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总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姓党”的重要论断，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党史工作性质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党史工作方向作出的明确定位，讲话所蕴含的创新思维，则是要求党史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中善于弃旧创新，不墨守成规，始终处于进取状态”。
　　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为代表，“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的专题研究工作，是党史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自觉践行聚焦党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项重要成果。
　　201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村，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
　　全国最高党史研究机构的这一权威认定，为永安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暨“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以及永安是北上抗日的起点等党史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我们要确认“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首先必须解决三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其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点，究竟是福建永安，还是江西瑞金？
　　其二，红七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究竟是从江西瑞金驻扎地出发，还是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
　　其三，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性质，究竟是否属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部队的战斗序列？
　　在这三个历史问题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点，显得最为重要和关键，是该论点的首要核心与基本前提。我们只要确认了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点，其它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结论，自然而然也就彰显无疑。同时，由于《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小陶石峰集结地的出征，永安亦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起点。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无疑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更是对长征的胜利和随后的全面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倡导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革命力量在西北重新建立新的战略基地，为随后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点，究竟是福建永安，还是江西瑞金？
　　
　　我们是凭着什么样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来让全国众多的党史专家、历史学家们相信，这份著名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它的发布地点是福建永安，而不是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江西瑞金呢？要想证明并做到这一点，这是极具挑战性、并且十分困难。
　　首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我国党史研究领域，一个根深蒂固的集体共识；同时，与之密切关联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更是毋庸置疑地非瑞金莫属；而且大家还一致地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不属于红军长征部队的战斗序列。在这三个重要的党的历史问题上，数十年间党史界、史学界等，心照不宣、口径一致，谁也未曾提出过不同的、或者是反对的意见。为此，要解决“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先行研究《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这份历史性的伟大文献，了解它的发布时间、发布地点以及发布背景。
　　笔者通过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艰苦细致地大量阅研相关党史文献资料，进行了广泛的革命遗址遗迹的田野调查。最后，综合得出以下的研究结论：红七军团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从江西瑞金的驻扎地秘密出发，部队以“半休息的状态”行军，经长汀、连城，向中共中央预先规定的永安集结地秘密进发。此时，全军上下除少数军团高层领导，知道这次具体的行动任务和性质外，就连军团参谋长粟裕同志也不知道详细内情，部队对外的番号依旧是“红七军团”，所执行的任务称为“东线行动”。
　　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强调，并提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因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不仅仅是个别部队的单独行动，中共中央在政治和军事两个训令中明确规定，它在战略上必须是与红九军团、红九团等多个部队的统一配合、完整协调的行动，在战术上则必须是由红九军团担任护送任务的一次特别行动。
　　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小陶石峰公开发布。这一天，红七军团在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军事这两个训令，以及携带一百六十万份宣言、传单等，担负着北上抗日宣传重要任务的情况下，部队经一夜的急行军，于拂晓前由连城之姚家畲，进入福建永安小陶石峰一线。当日，便是中共中央在瑞金提前印制好，并经特别授权以及预留了发布宣言书的法定时间。
　　永安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红七军团亦随着该宣言书的公开发表，部队番号始正式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集结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序幕，并具有“北上抗日第一军”的重要历史地位。　　
　　1934年8月1日，即16天以后，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全文刊载了这份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联合签署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该宣言书的原签署时间，未作任何变动。
　　那么，它们二者之间究竟谁是首先发布的时间，谁又是之后刊载的时间呢？原本它们之间的前后关系，是一目了然、非常明确的，但这种“了然”和“明确”，因党内长期存在着左的思想路线之争，以及人为的刻意混淆，故而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中共中央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拯救中国革命和红军，在共产国际的同意下，被迫做出战略转移即长征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同志虽然被极左路线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之外，但他还是高度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以革命大局为重，从党的利益出发，曾经多次根据敌情的变化，积极地向党中央、军委建言，提议红军要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在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但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傲慢地对此置之不理，他们是在屡次失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略机遇之后，被迫采用了毛泽东同志原先提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使它能够在遭遇到重大挫折、重大危机的情况下，靠自己的思想自觉、实践领导和政治选择，创造绝处逢生，进而迎来巨大胜利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施的战略转移即长征，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毛泽东同志巨大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党的领导核心和军事力量得以保持完整，这为我党创造绝处逢生，进而迎来胜利的奇迹，保留下了最重要的基本条件。
　　“九一八”事变之后，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正确地判断全国的政治局势，认为：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对峙所代表的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同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称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中国共产党面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和国民党的残酷“围剿”，我党高屋建瓴、审时度势，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适时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并以最大的决心派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北上抗日为战斗旗帜，坚持推行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正确政治主张，这与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等反动意识，形成鲜明的战略性对照。
　　中国共产党这种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战略高度为重，率先提出并实施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这就是一种具备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思想自觉。面对国民党重兵对中央苏区的猖狂围剿，中共中央以最大的决心，派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这一行动完全符合全国人民誓死抗战的时代潮流，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抗日救国的迫切愿望，因此它深得民心，并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石峰的公开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该宣言称曰：“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这种以自身的极大努力和积极实践行动的表现，最终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之成为不可替代的抗战中流砥柱，它是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致胜法宝。
　　在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生的眼中，长征最大的特质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作为揭开长征序幕，最早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所携带的一百六十万份宣言书、传单等宣传材料，以及沿途书写了大量的红军北上抗日标语，则完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政治巡回宣传”。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央红军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它在客观事实上摆脱了敌人重兵对苏区的包围圈，广大红军指战员也以惨痛血的代价，认清了王明等极左路线的错误实质，它为毛泽东同志在遵义重新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创造了最有利条件。
　　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仅仅把长征，简单地作为一次军事行动来加以定性，他高瞻远瞩形象地把长征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并明确肯定地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1934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就已经旗帜鲜明地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石峰的发布，它是我党、我军以中华民族大义为重，率先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这里面有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形成的最初脉络及先声。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决心，派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开始了以实际行动与中国人民的首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它揭开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序幕。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和全国形势的变化，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所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它是我党、我军，向全世界及全国民众发出誓死抗日救国的战斗檄文。
　　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二二一期，刊载了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一文时说：“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
　　1934年8月4日，红军政治部在《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这种“实际”与“直接”，便是最有力地表明了以毛泽东、朱德等联合签署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思想自觉地成为全民族抗日救国中流砥柱的一次重要展现。永安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是红军北上抗日起点的零公里处；是我党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折最初的里程碑。
　　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视为首要敌人。他们在小陶石峰成功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换的这个重要过程。它所进行的这次重大调整，具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是伟大的历史使命。此后，红军长征的胜利，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建立，为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再转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最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这一在永安发端的历史转折得以全面完成。　　
　　1934年8月30日，《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时间，明确定格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于七月十五日出发”。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该宣言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
　　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为代表的多部宣言书，以及大量的党的历史文献资料，均已明确地表明：该宣言书是中共中央为了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出有名，并且为了扩大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事先提前在中央苏区瑞金印制好、并预留了发布时间。它是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军事两个训令的特别授权，“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发布及散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的出征，是把战略转移即长征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全党的坚定信念和全国红军的普遍呼声。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验证一下，以便更加明确地证明该宣言书，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小陶石峰于法定的签署时间内公开发布。大家应该注意到宣言书标题上的“为”字，什么是“为”呢？它的基本词性又是什么？很简单“为”就是“做”，是“给”和“替”的意思，“给”既是“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除了先前有明确的政治、军事两个训令的特别授权外，这里的“为”字，亦可视作一种授权。
　　虽然，福建党史界有些人臆断《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时间，不是宣言书上所写明确的“1934年7月15日”，而是《红色中华》上的“1934年8月1日”。那么，请问当日与之同时发布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这一签署时间与其完全相同的党史文献，我们又该作何种解释？再者，如果依此设定，中共中央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时间，为“1934年8月1日”，这即与该宣言书文本上的签署发布时间，不仅完全不相符合，还存在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假定中央尚未授权发布该宣言书，那么《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1934年7月）、《中国能不能抗日》（1934年7月）等，在这些宣言书上屡屡出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部队的特殊番号，是否就是对外界社会的公开发布及体现？那么，它就在时间的顺序上出现了前后倒置等一系列政治性的混乱现象，我党我军重大历史性文献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便无从谈起。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领导与从属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有主宣言书与次宣言书的轻重等级关系，它必须是依次循序发布，否则在法理和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
　　2016年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等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新闻镜头特写：《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这就是对与之同日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最好的诠释。
　　同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制片人和发行人，并与有关部门联合摄制八集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其中该片在第四集《坚忍不拔》中是这样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
　　“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7000多人的队伍，来到这个有900多年历史的村庄，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标语。”“后来，经过党史专家细心比对发现，石峰正是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开始发布《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长期研究地方党史的这一正确成果，如今已经得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确认，它就是：福建永安小陶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的发布地。　　
　　因此，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永安是红军北上抗日的起点。
　　
　　二、红七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究竟是从江西瑞金驻扎地出发，还是从福建永安集结地出发？
　　
　　长期以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从江西瑞金出发”，它已经成为我国党史研究领域，一个根深蒂固的集体共识，数十年间党史界、史学界等，谁也未曾提出过反对的意见。历史事实果真是如此吗？拨开迷雾，其实不然。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的驻扎地秘密出发，全军上下共有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人的率领下，以英勇善战的第五十五团为前卫先锋，经长汀、连城，于7月14日夜，部队经急行军从连城之北的塘前、尧家畲，进入福建永安境内的小陶石峰、洪沙一线。
　　此前，奉命执行“东线行动”，担任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渡过闽江的“战略骑兵”——红九军团，也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人的率领下，迅速从江西出发，经石城、宁化、清流向永安集结地进发，其先头部队提前进入永安小陶镇西北部的凹头、牛乙坑、高际坑、石峰一线，随之迅速攻占小陶镇，在周边山坡的高地上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随时准备着迎接红七军团的到来。当东方初晓时，红军两大主力军团万余名指战员，在永安小陶胜利会师。
　　1934年7月6日黄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从江西瑞金红军大学驻地的操场秘密出发，它仅是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讲的部队从原先的驻扎地向集结地进行集中的出发，这种“出发”，不能等同于军事学意义上讲的即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大转移的第一步骤、作为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而来到福建永安苏区战略集结地的具有特定意义的出发。这两个在不同意义层面上的“出发”，看似相同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简而言之，一个是从江西瑞金的驻扎地的出发，也就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到永安集结地的出发；另一个则是：1934年7月15日，为了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在永安集结地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胜利会师时公开发布中央等一系列宣言书之后的出发。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该宣言书是经过中共中央特别授权，由红七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小陶石峰集结地首先发布。
　　当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还在小陶石峰还发布了：《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1934年7月）、《中国能不能抗日？》（1934年7月）等一系列的宣言书。
　　我们看到：红七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驻扎地秘密出发以后，部队以“半休息的状态“经长汀、连城，由姚家畲进入永安小陶石峰集结地，与先期奉命到达的红九军团胜利会师。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发布以后，红军七、九两大主力军团，遵照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两个训令，遂而形成了“护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的战略态势。因此，小陶石峰，是中国工农红军两大主力军团会师地、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北上抗日的起点。
　　从中共中央在瑞金印制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书上的发布时间上来看，他们已经充分考虑到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驻扎地进入永安集结地的路途行程，已相应预留了发布时间。我们还从大量的党史文献中获悉，红七军团从瑞金驻扎地，秘密前往永安石峰集结地、以及日后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所有行程，都严格受到李德、博古等人的制约和掌控。据七军团乐少华、刘英、粟裕等军团首长等人报告及回忆录的记载，部队每日的行军的速度、时间，都有着严格呆板的机械规定，部队每天多走一步、少走一步都不行。例如，在红军两大军团以绝对的优势兵力钳制和包围下，永安城原本唾手可得。但是，它也在“三人团”一再电令的催促下被迫无功而弃。这也足以说明，中共中央《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时间，以及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等到达永安石峰集结地的时间，都是经过精心安排，认真谋划好的。因此，宣言书的发布时间也是明确无误的。
　　一般而言，宣言书往往是记录重大事件的起始时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时，即在1934年10月10日，也曾发布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文称：“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遣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大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文中特别强调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该宣言书的发布时间，也就成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的时间。
　　1934年8月30日，《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时间，明确定格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于七月十五日出发”。中央局宣传部也是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时间，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时间。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北京第一版）中的《红军抗日先遣队经过路线要图（一）》（1934年7月7日——9月12日）所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15日、16日、17日，三天的时间均在永安境内活动，18日经由永安西洋进入大田县境。
　　至此，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小陶石峰发布为标志；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集结地出发为起点；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的历史地位得以确认，永安作为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可谓实至名归毫无疑义。
　　1934年4月下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广昌、筠门岭等地的相继失守以后，中央苏区南北大门业已洞开，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基本破灭。国民党军进而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步步逼近，中共中央书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撤离苏区的问题。会后，中共中央把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准。
　　关于这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时间，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五个月，若按照此推算，时间应该是在1934年5月。李德曾经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央做出长征决定的时间。共产国际于6月16日的复电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很明显，共产国际电报的主导思想，仍是希望中央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至于战略转移问题，共产国际只是认为眼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真正提上日程，要看夏季以后形势是否改观，是一切努力都用尽之后，反“围剿”斗争仍然无望胜利情况下的最后一条路。
　　但是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形式的骤然变化，同年6 月25 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电报明确指出：转移行动应该首先趋于保存力量，并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泛的进攻。在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为此，笔者在中共党史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的研究领域，首先提出：
　　“三人团”（最高三人团）的成立，是第五次反“围剿”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分水岭。“三人团”，作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特有领导模式，体现了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这种模式在长征结束以后，在中共党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的战略中心，已经开始由反“围剿”向战略转移即长征方面转移。
　　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的出征，意味着中央苏区所进行的战略转移即长征，就此已由秘密准备的状态下，转变为公开的军事行动。
　　2012年2月22日，福建省党史专家林强先生，在看了石峰村两委寄给的有关材料后复信说：石峰村“是名副其实的‘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俗称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也是‘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会师地之一’。”同年4月29日，全国著名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先生访问永安时，经过详细调研和认真了解情况以后，题写了：“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予以确认。
　　201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八集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第四集《坚忍不拔》中确认：“石峰正是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开始发布《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地方。”因此，石峰自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的地方。
　　综上所述：永安石峰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七、九两大主力军团，从永安石峰集结地这块红土地上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他们成功完成了我党、我军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最初的原始转化历程，这是历史性的伟大里程碑。
　　至此，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随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石峰的公开发布；随着具有揭开长征序幕历史地位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集结地出发。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暨永安是北上抗日的起点，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三、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性质，究竟是否属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部队的战斗序列？

　　长期以来，我国党史界、史学界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否属于中央红军长征部队的战斗序列，答案始终是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甚至是否定的状态。在所有已知的党史部门出版的有关长征部队战斗序列的书刊及文献资料中，根本没有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列入其中的记载。许多党史专家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仅仅视为长征前夕即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次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减轻中央苏区军事压力的一次普通战斗。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史部门陆续出版的有关长征史，有人开始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称为揭开长征的序幕、前奏、引子等，但对于该部究竟是否属于中央红军长征部队的战斗序列，有关部门还是始终保持一种含混的态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为此，笔者根据长期阅研大量的相关党史文献资料，经过长时间红色遗址遗迹的田野调查和认真细致的思考，在全国党史界、史学界，首先明确地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7月15日，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小陶石峰集结地的发布为标志，这一支具有“揭开长征序幕”历史地位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村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它是“三人团”在实施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计划中精心部署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它揭开了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战略转移即长征序幕。
　　永安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永安石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集结地。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属于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战斗序列的身份已明确肯定。那么，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还有什么其它问题吗？
　　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它所进行的战略转移即长征的主体核心思想是“北上抗日”。从永安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战略目标，与之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这种根本的、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行军路线、是否最终到达目的地等为表象，来对它进行判定。如果我们据此来分割、剥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史实，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历史，就显得不够客观和完整。因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石峰村集结地的出发，是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面临着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前奏及序曲，它在政治思想和军事行动上，和共产国际及“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第221期，毛泽东同志《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一文载：“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 毛泽东同志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这在实质上已经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全国红军的长征有机地融为一体，全国红军的长征都是“随着先遣队出发”，二者之间是前后的关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出发时，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由此可见，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石峰出动以后，红六军团等多支红军部队在进行战略转移时，均打着“第二先遣队”的旗号，就连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时也无不例外。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战略转移即长征之间的关系，是党史和学术界需要深入思考研究的课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中共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目前看来最科学的一种说法则是：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从队伍集结开始计算，得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作为红军长征时的第一支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的任务和性质具有明显的特质。因此，我们不论是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来理解长征的涵义，都可以认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了长征序幕，它是长征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有些党史专家也相继认为：首先，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的时间和派出的背景以及战略目的来看，它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成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异常尖锐的形势下组建和派出的。其战略意图既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从政治上说是为了宣传党的北上抗日的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用实际行动表达我党抗日的决心；从军事上说是为配合中央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的斗争和必要时的战略转移做出的第一步军事部署。其次，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根据地进行远征转移的时间和规模来看。它是经中共政治局书记处会议决定和在共产国际电文指示下进行的，是中央在全国红军中最早被派出的一支部队，它的出动就在实践上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关系中内在重要历史地位的具体体现。
　　我们认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的关系，也就承认了它的长征出发时间比中央主力红军提早了三个月；我们认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时间和地点与永安小陶集结地的之间关系，因此也就明确了永安是长征最早出发地的历史地位。
　　中央红军又是从什么时间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到底有几处？关于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存有争议但似乎又早已形成定论，即：“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这是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
　　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还有人则认为应该以集结地作为红军长征开始的地点，有的人则认为长征的出发地不只一处，红军是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著名的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应该以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标志，同时不否认其他地方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中央苏区战略转移即长征之间的关系，许多党史权威部门出版的长征史，已渐渐肯定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的历史地位。但是，仅此还是不够准确、明晰，我们知道，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转移即长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它本来就是和战略转移即长征之间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红军参加长征五支部队中的重要一支”。这种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否属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部队战斗序列的问题，已经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得到了全面的顺利解决。
　　尊重历史事实，是解决争端的基本条件；尊重历史事实，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当下负责，更是对未来负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有关部门，以《永远的长征》、《布告里的长征》等，以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等历史记录片和大型展览，确认了永安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战略转移即长征之间的关系；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具有揭开长征序幕的历史地位；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即长征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6年12月16日，《人民网》载文《一个敬仰自己英雄史诗的伟大民族》（作者 班永吉）称：《永远的长征》“这部片子严格按长征的本来面貌拍摄和讲述，在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事实上敬畏并尊重历史事实，按照长征本来面貌、发展线索，把关于长征历史的线路，包括战争、人物、数据等元素，以史诗般的讲述、富蕴深情的文字、生动感人的画面、激情澎湃的旋律以及全景式的视角和深沉厚重的解说，给大家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工农红军各路长征的全过程。”该片第四集《坚忍不拔》，专门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专门介绍了永安石峰。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开确认：永安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地。同时，还确认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战斗序列的历史地位。同时，他们还站在大长征的宏观角度，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极高的最新评价，称曰：“还有一部分红军将士，他们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条件更苦，遇险更烈，但他们舍身忘命。理想、信念、旗帜、精神，这一切，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这是党史界首次将艰苦卓绝、坚持三年游记战争的红军指战员和长征联系在一起，称“都构筑了万世不朽的长征魂”。说他们“条件更苦，斗争更烈”。这更是对坚持革命信念，留守根据地舍身忘命坚持斗争，始终红旗不倒的红军将士最崇高的褒奖。这在我国党史研究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永安岩、连、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之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迅速发展成为纵横三百里，人口四、五万，有兵工厂、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的革命根据地。在方方同志亲赴圣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时受到高度评价。任凭千难万险，不顾关山阻隔，他们的漫漫的长征情怀，他们抗日救国的激情，最终使之成为新四军，高举战旗继承了先烈的殊勋，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成为中国抗日正面战场上共产党的主力部队。
　　综上所述：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它是建立在小陶石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小陶石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集结地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从小陶石峰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具有揭开长征序幕历史地位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从小陶石峰出征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军以实际行动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即北上抗日第一军、北上抗日的起点的基础上。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说：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安孝义
　　201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