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灵与肉应该是绝对自由的,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应该是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这种自由的精神,是诗歌的灵魂和精髓所在。因此,诗人必然决定她没有领袖、没有帮主、没有教头,甚至没有主义。自由的诗歌绝对不会成为一种工具,不会为了发表和可怜的稿费,向某种思想和书刊的版主大哥讨好献媚,她更不要为获得所谓诗坛教父的评判而为此卖艺献身。自由的诗歌是像鹰一样可以飞翔在天空,也可以像檐雀在屋檐或枝头喧闹,每个诗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创作空间,但她绝对不能成为笼中学舌的八哥,不能在有形和无形的精神樊篱下作有限的鸣叫和飞翔。
“廿一世纪的中国诗坛,是一个“诗阀” 混战、“诗匪”横行的年代,没有统一公认的诗歌领袖,各地诗阀诗匪们拉帮结派,占刊称王,已经乱得不能再乱。”文中谈到的这种现象,在许多省市区域的小地方显得尤为严重。小帝国的版主享受着占刊为王的尊贵,把诗人当成属下的臣民呼来唤去,簇拥吆喝体验着山大王的满足。在这种精神教父个人好恶的抉择下,一亩三分地的青苗似乎长成一个嘴脸。没有个性、缺乏思考的所谓诗歌,被教主像搭积木一样论功行赏地排满一版。做为恩赐你要感激、你要谢恩,你甚至要三呼万岁。
福建永安青年诗人聂书专曾说过:“中国真正的诗歌在民间”。就像当年北岛、舒婷们自费油印的《今天》诗刊一样,它们虽然装帧粗糙、简陋,但这种历史的分量至今仍是沉甸甸的。人民需要的是从诗人心中发出的真实的呼声,不是需要欣赏它漂亮的外衣和豆腐加工厂生产的产品。评论家冯楚先生愤怒而起,撰文呼吁,要《远离“诗江湖”》,指出:“中国的诗歌已是沦为体制内或体制外的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的市场工具。这工具在穿过伟大的汉语之光后,便终于都露出了一个个媚骨”。诗人在唤起社会良知和人民心灵觉悟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看自己是站着还是跪着!
“诗坛两极分化,诗人贫富不均,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中国文化体制因政治感染而产生的怪胎。”其实,诗人在经济上的“贫富不均”还是个小问题。可怕的是更多的人想把诗歌做为政治仕途的敲门砖,为自己谋求一官半职能啃几根剩骨头而不懈努力,再以亦文亦宦“诗官”混杂的身份自视尊高,在政治上获得些许小权柄的家伙,瞧不起曾经的同行者。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和复杂的关系网频频在各种报刊发表自己的“作品”,在为官享受腐败滋味的时候,仍然不愿放弃诗人的儒雅,个人诗集像砖头一样成了向上攀爬的楼梯,有的人甚至把诗歌作为向上邀功献媚,把上级领导也拉成“诗人”的行贿礼品。这是中国诗人的彻底堕落,圣洁的诗歌已经不如街头卖笑的妓女。这样的诗人还可以为自由。为人民、为自己歌唱吗?
中国真正的诗歌在流浪,他们没有家。但是,即便如此真正的诗人也绝对不向权贵和霸权屈服乞讨,自由的精神是他们高高飞翔的翅膀。在人民群众中间、这些在社会政治、经济上贫困挣扎生活的诗人,是中国诗歌的最后的希望。他们就像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女孩手中最后的一根火柴,历史和人民不会让这样的圣火熄灭!现实社会没有刊物愿意发表他们的诗歌,就连像当年油印一册也十分困难。但是,人民已经把真正的诗歌在自己口中传诵;他们虽然没有钱出版诗集,历史用自己的深沉厚重将她一次次“出版”。
“一些党报、国刊的诗歌编辑,占着茅坑就永远有拉不完的屎:一方面利用自已耕种的诗歌版面为自已扬名,三头两天就发表自已的实验诗作,既捞了大名,又多领了稿费(自已的作品可多加几块,反正是公家的钱)。成了率先成名暴富的诗人大享,享尽了诗坛的荣华富贵,成了当朝的“诗阀”、“诗匪”。另一方面,这些编辑诗人利用自已掌握的“公款稿费”多少为自已积累了一点“私德”,由于手中有发稿权,捏着一群诗人朋友们的饭碗,因此走到那儿,诗人们都感恩戴德,哥们不尽。”文章中的激愤言词虽然有些偏颇,却也反映了一些现实状况。天下之大东方不亮西方亮,“网络时代的掀起,给诗歌革命带来了希望的署光。通过网络的相对自由,诗人想发什么诗就发什么诗,想骂谁就骂!甚至把一些“诗匪”追剿得狼狈不堪。诗人内心的长期压抑多少都得到了一点欣慰。”
文章还认为:“诗人的名气地位还需要国刊纸刊的认同,这是历史的正统。”其实,这是一个真正诗人自己也逃不出的谬误。诗歌需要的是时代和人民的最后认同,诗歌的剩余价值在未来。中国的许多诗人在他们自由的时候,他们的诗活着。诗人如果被权势招安,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诗歌生命。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到得还少吗?我不是诗人,但我看到很多诗人的堕落;我不是诗人,但我真想为中国的诗人痛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