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中话旧事“自由车”

　　在一大堆岁月尘封的故纸堆中，我翻寻出一张1956年的“永安城关区自由车临时运输组”的工资收据。这张陈旧的雇车票据，通行使用过程十分短暂仅不到一年时间，它长15.8厘米、宽7.5厘米，白底蓝字红印显得非常规整和淡雅。也许会有许多青年朋友要问这个“自由车”，是一种什么样的车呢？还有这个“临时运输组”又是干什么工作的呢？经查《永安市交通志》（1987年10月油印本）该志书将此单位名称误为“永安城关区自行车临时运输组”，再查《永安市志》卷十二“交通”编目内容（1994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则为“永安城区自行车临时运输组”，可谓一误再误！
　　民国时期，人们称自行车为“自由车”。永安解放初期，对自行车的这一极具时代烙印的称谓被习惯性沿用下来。1951年，永安城区始有第一辆从事营运的“自由车”，车主陈宝仁是印尼归侨，车子由永春购入，为美国“三枪牌”男式车。他为了方便从事长、短途客货运输，将“自由车”后车轮钢圈线换成较粗的板车钢线，同时还把后座位拆卸掉改造成宽大的铁制平面，并且用旧车轮内胎剪成二、三寸宽的皮带，用来捆绑和固定货物。他黑瘦的身躯经常打着赤膊、穿着条半筒短裤衩，脖子上搭拉条邹巴巴的白毛巾，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皮肤像涂了一层贼亮的油膏，雨水打在上面立即唧咕滑落。他在城区坑坑洼洼鹅卵石的街头骑车疾驰而过，让路边的永安人眼馋羡慕的半死！

　　1955年5月，城关公安派出所干警将辖区“自由车”的从业人员组织起来，成立“永安城关区自由车临时运输组”。1956年6月15日，县交通局正式批准成立“永安城关自由运输组”。当年在册的从业人员有30人，均为永春籍人、其中印尼归国华侨15人；参加营运的“自由车”有30辆，牌号较杂、多为进口车，大家都一律对车辆进行了改造。当时我家就住在西门中山街商业宿舍，有几个“自由车”主就住在靠外贸笋干仓库的民房内。那一带靠前是西门商业区非常繁华，出了三叉街口就是城区最大的水路码头，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围在一起抽烟谈笑等待着顾客。如果是熟门老客还可以半夜三更摸到家中，谈好价钱就可以推车走人显得十分方便。他们熟练的车技总能把车骑得稳稳当当，就像有生命、长了眼睛的马儿一样非常驯服。车子在郊外沙石路上咝咝地驶过，发出匀称沁心的微微响声，宽大的座位让乘客既稳当又舒服。就是夜间走郊外小路也不怕，“自由车”还安装有先进的“摩擦电”装置，能够把漆黑的夜空劈刺出一道明亮来，那帅呆的感觉真是够味！
　　这张1956年6月6日的“自由车”工资收据，是本地一位在卫生系统工作的赖韵姬同志，因公务雇了一辆“自由车”从永安城关到洪田。该段公路为建（欧）朋（口）线、属205国道，距离长度为25公里，当时全部为泥土沙石路面，“自由车”的车价是1.4元，车主是邱来成。据查同期福建省交通厅龙岩总站永安至洪田的汽车客票价仅为0.67元，每日发车时间一班次，时间定于早晨六点。两票差价竟达一倍以上，看来可能确为单位有急事，要不坐班车既快捷又省事。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坐，到了50年后还竟然坐出一段故事来。
　　1957年后，永安县交通管理部门对全县非机动车辆和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的分类管理。“自由车”运输工人，先后归属“县三轮车服务社”、“县运输服务社”、“县水陆运输社”等国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仍然是将自己“赚饭吃”的爱车称之为“自由车”，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为，在以后印刷正式票据时仍然是挂着“地方国营永安县搬运站自由车组工资收据”，我手上就保存有当年粉色纸印刷的人民币贰角正和壹圆正的票证收据数张。
　　根据相关交通管理部分统计，永安营运的“自由车”从解放初期的1辆，至1956年36辆，发展到高峰期1962年的50辆，随即到1965年迅速锐减至13辆。此后，随着“凤凰”、“永久”、“飞鸽”等国产自行车牌子的日见增多，1970年永安全社会单位和个人自行车保有量已骤增至5836辆，城乡汽车客运交通也越加便捷。永安人对它的称谓也从“自由车”演变为“脚踏车”、“单车”、“自行车”等，这种当年穿街走巷、下乡进村营运的“自由车”，终于在70年代初期走到它的末路终点，完全彻底地从我们生活的视线中消失了，从这这张小小的票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逝去职业昔日曾经有过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