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草根合作社”的梦想与现实

　　11月16日晚，海拔1120米的永安市上坪乡上坪村。 

　　初冬的乡村，夜，总是来得特别早。七点多光景，便只剩寥寥几点灯光嵌在夜的黑幕上。远处几声犬吠，平添几分寂寥。放下了家里的活计，陈绍安抹黑从家里赶到了合作社会议室。早到的社员已经在整理着桌椅；后来的陆续拿着手电，披着寒气进来。热茶，说笑声，橘黄的灯光，小小的屋里温暖而热闹。 

　　“除了在外打工的，该来的都来了。”对此，陈绍安颇为满意，“今天开会，大家合计一下合作社以后怎么走，然后再表决村民陈晓红入社的问题。” 

　　“好久都没得开过会喽！”社员陈德裕呷了一口茶，笑着说道。然后，又低下了头，翻看手中的《南方农村报》。报纸，是“农民黄埔军校”之称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捐阅的。 

　　合作社“系出名门” 

　　永安这个偏僻的高山村，为何与著名的晏阳初“定县实验”发生地——河北定州翟城产生关联，离不开合作社的发起人、理事长陈绍安的努力。 

　　陈绍安是上坪村一位普通农民，1990年高中毕业后，学过医，在水电站工作过，在乡政府做过临时工，在永安开过摩的。“在外面漂泊、打拼了多年，发现自己的根，还是在农村。”回到村里后，陈绍安承包了村卫生所，时常读书看报关注了解国家的农业政策。 

　　“在农村生活了这么些年，一直有个感觉，农民一旦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就可能求助无门。卖一些毛竹笋干，还会被商贩欺价；买农药化肥，担心价格高，还可能买到假货。一个村子，乡里乡亲的，有个互助联合组织，会不会更好呢？”一种朦胧的合作意识逐渐在陈绍安脑袋里形成。 

　　2005年，刚学会上网的陈绍安，在网上看到，“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青年学者邱建生等人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实行“劳动者免费入学”。温铁军“分散的小农经济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有出路，才能与市场对接”等一系列发展农村合作社的观点，让陈绍安兴奋不已，“感觉一直要找的东西终于找到了！” 

　　陈绍安一边把网上学到的合作知识，与亲朋好友分享，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不断打电话到翟城，希望得到学习的机会。 

　　努力终有成效。5月20日，陈绍安和陈德茂、陈绍易、陈国汀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村民“搭起了合作社的架子”，有32户村民入社；5月24日，陈绍安又坐上了去河北的火车。 

　　“在学院，农民真正被当成一回事。上课位子不够，教授和大学生志愿者都站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坐。”在翟城的几天学习，陈绍安终身难忘。 

　　在那里，陈绍安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温铁军，“听完他发展合作社的三句‘八字经’：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我就成了他的‘信徒’”。 

　　“学了几天，脑袋满满的。一下子很有信心，有了很多想法。我们村海拔高，可以因地制宜，种反季节蔬菜，种食用菌，种高山茶；还可以搞笋竹加工等等。”陈绍安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带领社员共同致富，甚至改变村里面貌的钥匙。 

　　迟到的揭牌仪式 

　　河北归来，等待陈绍安的并非鲜花和掌声。 

　　一些不利于合作社的风言风语很快传进他耳中。“一群破铜烂铁，能干成什么事？”“搞什么合作社，又像20世纪50年代吃大锅饭？”有的社员也在怀疑：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在村里说不上话的“穷伙计”，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能一起干什么？…… 

　　更有甚者，怀疑合作社是在搞传销活动，或是什么非法组织。前面的闲话，可以不管；但这个质疑，却戳到了陈绍安痛处：合作社没有“名分”。“其实，这是全国合作组织的通病，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找不到主管部门，合法性遭质疑。” 

　　很快，有四户社员经不起闲言闲语，先后退社。其中一户，是陈绍安的姐夫。社内一时人心涣散，风雨飘摇。 

　　“不行，合作社要生存下来，一定得找个‘名分’！”为这，陈绍安没少受挫折。 

　　“去工商部门，他们建议我们注册合伙企业。这意味着我们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风险，每年还得上交营业报表等等，还有2000多元的注册费用也让我们却步；民政部门建议我们登记非营利性的专业协会，问题是我们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要合伙经营致富，还有我们不可能专业，养猪赚钱我们就养猪，种菜能致富我们就种菜。”陈绍安等后来又去找科协、农业局等单位，希望能够挂靠。结果是，“像一个姿色不够的女人，抛了媚眼却没人睬。”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绍安的合作社理念，终于等到了供销社部门的认可。“三明市供销社的领导听完我的汇报，眼前一亮，当即决定支持我们，并让我们在供销社登记备案。”今年3月30日上午，上坪农村社会化服务合作社举行了迟到的揭牌仪式。 

　　“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名分固然重要，但合作社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支持，一定要做出几件像样的事情，给村民看看。” 

　　为了让社员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合作社按照“高处着眼，低处着手”的原则，做了几件“想着容易”的事。结果却让陈绍安感到，“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合作社成立之初，正值春耕。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对化肥进行统购经营：社员自己出资，由组织者代购，按成本价购买。“当时，我们想，量大，又直接从厂家发货，肯定会降低成本。别的村民都会来我们这买的。”以碳铵为例，每50公斤比周边村降低了1元。“每个社员一年差不多要用500多公斤，也就省了10来块钱。但我们没考虑到乡里整个市场的消化能力，货进太多，现在还积压了一半。” 

　　去年冬天，合作社又组织社员统购统销冬笋：在上坪乡设点收购冬笋，再卖到永安。合作社承诺，每公斤只赚一毛钱的差价。“收购冬笋的商贩知道后，便着急了。四处散播谣言，说合作社骗人。有的村民也想，哪有这种好事情呢，不愿把笋卖给我们。”社员是轮流值班收购、售卖冬笋，前后延续了四个月。到最后一算，由于合作社的收购，带动冬笋价格的整体上涨，为全村增加了10多万元的收入。“但是，分到社员手中，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四元钱的值班费。今年，再也组织不起来了。” 

　　今年年初，正逢身份证二代换证，合作社邀请身份证照相点的摄像师进村照相，并提供一条龙服务。“开始我想，这样既不误农活，又能为村民节省交通费用，还能提高合作社的地位，何乐不为？可后来，因为二代证迟迟没发到村民手中，大家都怀疑合作社把办证的费用给挪用了。 

　　之后，合作社试图引进服装加工的项目，无疾而终。 

　　合作社带来的改变 

　　“村里有能力的人，都自己干自己的，不屑于入社。加入我们合作社的，都是村里最弱势的村民。”合作社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在向村委“争取”来的会议室里，贴着从学院“复制”过来的合作社章程：“本社的宗旨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通过社员的互助与联合，为社员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维护社员利益，促进社员增产、增收，提高社员生活质量和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社员金学虞是从温州“倒插门”到村里的，他加入合作社的目的很简单：贫苦兄弟间有个照应，碰上不会做的事情，能和大家多交谈；平时没事儿，聊聊天，也会开心点。去年9月，儿子升初三，老金打工的钱没结账，家里又没别的闲钱。正着急时，他想到了合作社的资金互助制度。在合作社成立的时候，老金入股了200元。按照章程规定的1∶6比例，他从社里借款1200元，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9月底，老金种的花菜一直长不大，且菜叶枯黄，这让初次种菜的老金心急火燎。碰巧，合作社请来的专家正好给社员讲授蔬菜种养技术。老金听了才知道，种菜喷药施肥还有诸多讲究。听了专家建议，他上永安购买了100多元的农药和肥料，按照要求喷了三天，马上有了效果。 

　　令老金觉得“入社划算”的还有开会的滋味。“我不是党员，也不是村民代表，很少有机会开会。合作社有什么事情都摆出来，大家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在陈绍安看来，合作社给社员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入社前很少说话的村民，在开会时都敢开口说话了，而且都能说到点子上。” 

　　“断链”的“产供销链条” 

　　像老金一样，满意合作社现状的社员很少。更多社员对合作社“只有空架子，没有好路子”的现状，表示不满和担忧。开例会时，陈绍安甚至说道，“再这样下去，合作社会有散伙的可能。我们没有项目，没有产业。一年来做的事情，也只是小打小闹。等大家新鲜感一过，会都难开了。” 

　　陈绍安认为，他们合作社作为“弱者的联合”，要发展，离不开四个因素形成的产供销链条：一是提供农资和购买农产品的企业；二是提供技术的专家；三是给政策扶持的政府；四是合作社自身努力。每一个因素断链，其他因素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但，“我们的合作社，除了自己跑跑腿找来专家上上课外，就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没人愿意管。”陈绍安说，他经常“厚着脸皮”去相关部门“讨支持”。“领导一听我的想法，都说合作社是个好想法，但是你们要做出成绩来，我们才好扶持，不能光说些好听的。” 

　　对这类说法，陈绍安只能摇头，“只是我们社，人少，资金也少，没胆量贸然引进一个项目。因为我们支付不起失败的成败。一旦失败，合作社就垮了。可实际上，哪有包赚不赔的项目呢？” 

　　合作社发展了，就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没有政府的支持，一个由农民们自发成立的合作社，怎么壮大呢？“头脑好用有想法”的陈绍安有些想不通。 

　　今年10月3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审议通过。陈绍安把一份全文印发该法的报纸拿了出来，在扶持政策的章节里，加了好多下划线；11月13日，一家化肥企业得知陈绍安和他的合作社的事情后，赞助了2000元；11月22日，陈绍安再次北上，“北京有一个免费学习的机会”。 

　　如何让合作社摆脱目前不死不活的困境？愿陈绍安此行能够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