军）。保护红兵千千岁，自由平等好结婚。”流传在大湖一带的《八月红军来攻城》唱道：“八月红军来攻城，卢兴邦白军胆战心惊不安宁。匆匆忙忙兵马乱，派个缺嘴副官去顽抗。地主老财泪淋淋，到处求神许愿叩神明。劳苦百姓喜在心，老爷太太乔装穷人好逃命。”这些朴实无华的民歌民谣，充分反映永安人民群众对革命和红军的真情实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永安从1934年至1935年间，红军第九团长期在永安一带开展游击战，红军各部活动频繁。永安苏区和红军游击区域的安砂、小陶、洪田、西洋、贡川、曹远、大湖、上坪、青水等乡镇，积极扩红报名参加红军，他们光荣地成为红军七团、红军九团、红军十团的战士，人数达100余人。红军解放永安后，许多伤员在城内山边街的教会医院（红军临时医院）治疗、养伤，“医院女护士陈素英在护理红军伤员工作中，感到红军说话和气，待人诚恳，官兵之间亲如兄弟，比国民党军队好。所以对红军伤员很热情，积极为伤员服务，护理特别周到。她接触红军时间长了，经常听到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对共产党、对红军逐渐有了认识”（见《艰难的历程》作者王直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后，她在王直介绍和方方直接的批准下，成为红军女战士，和陈素英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另一位女护士。陈素英在岩宁连根据地，成长成为红军沙田医院的女军医，是一名深受红军指战员爱戴的好医生，她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永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和被敌人杀害，有记载的红军革命烈士就有100余名，其中红军干部有：红军十团的邱永标、吴绍枝、吴绍斌、杨福生、张滕辉、林庭胜、胡三妹、吴汝林等人。被敌人残酷杀害的各级苏维埃干部有:永安苏维埃政府干部曹招生、吴友胜；安砂石碧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罗瑞珍、安砂石碧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张滕辉；安砂曹田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陈朝敬；贡川农会主席陈法旺、农行副主席邓纯焜、农会会员张狗子；宁洋县张坑乡苏维埃主席钟炳生；宁洋县小溪区吕凤乡苏维埃主席刘阿森；宁洋县吴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永子、农会主席许胜村、农会工作人员赖德才、农会工作人员陈琴娣（赖德才的妻子，1935年2月，在张家山反“围剿”斗争中与丈夫一起被敌人杀害）。永安的红土地，是用革命烈士鲜血把它染红！

　　四、永安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性质及属性，国民党蒋介石早已给出最直接的答案

　　长期以来，永安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东线门户，是中央苏区边缘的重要游击区。对于永安是否具有苏区的历史地位，就在我们还模糊不清、难以界定的时候，国民党政权、蒋介石、福建省政府、陈仪等人却早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当年蒋介石亲自划定“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及“完全区”。他在对苏区进行多次“围剿”中，先后颁布有《匪区封锁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粮食统制办法》等13种（见（一九三四年《上海年鉴》）。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由各路军总司令、总指挥、纵队司令、在地域上划分为“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及“完全区”，对物资运输、食盐、煤油、布匹、中西药材及有关军用物资厉行统制和禁运。以求达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使红军后勤供应困难，苏区人民生活物资短缺，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打击，以图饿困疲惫红军，迫其进行决战。苏区人民和红军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受到四面八方的严密封锁，经济生活日益困难，蒋介石的封锁政策确实发挥过它的反革命作用。（见《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原文出处】民国档案　　199201 【作者】熊尚厚）。
　　民国22年(1933年)，福建省政府开始推行保甲制度，按区、乡、镇、闾、邻编组。福建省政府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命令，按照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颁布的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通饬各县迅速办理。至民国24年9月底止，除崇安、建阳、泰宁、永安外，全省294个区，共编组2942个联保、21354个保、204897个甲，总户数达2153813户。其后，经过两年不断编组、检阅、抽查、整理，至民国26年底，各县水、陆保甲大部分已次第编组完成。民国27年，福建省政府又以“充实保甲”为名，厉行户口异动登记；训练保甲长，健全管理组织；充实联保机构，订定保甲规约，实施联保连坐办法。
　　民国23年(1934年)2月，陈仪、蒋鼎文召集省政府委员和军事特派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收编民军为保安队，参加蒋介石部署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行动。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对福建的统治，派宪兵第四团入闽，实行白色恐怖，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厦门中心市委先后遭特务破坏。3月，为强化思想统治，省政府与省党部、驻闽绥靖公署等15个单位联合成立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省政府主席陈仪任主任干事。7月，福建省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重新划分福建为10个行政区，设行政督察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在全省设东西南北4个保安处，福州、泉州、闽江设警备司令部。8月，福建省政府根据南昌行营颁定的建造碉堡封锁苏区办法，成立省会防务委员会，在省保安处专门成立“封锁匪区事务股”，负责在全省实施全面封锁，将长汀、宁化划为“全匪区”，泰宁、建宁、邵武、将乐、清流、明溪、连城、宁洋、永定、上杭、武平、永泰等12县划为“半匪区”，将光泽、崇安、建阳、顺昌、沙县、尤溪、大田、漳平、龙岩、南靖、南平、浦城、德化、华安、建瓯、松溪、政和、云霄、漳浦、诏安等县划为“邻匪区”。红军长征后，为便于“清剿”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福建省保安处“封锁匪区事务股”又将全省64县除闽侯、思明两县外，全部划为封锁区域（见《福建省志•政府志》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2.推行保甲制度）。
　　1933 年1月，陈诚带领的中路军在北方向中央苏区展开进犯。当时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三路分途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 剿，置主力于中路。具体的：1、中路军之第一（罗）纵队、第二（吴）纵 队、第三（赵）纵队，分别集中于宜黄、临川以南之龙骨渡及金谷地区，向 广昌、黎川进攻，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地区而歼灭之。2、左路军，负责闽西北自崇安、邵武、永安、龙岩地之肃清，维护境内交通之安全，防堵共军向 闽北窜扰，并协同中路军进击光泽、泰宁及连城等地。3、右路军，负责闽西、 赣南、粤北边区，自永定、上杭、安运迄赣州一带零星共军之清剿，并维护 交通安全，及防堵共军向南窜。4、如共军主力向临川，或向闽北建阳一带， 或向赣南瑞金移动时，另按指导要领行动。各部队统于六月六日前集中完毕。（见《蒋介石传》一、连续“进剿”的失败）。
　　1934年5月，福建省当局“以匪区收复后，规复为第一要务”，特召开省府第11次会议，由民政厅长李祖虞、建设厅长陈体成联合提议，拟设“被匪区域农村规复讨论会办事处”；议决结果，由福建省政府设立农村规复讨论会和农村规复办事处，前者为“研究规复农村问题之机关”，后者为“办理被匪区域农村规复事宜之机关”。该办事处的目标是：“鼓励被匪区内人员兴办建设事业，促进农业复兴”；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匪区农村实况及当地农业实际需要”、办理“匪区”农民借贷与合作事项、执行农村规复讨论会议决事项，等等。6月，福建省“被匪区域农村规复会办事处”正式成立，陈体成兼任主任。7月，因“被匪区域农村规复会办事处”组织规程与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的相关法规不符，该办事处旋即改设为“福建省农村金融救济处”，并由宋之英任处长；各县在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前，所有合作事务，均由省农村金融救济处兼办。具体实施办法，也经农村金融救济处拟定。福建农村金融救济处拟于闽北闽西“被匪”各县分设5个分所，第一分所设顺昌、将乐，第二分所设沙县、永安，第三分所设崇安、邵武，第四分所设泰宁、建宁，第五分所设明溪、清流。（见熊在渭：《十年来之江西合作事业》(20)，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印行，第1页）。在这里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已经明确地将永安列入闽西“被匪”县分，地位与老苏区县泰宁、建宁、明溪、清流相等。
　　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军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 
　　国民党眼中的“匪区”，毫无疑义地就是就是共产党心目中的苏区。永安苏区的论定，是对中央红军和福建闽西革命斗争客观科学的历史回归，是对战斗和牺牲在这片热土革命英魂的追念。
　　综上所述：永安作为原中央苏区县，从历史资料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部分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相关依据。

　　五、永安历史上属于闽西红土地，宁洋、罗坊划入加重苏区分量

　　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年5月18日，在《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中，已明确指出“闽西赤色区域”范围为：“汀属”八县(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清流，宁化，归化)，龙属三县(龙岩，漳平，宁洋)，共十一县。宁洋县已列入闽西赤色区域。永安在历史上原本就是归属闽西的红土地。1934年7月为国民党福建第八行政督察区（驻长汀、辖长汀、连城、宁化、清流、明溪、永安），永安的笋干，即为闽西著名的八大干之一。由于历史行政区划的原因，永安现有区域的形成，组成部分有原苏区县宁洋县的三分之一区域，有苏区县清流所属的罗坊乡等，二者划入的地界面积达永安全境的十分之三，如按照永安传统与宁洋县割图不割地的模糊区划，永安洪田、西洋等地均属宁洋地界，境域面积几达永安全境之半。
　　宁洋县于1956年7月撤消建制，原辖境域分别划归永安、漳平、龙岩三县领属。划归永安管辖的原属于宁洋的区域有小陶镇：小陶、大陶、湖口、岭后、坚村、吴地、石峰、桐林、上坂、松山、张家山等11个村；洪田镇：马洪、磉溪、留山、苦竹（水西、水东）、黄龙、上石、湍石等7个村；西洋镇：西洋、蚌口、小螺（上螺、下螺）、芹菜洋、虎山等5个村；以及原茅坪乡的桂口、文龙2个村。
　　1959年，永安又增加从清流划归的罗坊乡：罗坊、吴坊、桥头、左拔、半村、桂仁、掩双、坪坑、岳地、溪源、盘兰等11个村。综上所述这些地域的乡镇，均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明确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范围。仅这些明确属于原苏区县乡镇的土地面积，就占永安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强。
　　永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和被敌人杀害，有记载的红军革命烈士就有100余名，其中红军干部有：红军十团的邱永标、吴绍枝、吴绍斌、杨福生、张滕辉、林庭胜、胡三妹、吴汝林等人。被敌人残酷杀害的各级苏维埃干部有:永安苏维埃政府干部曹招生、吴友胜；安砂石碧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罗瑞珍、安砂石碧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张滕辉；安砂曹田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陈朝敬；贡川农会主席陈法旺、农行副主席邓纯焜、农会会员张狗子；宁洋县张坑乡苏维埃主席钟炳生；宁洋县小溪区吕凤乡苏维埃主席刘阿森；宁洋县吴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永子、农会主席许胜村、农会工作人员赖德才、农会工作人员陈琴娣（赖德才的妻子，1935年2月，在张家山反“围剿”斗争中与丈夫一起被敌人杀害）。永安的红土地，是用革命烈士鲜血把它染红！
他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行政区域的变化，长期未得到应有的光荣和待遇。为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彰显红军将士在永安的丰功伟绩，告慰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永安苏区待遇的认定工作已时不我待。

　　六、党和国家不忘老区人民贡献 为申苏进行长期不懈努力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派遣中央访问团慰问各革命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毛泽东主席心中始终惦记着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经他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阵容庞大的老根据地访问团。中央访问团以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谢觉哉为团长，下设9个分团，共8400多人。内有63个文工团和剧团、44个电影队、5个幻灯队、2个摄影队、8个曲艺队、50个医疗队。中央访问团中央苏区分团的各分队随即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迅速分赴各地进行访问，其中第七分队赴龙岩、永定、漳平，第八分队赴上杭、武平，第九分队赴长汀、连城，第十分队赴永安专区，第十一分队赴龙溪地区。除了慰问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央访问团的另一项任务是邀请老根据的代表一同赴京参加国庆典礼。经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推举，福建各老根据地共有45名代表光荣地被邀赴京。其中龙岩17人、建阳6人、尤溪6人、福安5人、永安4人、南平3人、晋江和闽侯各2人。他们带着广大老根据地人民的殷殷期望，带着老根据地群众捐献的大批革命文物和各种土特产，以及特制的锦旗和写给毛主席的信等，披红戴花地随中央访问团赴京。
　　永安作为福建老区，部分村镇已经按照政策享受老区待遇。2006年1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革命老区，永安小陶八一村，总书记特别强调：“政策好、天帮忙，还要靠人努力。”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给永安老区人民极大的鼓舞，老区干部群众奔走相告、如沐春风。永安老区十分珍惜这份宝贵财富，表示要在新时期继承红军光荣传统、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同年3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给八一村朱光木和老书记刘茂千回信，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意义，总书记说：“祝大家日子越过越好”。2007年3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在永安市委、市政府和朱光木的去信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中央领导对永安老区的一份厚爱。
　　回顾近三年来的春节，胡锦涛总书记的足迹总是踏在革命老区的红土地上。2009年1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和除夕），胡锦涛总书记在江西省井冈山市，亲切看望慰问革命老区干部群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2010年2月12日至13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福建省龙岩市，亲切看望闽西革命老区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大年三十上午，胡锦涛冒着细雨专程前往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并瞻仰古田会议会址，还与老区的干部群众一起喜迎新春，和乡亲们一道绕着长龙跳起欢快的“节节高舞”。2011年春节期间的2月1日和2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和腊月三十），胡锦涛在河北省保定市同基层干部群众共迎新春，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还专程驱车前往闻名遐迩的“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壮举发生地的保定市易县西山北乡，参观反映当年“狼牙山五壮士”和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事迹的陈列馆，并与当地群众共迎新春。胡总书记特别牵挂革命老区的建设与发展，温家宝总理也同样牵挂着革命老区的建设与发展。2011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温家宝总理前往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县，看望农民群众，了解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基层干部群众包圆子，共度新春佳节。胡锦涛总书记连续三年在老区过年的事实告诉我们，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革命老区的建设与发展。在成文的制度中，就有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支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其他中央专项资金，都要加大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扶持力度，特别要加大对原中央苏区县、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时，福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福建原中央苏区县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
　　胡锦涛的心中始终惦念着老区人民，始终牵挂着老区的发展。与闽西老区干部群众共度春节是他的一个心愿。总书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帮助老区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今后，我们将继续实施各项扶持政策，推动老区又好又快发展。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把家乡建设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永安“申苏”工作中，我们要重新温读胡锦涛总书记，给永安八一村的回信，深刻体会胡锦涛对老区小陶八一村视察的精神，折中希望“老区又快又好发展”的战略意图，在今天已经越发明朗，越发重要。

　　七、永安苏区红色文化和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永安的抗战文化研究得到相关部门的广泛重视。但是，比较研究永安抗战文化而言，对永安红色革命文化的研究是不够完整和全面。从永安首站出发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最早喊出“北上抗日”口号的队伍之一，在央视的相关报道中称比“中央主力红军早三个月”。永安各乡镇的群众，长期以来自发地保护红军文物，对散见永安各处的近千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标语、漫画、政治纲领等，进行细致地保护。小陶石峰村对红军烈士墓进行了修整，长年坚持对红军烈士清明祭扫，还建立了红军亭。小陶张家山建立了永安第一个党支部遗址，永安全境现保存200多处红军遗址，在群众手中红军文物蕴藏内容十分丰富，仅今年进行的文色文物普查，红军钱币、红军股票、红军粮票等就大量涌现，多达1000余件。土地革命时期的挡案资料8个卷宗，50余万字。这种对红军文物的保护，是永安人民在长时间形成对红军的怀念，是一种厚重的红色情结。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的形成，是永安人民在长期的红色斗争旋涡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大批共产党员，以各种政治面貌和形式为掩护，进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工作。“从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前后七年多时间。　　
　　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进步文化活动，为抗日救亡运动和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有五六十人，除少数与福建地下党有组织联系外，绝大多数党员在暂时停止组织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各自的渠道，特别是通过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进步报刊，了解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原则，遵循党的策略方针，以各种合法职业为掩护，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开展艰苦的斗争，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见《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永安著名的共产党员有：羊枣、邵荃麟、余志宏、王毅林、叶康参、卢茅居、刘子菘、李力行、李志国、李品珍、何柏华、陈耀明、卓如、周左严、郑书祥、柯咏仙、钟尚文、葛琴、曾列明、谢怀丹、霍胤光等人。
　　永安苏区红色文化和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具有因果关系。研究永安抗战进步文化，而忽略它的前因即长期在永安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永安苏区红色文化的形成，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元的变化、根本的红色基调，是促成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形成的一种潜在巨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对这种具有灵魂性质的因素未加以足够的重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的研究，将严重缺失最重要的元素。我们对永安苏区红色文化的研究，将完整、全面地展现永安历史真实的面貌，是一种客观、正确的态度。
　　长期以来，我国党史界对中央苏区的范围看法不甚一致。当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特别是党中央及各级、各部门加大对当年中央苏区县的支持力度后，各地对这个问题就更为关注。许多当年中央苏区县至今尚未被认定的，便强烈要求上级有关部门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确认。
　　永安苏区的认定工作，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对老区人民关心和爱好最好的解读；永安苏区荣誉的回归，是我们对牺牲在这块红土地烈士最好的追念。我们要以胡总书记视察时的讲话和回信精神为动力，为永安最终完成并实现申办中央苏区县的工作，而努力奋斗！
　　

　　安孝义
　　201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