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宣言》发布日 岂容薛宗耀恣意篡改

　　有个叫薛宗耀、已退休多年的“原主任”，2016年4月，他在《福建党史月刊》（第四期）长篇累牍地载文：永安是《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和长征出发地吗？其对党的历史性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的发布时间，及党的其它一些历史性文献资料，信口雌黄、恣意篡改，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表现，在全国党史研究领域，这种恶劣行径极为罕见，使人感到十分震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在谈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时间时，薛文妄称：“《北上抗日宣言》是一份规范性文告，不能没有日期，事先填写的日期为‘七月十五日’是有道理的”，接着其又称道：“《红色中华》发布《北上抗日宣言》时，落款日期仍用7月15日而不用发布日8月1日，也是考虑到《北上抗日宣言》已编印并随红七军团入闽，日期无法再更改；而后方发布改变日期，就会出现同一份文件有两种不同日期的问题。同时，这样的处理也说明《北上抗日宣言》发布日不一定要与假设日相一致”。
　　在薛某逻辑混乱、恣意妄为的揣测下，一份具有十分严肃性、党的历史性文件——《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的时间，竟然成为所谓的“假设日”！真不知是谁告诉他宣言书的发布日是“假设日”？也不知是那份资料显示宣言书的发布日是“假设日”？
　　在我们的面前，薛某人俨然是一位完成历史穿越的时代教父、历史的代言人，他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想要如何讲，就如何讲。他这是在研究党的历史吗？他这是以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恣意亵渎、践踏党史！
　　党的历史性文件，尤其像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这样重要的宣言文告，它的准确性、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绝对不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假借研究党的历史，以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轻率的态度来妄加揣摩、胡乱诠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时间，为1934年7月15日。此前，党史界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根据《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记载：“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就连国民党大事记，都承认该宣言书的发布时间为1934年7月15日，我们这位胆大妄为的原主任如何将其变为“假设日”？
　　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原主任，为了表示自己的“资深”，自我介绍道：“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有幸参加编辑由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规划、闽浙皖赣4省党史及工作部门协作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本专辑。现依据30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和不懈的探讨，对‘安文’的结论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个曾经参加编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且有30多年“不懈”的资深的原主任，不由令人肃然起敬！他自信地写到：“笔者认为，在永安（包括小陶）已发现的标语中都没有‘先遣队’的落款，恰恰证明红七军团在当地根本没有发布《北上抗日宣言》、没有亮出先遣队的旗号。所以，他们刷写标语时，无法用‘先遣队’的落款”。假如依照这位原主任毫无因果关系的思维逻辑，没有先遣队的落款就不是先遣队书写的标语，是不是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没有红军某部落款的标语就不算是红军标语呢？长征途中，永安和全国都大量存在无落款的红军标语，若依此荒唐错乱的逻辑思维，应该是算，还是不算？
　　读到薛文中许多段落的自说自话，发现他连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能了解。他说：“当时，红七军团日夜兼程，恨不得马上跨过闽江，怎么会节外生枝，在距离闽江还有10天左右的路程的永安（包括小陶）发布《北上抗日宣言》给敌人‘报信’，给自己添堵？”在这里自我暴露了这位“不懈”的原主任，书读的不认真，理解能力也出现偏差，你这是在抒情，写散文吗？。我们知道，当时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速度和进程，是严格受三人团直接控制和指挥的，部队行军的进程那天走到哪里，都有严格的规定，你就是想多走一步也不行，少走一步也不行，故从瑞金出发后经长汀、连城，“在苏区几天内的行动是带着休息性的”。试问，一支奉命出征、负有使命的重要部队，怎么可能刚一出发就进入“休息性”状态，薛某人的“日夜兼程”与“恨不得”，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所致。“当我们接受任务后，按中央指示对行动是严格保守秘密的；任务是以后在行动中逐渐提出的。”红七军团按照两个训令进入永安后，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部队番号即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必须和先期到达小陶的红九军团及红九团会合，并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渡过闽江。万余红军四面合围永安城，随之又轻取大田，部队还没渡过闽江，战就打了不少，闹出的动静肯定还不小，这“是给自己添堵”吗？薛老先生，求求你能不能专业点！
　　薛某自称有30多年的老资历，其真是应该且需要来点与时俱进。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科研管理部组织编写的《今日长征路图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第一版 第62页，三幅插图的解说文曰：“1934年7月15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永安小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石峰村时住过的民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石峰村时写的宣传标语”。如果一个人知识老化、陈旧，却又要信口雌黄地教训别人，确实很可悲。
　　党史，不是薛某人的家史。这位喜欢穿越历史，充当“代言人”的原主任，又武断地演义说道：“既然红七军团没有在永安（包括小陶）发布《北上抗日宣言》和亮出先遣队的旗号，也无法用‘先遣队’的落款刷写标语，为什么在永安的一些地方发现“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等含有‘先遣队’字样的标语？笔者认为，这些标语不是红七军团于1934年7月中旬刷写的，而是红一军团或红九军团于同年8月中旬刷写的。”他这么肯定的“认为”，不需要一点历史文献资料的佐证，不需要任何的引经据典就下结论，真是懵懂昏庸、憨态可掬，可惜搞错了对象。
　　在他一连串的自话自说的恣意揣测中，党史竟然成为其随意拿捏的对象，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地胡乱“代言”。可以肯定地说，薛某以这种卑劣的方式及这种虚无研究历史的态度、手段极其恶劣、极为罕见！其人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没有历史文献佐证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实际的田野调查等基本情况下，就能随性轻率地下定义、作结论，好在党史不是薛某人的家史，由不得他恣意揣测。
　　在薛某人的文中，这种恣意揣测充斥全篇，轻率、武断的穿越“代言”，让人感到我们眼前不是一位在研究党史的工作者，而是历史某权利机关在下定义、作结论，这位权威的“决策者”。他说道：“总之，《北上抗日宣言》肯定不是于7月15日在永安（包括小陶）发布，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于8月1日在瑞金发布，是红七军团于8月2日在古田县水口发布，是红九军团也极有可能于8月1日在南平县（今南平市延平区）樟湖坂、尤溪县尤溪口等地发布，这一种猜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看了这段文字，不知诸位看官读者有何感想？其言外之意，宣言书的发布日期，“肯定”不是7月15日，是瑞金的8月1日，或者水口的8月2日，甚至是其它的随便的什么日。中共中央、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如此庄严、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1934年7月15日）。可是，在薛某人笔下竟然成了随便书写日期，任意填画时间的这般轻率模样。薛文的这种态度和言词，只能表明他个人的素质与水平。但是，他如此低劣的文字，却能够堂而皇之地刊登上《福建党史月刊》，这确实应该值得我们的党政、纪检、监督机关的警醒。
　　薛文不顾历史事实地“肯定”，是建立在他主观唯心的臆测上，他孤陋寡闻却又匆忙替人捉刀代笔、奉命而作地制造“有争议”，其文字的用心，图穷匕见、昭然若揭。反正只要不是永安，反正否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书》明确的发布时间，隐略去了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拂晓由连城进入永安的历史事实，把严肃、重要，具有时代重大意义的《北上抗日宣言》，忽悠成为任意填写日期，随意发布地点，总之它是一件充满随意性的东西就是了。薛文秉承旨意而作的目的就是：只要不是永安（包括小陶），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从这里我们很可以轻易地看出，这是一篇奉命而作的文字，仓促中的草率不要引经据典，不要推理论证，只要通过“猜测”就可以“肯定”了。他们为了利益团体的一己之私，为了顾及圈子里及个人的小面子，可以不要调查研究，不要实事求是，甚至妄图以自己掌控的一点职权，来毁掉一段经历呕心沥血、毫无私利的民间党史研究的成果。
　　不知这位薛原主任和其幕后的一班人，是否看到过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1934年10月10日出发时，曾发布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文中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这不是强有力地验证了《北上抗日宣言书》1934年7月15日，并不是你们心目中的“假设日”，基于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薛某人等不知是视而不见，还是装糊涂，或是从未看到过、学习过。否则，其言之凿凿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对党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北上抗日宣言》，毫无任何话语解释权的薛某人，一二三四地给出了一大堆的自己臆猜的答案，却也做贼心虚地补充道：“这一种猜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他已经把自己的“猜测“作为结论，用来批驳反对别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种正确、科学的态度吗？这已经不是一种“粗浅看法”，而是罔顾历史事实的对党史的践踏。这种奉命而作的东西是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它能够堂而皇之地在《福建党史月刊》上洋洋洒洒地加以刊载，不能不说是个惊人的“奇迹”。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是一本重要的权威性书籍，书中集合了大量有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回忆介绍，如果我们有认真地阅读此书，把书中的内容仔细加以研究分析，是可以找寻出许多未解的答案。曾经参加编辑工作的薛同志，在文中肯定地说：“中央没有部署红七军团在永安（包括小陶）发布《北上抗日宣言》”、“所以，红七军团绝不可能在中央没有改变原决定的情况下，行进至永安（包括小陶）时擅自发布《北上抗日宣言》和亮出先遣队的旗号”。这位曾经参加过“编辑”此书的原主任，真是该打打屁股了！书读的如此草率，结论又下得如此武断，如果真有30多年的“不懈”，那也真应该有点长进。
　　中共中央是否有授权给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是一个毫无疑义、明确的事情，该文献资料上记载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知道这位“潜心”研究党史，还参加过编辑的薛同志为何没有看到，或许根本就没有看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该宣言书标题上的一个“为”字，就已经很说明问题，这就是一种授权。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在《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命令：“七军团随带党及苏维埃中央和军委的传单一百六十万份”，在《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就更加详细明白，“（丁）交七军团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及军委的各种宣言、传单一百六十万份”。我们弱弱地问一声这位薛“原主任”，在“各种宣言”中，是否包括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及军委”的《北上抗日宣言》？中共中央以军事、政治训令的形式，下达给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的命令，算不算是一种授权？中共中央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书》算不算是一种授权？
　　在薛文中，他说：《中央局宣传部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动员的动员计划》（1934年8月18日）“就是上海中央局宣传部，而不是瑞金的‘中共中央权威的政治宣传部门’”。这次真正算是受教长了见识，因为原书中并没有注释，书中还有一些中央局宣传部的其它文件，即：《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1934年8月30日）、《掩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1934年8月10日）均是中央局宣传部发。如果按照薛先生的说法，这些内容详实、具体的标语、口号等，也是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颁发的，那这个“上海中央局宣传部”的能量，也就足够强大的了！依照薛先生的教诲，这些内容翔实、任务具体的标语、口号应该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制定的喽？薛先生还说：“当时，上海中央局宣传部与先遣队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所掌握的讯息不是很及时、很准确，在这份《报告大纲》中，介绍先遣队的内容有好几处与史实不符。例一，从《报告大纲》的标题到正文，始终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写成了‘先锋队’。在先遣队已经出发将近一个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对先遣队不甚了解的一种表现。”薛先生自相矛盾、侃侃而言地指出：上海中央局“不甚了解”的“错误”，却能够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制定如此正确内容的政策、策略及标语口号，没有错误的薛先生是否知道，“先锋队”和“先遣队”都是当时可以理解、正确的叫法。叫“先锋队”就是“错误”，这是武断、草率的言行，是官场的老毛病又重新发作的一种表现。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34年8月18日，《中央局宣传部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动员的动员计划》就已经清楚知道并已出现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称谓，该计划也一样同时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发起参加北上抗日先锋队的签名活动”等等。同年8月30日，《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讲到“红军抗日先锋队”怎么一下就成了“不甚了解的一种表现”，就是一种“错误”呢？这种轻率地对党的历史文献，信口评说、滥加指责，是一种极为不负责、极为不严肃的态度和表现。
　　我们从薛文及他以往的其它的文字行为表现上来看，他这种草率、随意性是一贯性、习惯性、持久性、历史性的，他能长期投机混迹福建党史研究领域，因为当地存在着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丰厚土壤。如果对他这种“粗浅”的看法一一加以评的说，就立马会让人产生“满纸荒唐言”的感觉，可以说是很浪费了时间，全篇充斥着断章取义的理解、诸如对宣言书、集结地等，有的只是连一些基本常识都没有的无知，以及连起码的正确表达、论述的方法、方式，都没有很好掌握，通篇有的只是无须论点、论证、自说自话的所谓“答案”或“结论”，这位冒然穿越历史时空的所谓“代言人”尊驾且就此打住。
　　福建永安作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的历史地位、作为北上抗日起点的历史地位，是党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成果，翔实可靠、证据确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的时间，为1934年7月15日，它是党的法定时间，它是历史的法定时间，不容篡改。《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一文已率先由人民日报的人民网党史频道刊载；发布地石峰的村民，寄信及文章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获得两个感谢，就是对该文的最大肯定。
　　我们对历史，尤其是对党的历史，一定要抱有崇敬之心、敬畏之心；对党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要悉心加以学习和努力提高认识，绝对不能动不动，就以自己一知半解的水平，对党的历史性文献评头论足、横加指责，尤其不能像这位薛某人一样，把党的崇高的历史、伟大的历史、严肃的历史、认真的历史，变为的随便涂改、任意添加的糊涂账，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不仅仅是福建某些人个体偶然的表现，它是为了一个小群体集团张目，是历史虚无主义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与反扑的一种猖狂表现。他们为了自己小团体的一己之私，把党史研究看成自己独揽的小天地，他们为了一帮人的所谓的面子问题，则完全不顾一切地妄图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只要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他们就可以聚拢、抱成一团，罔顾历史事实地加以扑杀，可以随意阉割并篡改党的历史，他们对群众、对基层的党史爱好者，不是热情扶持、帮助，而是打击、排斥。薛某人这种在《福建党史月刊》公开张目，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也是这些利益集团丑陋表演的开始。好在党史研究队伍，有许多像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全先生一样认认真真做学问、实事求是研究党史的好干部，他说：“党史研究是走出来的”，他教诲我们一定要注重文献资料的研究，注重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注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不顾年事已高还亲力亲为地深入党史研究一线，翻山越岭进行田野考察，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历史，他不管你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欣然题名。同样，福建省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林强先生，也是多次进入党史研究一线，深入基层不辞劳苦地进行实地调查，他为石峰村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来信，字里行间，饱含着老一代福建党史研究者的风采。
　　2015年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村支书吴金兴和原村委主任管子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天。“此前的2014年9月8日，他们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习总书记的信中，吴金兴和管子建还附寄了刊载安孝义先生的论文《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出发地》一文的CN刊号湖南《湘潮》杂志2014年第8期样刊。这天获他们得了国家信访局的回复鼓励。 在给习总书记的信中，吴金兴和管子建还附寄了刊载安孝义先生的论文《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出发地》一文的CN刊号湖南《湘潮》杂志2014年第8期样刊”。
　　国家信访局寄来的回信，信复字（2014）597号，写道：
　　“吴金兴、管子建同志：你们好！你们近期联名致信习近平总书记的信及附件收悉。我局已转请有关部门阅研。感谢你们对总书记的拥护和信任，感谢乡亲们对革命历史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宣传，并欢迎今后就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顺利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专此函复。2014年12月29日”。
　　在回信中，代表着党和国家的两个感谢，让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的村民们感到欢欣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姓党”的重要论断，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党史工作性质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党史工作方向作出的明确定位，讲话所蕴含的创新思维，则是要求党史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中善于弃旧创新，不墨守成规，始终处于进取状态”。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这是践行聚焦党史的一次重要研究，是即时跟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即时跟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发展”。这一研究成果在人民网刊载后，中央党校的中国干部学习网、国务院的中国台湾网等主流媒体均相继转载。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全同志、原福建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林强工作，对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均予以确认，并题词及来信肯定，
　　2015年，福建省党史研究室与永安市委召开《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81周年纪念大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同志作主旨发言，他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揭开了长征序幕。参加大会的党史专家学者们认为：81年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宣传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1934年7月15日，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集结，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首发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宣言书。这三个宣言书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永安是红军北上抗日的起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福建党史研究室主任、《福建党史月刊》编辑委员会主任逢立左同志，在《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2期、人民网-2016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题为《福建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的重要文章，其称：“在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他还认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策应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长征前锋，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曲”、“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第一支打出抗日旗号的红军队伍。”中央级新闻媒体，也多次深入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拍摄长征纪录片。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他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习总书记参观展览时，视频画面资料展现了红军长征概况。其中，“由红七军团发布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时间定格为：1934年7月15日。据此，也毫无疑义地验证了同日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即为中共中央法定发布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的重要内容，它将毫无疑义地证明：从永安集结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从永安的出发的北上抗日第一军，它揭开了长征的序幕；同时，也是北上抗日的起点。
　　永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的发布地；永安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永安是北上抗日的起点。这些基本论点在认真研究、详细引证党史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依据翔实可靠，论据充分可信，是民间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已经得到上级有关党史部门，以及全国党史界有识之士的认可。

　　安孝义
　　福建 永安

　　2016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