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暨中国契约学的发祥地

　　抗战时期，傅衣凌先生在福建永安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暨“中国契约学”，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暨中国契约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并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学术流派——“傅衣凌学派”。永安，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暨中国契约学的发祥地。
　　傅衣凌先生（1911年—1988年），原名家麟，又称休休生，1911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35年，东渡日本，进入法政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投入救亡运动，开始从事农村经济史研究，并在“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任编辑股长，主编《战地通讯》，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正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抨击卖国活动”（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合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第279——289页）。
　　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任编辑课任主任期间，“为躲避日机的轰炸在距城十多里的黄历的一间老屋，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嘉靖年间以迄民国有数百张之多，其中有田契、租佃契约以及帐簿等等，他即依据这些契约整理成三篇文章，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在协和大学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也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著 中华书局2008年3月 北京一版一印 第2页）。
　　战时永安发现的这批明清契约文书，成为傅衣凌先生研究并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暨中国契约学的基础核心材料，他据此先后写成了《明清时期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等多篇论著，公开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1941年起，他曾历任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福建省立师专等校副教授、教授等职。此后，还连续发表了徽州商人、洞庭商人、陕西商人、福建海商等论文。“由此而催生出一门被称为‘社会经济史’”（见《学术月刊》2012年12期第117——125页）。傅衣凌先生在永安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暨中国契约学，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该项学科一直是中国史学最活跃且水平最高的分支之一，它是福建省抗战陪都永安、燕水之滨，名震华夏的“东南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毕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探索研究工作。他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见 陈支平《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2008-08-10　光明日报）。傅衣凌先生抗战时期，在永安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暨中国契约学，并成为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主要奠基者，永安作为福建省战时省会及民间蕴藏着大量明清契约文书，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研究氛围。
　　在《治史琐谈》中，傅衣凌先生说道：“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我侧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研究。可是这些史料，在中国正史中除了《食货志》、《货殖列传》、和一些政书，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记载，并且他们的记载，多半是涉及到公经济，特别是关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则记载得很少，这给我在进行研究时是一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搜集史料。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加以利用呢？”（见《书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1984年第一期 总第二十六期，第10——11页）。　　
　　傅衣凌先生在永安郊区黄历乡发现的这批明清契约文书，是在国家和民族遭受重大危难及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他依然重视田野调查并依据民间蕴藏丰富文献资料，开始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初研究，他充分挖掘并利用以前较少人关注的民间文献，创立了用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注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以小见大。同时，又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其中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
　　在永安写作《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略》一文时，傅衣凌先生在论述之余，仍然感到意犹未尽，他继续写道：“本文草竟，复检得明嘉靖一年古契一纸，见内有缴纳冬牲的规定，其时上距正统十三年邓茂七之乱，仅一百零五年，则知这封建的苛制，并不以乱事而废止（永安县即于正统乱后增设的）。因其极富有历史价值，故不避繁赘抄录原文如次”。（见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3月31日出版 第9——16页）。这份“极富有历史价值”的明嘉靖契约，即为“在城人魏佛清续置苗田二段，坐落二十七都黄历乡凹头洋路上”。抗战时期，黄历乡是福建农学院所在地。严家淦先生主持修建的桂口水电站亦在境内。
　　永安的这些明清契约文书，不仅令傅衣凌先生“狂喜”，而且他由衷地深感“其极富有历史价值”，这批抗战时期发现的明清契约文书，在傅衣凌先生和他的学生杨国桢、陈支平等教授及“傅衣凌学派”等学者的诸多著述中，成为学术研究论证的权威题例，至今仍经常被反复引用。“傅衣凌学派”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处于此项学科的最高端领域。
　　傅衣凌先生把自己起源发端于永安的研究范围，总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他在自传和许多著述中，也时常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抗战时期，在永安发现这些明清契约文书的传奇经历。如今厦大的有些学生，还将其在永安发现这些明清契约文书的经历，演绎成传奇故事，说成是：“傅衣凌先生当年在破庙避雨，于佛像肚中发现一批史料”。关于傅衣凌先生在永安发现这批明清契约文书的数据与说法，我们应该以傅衣凌先生的自传为准。
　　当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发现的这些契约文书，主要是城郊黄历乡冯姓家族，以土地买卖、租佃为主的契约。傅衣凌先生之所以来到黄历，是因日机对永安实施“无差别”轰炸，福建省银行疏散人员，在黄历附设机构所致。如今，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原因，永安各乡镇蕴藏大量的山林交易、笋竹买卖、养鱼造纸、伐木烧炭、种菇采药、庙宇神权、乡规民约等内容各异的契约文书大量涌现，这些从元代至民国及建国初期的契约文书，是永安历史文化的瑰宝。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契约文书都有直接地反映，如明、清封建帝王的改朝换代、辛亥革命、洪宪复辟、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福建事变、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等，它所产生的数量可观契约文书，更是直接、真实地见证了永安历史发展的脉络。
　　在永安的这些历史契约文书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永安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北上抗日先遣队发布的宣言书、书写的抗日标语、漫画等，以及三年游击战争，在方方同志领导下的永安岩、连、宁苏区，它是在中央苏区已经丢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发展至“人口四、五万，纵横三百里”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永安苏区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中央苏区是不会在国民党的围剿下丢失的，而且完全可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再行武装割据建立新的苏区”（见安孝义《永安审苏笔记》未定稿2012年 第54页）。当年，在方方同志亲自辗转奔赴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永安苏区，火种不息，红旗不倒经历过程时，当即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另一事例：抗战时期，永安福建省财政厅厅长严家淦，主持开展的“田赋实征”经验，受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委员长的高度重视。它在永安率先试行实施后，面向全国大力推广，为此基本解决了中国持久抗战的粮食问题。永安苏区的红旗不倒的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好答卷。永安“田赋实征”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是福建军民对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巨大贡献。
　　永安是明清契约文书的宝库，民间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据初步了解本地各乡镇契约文书的储藏量约达百万份计，仅小陶镇一地就有约三十余万份。但是，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大量的珍贵的契约文书，在缺乏重视和保护的条件下，人为破坏及自然灭失，损毁情况十分严重，成百上千的契约文书被当作破烂废纸，有一常年下乡收购文物的朋友，认为这些虫蛀鼠咬的纸头卖不到钱，见内中还有许多墓地、坟山的买卖文书，他认为触了霉头、十分不吉利，干脆将一编织袋的契约文书全部焚烧。还有的村寨乡民旧屋拆掉后，搬走有用的瓦片和木料，成捆成箱的契约文书任其随风飘零、日晒雨淋。有的村民见到这些存放在阁楼、夹层，甚至棺材中的契约文书后，认为它是老祖宗的东西，还焚香祷告当作纸钱一把火烧掉。现在，一些收购文物的朋友觉得它可以卖钱了，便走村串户、翻箱倒柜地搜寻，一个家族传承有序的契约文书，被东西南北、拆散零卖。永安大量珍贵的明清契约文书，因长期无人重视及价格原因，被人为地倒卖流向外地。因此，抢救和保护永安珍贵的古代契约文书，责无旁贷、刻不容缓。
　　傅衣凌先生当年发现并加以保护研究的永安契约文书，主要是城郊黄历乡冯姓家族，以土地买卖、租佃的契约为主。如今，随着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原因，永安各乡镇大量的山林交易、笋竹买卖、养鱼造纸、伐木烧炭、种菇采药、庙宇神权、乡规民约等等，这些从元至民国及建国初期的大量契约文书，是永安历史文化的瑰宝，它所随之产生的各类契约文书，更是见证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傅衣凌先生，在永安开创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暨中国契约学，是抗战时期福建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福建人民对中国抗战的重要贡献。
　　永安，作为傅衣凌先生最初扬帆起航，开始研究这项新兴边缘学科的第一站，它是这一学科发源的“祖地“，这种血脉相连的紧密关系，几乎可以成为它权威的代名词。傅衣凌先生曾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休休室”，自号“休休生”，缘于早年为学时颠沛求索、流连思想于永安之“休休亭”，他对永安这一学术祖地的历史情节，始终伴随一生。
　　永安——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暨中国契约学的发祥地。