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契约文书中的“叚”与“段”

　　永安是中国契约学暨社会经济史学的发祥地。傅衣凌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永安黄历发现的明清契约文书为基础资料，开创了以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先河，成为这一学科的主要奠基者。
　　傅衣凌先生将永安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叚”字，均作“段”字解。其后，傅衣凌先生的弟子逐形成了“傅衣凌学派”，大家仍沿袭引用。从字形、字意上来讲，“叚”和“段”肯定是有区别。那么，难道是傅衣凌先生弄错了吗？非也。
　　永安明清及民国的契约文书中，“叚”字的使用较为普遍，也有在“叚”字加土字傍，而“段”字则使用较少。
　　在永安方言中，“叚”含有“段”的意思，但它不仅仅完全是段，如“一叚”读成“gou xia”，“一段”则读成“guo dun”，在读音上具有很大的差别。如“叚”字再加上提土傍，字形上与“段”就相去甚远，更不能再作“段”字来解了。永安方言中的“叚”字，有“片”的意思，一叚（gou xia）即指田地四至不规则的一大片。
　　永安地处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的沙溪流域，东与尤溪、大田两县邻界，北与闽北地区的南平、顺昌接壤，西与明溪、清流交界，南跟连城、漳平两县、市毗连。这些四邻的周边县、市，所讲的方言均比较复杂，有闽南方言、闽东方言，还有闽北方言和闽西客话。尽管闽中地区高山连亘，对外交通不便，但在长期的互相交往中，邻近地区的各种方言都对永安方言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永安本地话是语言的活化石为中原古音，带有大量早期中原词汇。因此，丰富的语言对同一事物可形成多种层面、不同程度的表达方式。如太阳称“日头”，刮风称“起风”，下雨称“落雨”等等。永安方言在动词和量词上，则是分的更加细微，它可根据田地面积的大小有一叚、一段之别。
　　永安明清契约及民国的契约文书中，“叚”字的使用较为普遍，有时也用提土“叚”。所有这些，和永安独特的地方语音有一定的关系，永安人讲“叚”字，有着和“段”字不尽相同的意思。“叚”是叚，“段”是段，二者泾渭分明。永安人讲“叚”是指“片”的意思，它的四边范围可以不规则，但要有一定的宽度及长度，如“一叚”（gou xia）即一大片的意思，这和“段”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永安人如果讲“一段”（gou dun），其形状则是细长的一截、长宽有规则。虽然在契约文书中二者均有见使用，但说“叚”字是“段”字，或说“段”字是“叚”字，这可能是因为不懂永安方言所至，外地人来看似乎毫无差别，本地人讲读起来意思就大不一样了。
　　究竟“叚”字可否作“段”字解？二者之间是否可以互为通用呢？
　　有学者研究认为，因“叚”和“段”二字，因字形相近故而常常混淆，这种情况古已有之，熟视无睹、不足为奇。“叚”字与“段”字的相混淆，据考它从汉代的隶书就已经开始了，此后楷书亦相沿承袭。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楷书“段”字时即写作“叚”字。明代“叚”字与“段”字混用，已经为众如所识并大为流行。
　　“叚”字作“段”字或“段”字作“叚”字，它的历史脉络清晰，有文献依据和实例可考应无大碍。我们虽明知二者混淆，大多也就相沿成习，不作深究。
　　但是，如果我们将永安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叚”字，一律作为“段”字解，不能了解其中独特的语音及本意内涵，这或许也有不妥之处。契约中的文字，和当地传统语境有很大的依存发展关系，如我们在永安西洋一带的明清契约文书中发现有“尖”的计量单位，该区域多为历史上明清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时闽南内迁的移民，受原籍地方言的影响，他们以闽南话音中的“钱”字直接音译所致，我们并不能把“尖”字写作“钱”字。
　　虽然“叚”字可作“段”字解，并有着充分的历史文献资料依据，但是我们如果将永安明清及民国所有的契约文书中的“叚”字均作为“段”字来解，这就少了一份地方语音的个性化差别。在永安明清及民国的契约文书中，大量的“叚”字是有其独特的语言环境，前人在书写表述时还有写提土傍的“叚”字，这在字形上就完全不存在与“段”的差别了，这表明如果我们也一味地将“叚”字或提土傍“叚”字作“段”字解，这显然就丢失了地方语言特色，有不妥之处。
　　历史上虽然存在着大量“叚”字与“段”字之间的混用，但我们细究个中滋味还是有嚼头的。永安明清及民国契约文书中的“叚”字，书写时笔画清晰易辨，并有着独自完整的语言内容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叚”字既是叚字，“段”字就是段字，完全不必将契约文书中的“叚”字或提土“叚”字均写成“段”字。如果契约上是“叚”字，我们就写叚字，如是契约上是“段”字，我们即写段字，尊重历史沿袭书写形成的文字形式，考究了解其独特的地方语言环境特色，这比起我们将“叚”字统统作为“段”字解，故纸堆里岂不是少了一份情趣？

　　安安
　　2017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